編者按：本文為大陸著名記者盧躍剛一年前寫給台灣作家龍應台的信，對兩岸及國共兩黨的發展歷程有深刻的看法及省思。本文內容也刊登在最 近一期（45期）的亞州週刊。

應台：

香港的十二月，我們去郊遊。在開往東平洲的渡輪舷邊，你的面色凝重，心裏有事。你說，你要寫一本關於一九四九年的書，來記述海峽兩岸中國人的悲苦命運。我說是一個好題目，中國人這段歷史走了樣，很沉重，應思量。時間很匆忙，等我讀完《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以下簡稱《一九四九》），我們說話的情景已是兩年前的一段畫面。

“向失敗者致敬”，“向所有被時代踐踏、污辱、傷害的人致敬”，你想結束成王敗寇的歷史觀，你用悲天憫人的人道主義情懷回眸那個年代、被那個年代踐踏並忘卻的數千萬卑微亡靈以及數億苟活的家人，以換得一種安慰，一個輕輕的歎息：哦，還有人惦記著我們，惦記著這些事情。

你似在低聲詠歎：“至今遺恨迷煙樹，列國周齊秦漢楚。贏，都變做了土；輸，都變做了土！”“傷心秦漢經行處，宮闕萬間都做了土。興，百姓苦；亡，百姓苦！”

但這還不夠，你以國民黨失敗者後代的身份向海峽對岸喊話，希望大陸的當權者能即時反省，在奪得江山六十年“大慶”之日，向曾經被內戰踐踏、污辱、傷害的國人道歉，以消彌嫌隙、仇恨，構建兩岸中國人健康的精神世界、對話氛圍。

這個道歉，對於當政者來說，是懺悔，是反省；是責任，是義務；是對“打江山坐江山”山大王統治觀的超越。對一個以聲稱“為人民服務”、矢志構建和諧社會為旨歸的政權來說，用數千萬無辜亡靈和上億悲苦家屬的名義，以及一個民族的分裂大悲劇來換取一聲“對不起”，愚以為，這個要求不過分。豈止不過分，抑或很卑微。六十年滄桑，台海兩岸隔異，中國人生命歷程的一個甲子，經過了“不惑”、“知天命”，已是很漫長；“對不起”，我們還會等多久？

慶倖的是，臺灣方面，空谷足音。2000年10月30日下午，在臺灣馬場町，國民黨主席馬英九向五十年代初期被國民黨殺害的共產黨人及其家屬三鞠躬，他說，雖然“白色恐怖”時期他只是小孩子，但既然他現在身為主席，就必須承受國民黨過去的責任。他是國民黨政府遷台五十六年後，第一個為臺灣“白色恐怖”事件正式道歉的國民黨主席。

這年我們在香港，剛好看見《亞洲週刊》對馬英九道歉的封面故事報導。讀了徐宗懋的文章，我才知道，為了正式道歉這一天的到來，臺灣社會已經醞釀了很長時間。2000年，你就任臺北市文化局長的時候，已經冒著巨大的政治風險，在臺北二二八紀念館的地下展廳舉辦了馬場町死難者槍殺現場的歷史圖片展。因此你被斥責為“共產黨的同路人”。

馬場町槍殺的主要是所謂“共匪”——中共地下黨員。我們唏噓感歎，讚賞馬英九，期待共產黨，雲中共若能效法國民黨，向內戰時期、建政以後被他們傷害、蹂躪的國人致歉鞠躬，善莫大焉。

我們說，一下子讓中共放下身段，行糾錯、道歉謙卑之禮，絕無可能，要一步步地，手把手地，先通訊息，示以善意，再教禮數，建立倫理底線共識。陳婉瑩女士、錢鋼先生請我們吃飯，你做陪，席間，我和李大同向你致力於澄清党文化的毒害、調整臺灣社會政治文化心態的努力表達了敬意，並向你約稿。不久，你寫的《一個主席的三鞠躬》在《冰點》發表。

這篇文章中，你的善意很委婉：看看，國民黨是怎麼做的，共產黨是不是能學學？一晃又是四年，什麼也沒等來，於是你在中共建政六十周年這個坎兒上，直截了當地發出了呼籲。你得到了怎樣的回應？依舊是勝利者的傲慢、自大、淺薄、宵小和譫妄。你這部書不能在大陸出版，你的聲音在大陸被圍追堵截，視“龍應台”這三個字為寇仇。這在我的預料之中。

你只要看看北京中南海新華門前的大標語，你就會明白六十年前、六十年間的孤魂野鬼、悲風苦雨為什麼聽不到一聲“對不起”了。你怎麼能指望繼續自個兒喊自個兒“偉大、光榮、正確”並且“萬歲”的執政者道歉？道歉的心理基礎是什麼？是謙卑、敬畏、寬容、自信。這四條在大陸有嗎？有這四條，還會六十周年大慶，耗費奢靡，在天安門上博那幾個人烽火一笑嗎？

國、共兩黨本是一家人，前後腳出生的兩兄弟，都是蘇俄的盧布、思想、制度一個奶嘴兒養大的孩子。大哥國民黨，小弟共產黨，孫中山“聯俄、容共、扶助工農”，在第三國際的壓力下，乾脆共產黨整體加入了國民黨。毛澤東甚至當過國民黨的中宣部長。我常說，與香港人比較，大陸人更容易與臺灣人溝通，臺灣人更容易融入大陸社會。兩岸政治文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政治心理是同構的。

