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大選與過去幾次一樣，都有著標誌時代的特殊印記，但這次最特別的是，致使國民黨面臨毀滅性潰敗不是在野黨的政治路線，而是人民的怒吼。我們看到新舊價值在選舉的各個層面嚴重衝突激盪，選舉固然是成敗論英雄，但價值激盪對社會的淘洗卻是長遠，影響得失無人可預料。
最引人注目的是新舊價值對壘，首推世代與階級。台北市長選舉，無黨籍候選人柯文哲聚焦年青世代敲動傳統藍綠板塊，這個戰略是取自洪仲丘事件、太陽花學運突顯出的新社會力，他弄潮站上浪頭，連帶再次發動青年世代集結，投入各地選舉活動，台北市外溢出的效應至少遍及桃竹地區。返鄉投票運動盛況空前，網路上公民透過各種平台議論政治的熱度廣度，幾乎讓藍綠政黨望塵莫及，甚至影響輿論方向，讓傳統的優勢媒體淪為被動追趕。
青年世代成為影響大選走向的新勢力，挑戰的是掌握政治機器的舊世代，同時也因爭奪資源重新分配，在政治態度上也選擇站到父祖輩的對立面。選戰到最後，柯文哲訴求的「這一票聽孩子的」，召喚青年世代以溝通鬆動舊世代，使