《一九四九》，看到你奶奶二十年代就參加了共產黨，還帶著你爸爸去聽過毛澤東的演講，我就樂了。差一點，我們就可以紅色後代的身份同桌參加勝利者的流水盛宴了。你奶奶當了老革命，僥倖不死，進了北京城，沒準兒是全國婦聯供著的某大姐，節日大典跟著上天安門城樓子風光無限了。

就具體人而言，情感是一樣的。你爸爸經常拿著鞋底流淚想家，我很能理解。一九三五年（當地人不這麼說，叫“民國二十四年”）冬天，一個大雪紛飛的夜晚，我爺爺連夜趕了兩雙草鞋，讓我爸爸帶上，第二天跟著紅軍撤退。當地農民不叫“紅軍”，叫“烏老二”、“黴老二”，與當地的“棒老二”（土匪、袍哥）同類。不同的是，與抗日戰場越來越遠、旨在獲得蘇俄庇蔭的紅軍卻到處寫標語，沾石頭的地方都刻紅字，有棗沒棗一竿子，走一路抗日政治宣傳一路。

我大伯是長子，大伯母生孩子，我爸爸頂替大伯當了紅軍。不頂不行，實際是強迫當兵。那時他才十五歲。我爸爸的臨終遺囑是，骨灰帶回老家，雖然八寶山留有他革命經歷的殊榮。歷史的陰差陽錯，哥哥成了農民，弟弟成了將軍。本來應是另外一番圖景。

我爸爸講的“爬雪山、過草地”的故事跟所有的長征宣傳不同。過草地的時候，他趕的犛牛被偷殺來吃了，犛牛身上馱的東西的自己背著；他的一袋子炒麵被戰友偷了，他是餓著肚子走完草地的。所謂“長征”，是落敗逃亡。真正演繹著的，不是“革命理想高於天”，而是殘酷的適者生存的法則。

國、共兩兄弟的差別是，按照歷史學家唐德剛先生的說法，毛澤東（共產黨）爭天下比蔣介石（國民黨）更狠。否則不會把殺人如麻——中國人殺中國人的事至今當豐功偉業，否則不會把長春圍城之役——餓殺平民約三十萬（依《一九四九》的保守估計），即相當於南京大屠殺人數的事兒津津樂道。

我們這個年齡段的人，對遼沈、平津、淮海三大戰役耳熟能詳，甚至倒背如流。“文革”後期中小學的政治課主要是講三大戰役。我們知道，以“解放者”、“大救星”自居，當然是橫掃千軍如卷席，是在民心盡失的國民黨政府的殘垣斷壁上，在國、共兩党官兵的屍骨上，在億萬農民的血淚上建立合法性基礎的。

失敗者“轉進”到了臺灣，臥薪嚐膽，蝸居療傷。勝利者的行為卻著實怪誕。他們不是像歷史上所有改朝換代的勝利者那樣，輕徭薄賦，獎勵耕織，休養生息，而是按照革命的血統論，把國人嚴格地階級成份等級化，一部分人如“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分子）”及其家屬成百萬上千萬人墮入地獄，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先是向農民翻臉，踐踏土地革命承諾，踐踏自己制定的法律——凝結土地革命成果的《土地法》，進行二次土改，變私有化為集體化——國家化——黨化，把幫助自己打下了江山的自耕農變成了農奴；次之向知識份子翻臉，向民主黨派、工商界人士翻臉，把過去的同盟者打成自己的敵人、右派，進行“洗澡”、洗腦、改造、專政。

接下來的是無休無止的黨內權力鬥爭，政治運動不斷，禍國殃民。在這裏，我要鄭重介紹二十世紀中國的偉大詩人牟宜之（1909—1975）先生。牟宜之先生一生追懷杜甫士大夫的詩史傳統，悲憫情懷，在1971年深秋林彪事件後寫的《詠史之一》（其詩集《牟宜之詩》2009年在大陸出版）中抗議：“權貴廝殺如豺虎，百姓躬耕似馬牛。”

我以為，他的詩準確概括了共產革命在中國大陸取得政權後的歷史，堪稱“有韻之《史記》”。共產革命是二十世紀人類最大的一場災難。共產革命的每一頁都彌漫著殺氣戾氣，至今不輟。

國、共內戰，死個幾百萬人暫且不算，戰爭本來就是血腥的。我們要問，中共建政後，和平時期冤死了多少人？從土改、鎮反到文革、六四。光是1959—1961“三年大饑荒”——不，是“五年大饑荒”！根據已經披露的檔案和相關研究，一九五八雲南、河南等省已經開始大面積饑荒，已經大規模地餓死人了；一九六一年取消“大食堂”，四川當政者李井泉深知毛澤東的心態，說大食堂“是人民公社的心臟”，繼續推行，致使四川大饑荒持續到了1962年春天。前四川省政協主席廖伯康在他大陸正式出版的長篇回憶文章中說，大饑荒時期四川省餓死至少1000萬人。我的研究支持他的結論。大饑荒前，四川人口7000萬，也就是說餓死了七分之一！

“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當時中國大陸普遍地存在著人吃人的現象，以至國家主席劉少奇直面毛澤東，說，人相食，要上書的。說“文革”是浩劫我不反對，但是對於底層民眾而言，真正的浩劫是大饑荒！只不過大饑荒餓死的四千多萬人絕大多數是農民，農民一直處於社會弱勢階層，至今被剝奪被損害，沒有代言人為他們說話罷了。五年大饑荒餓死了四千多萬冤魂野鬼不需要一聲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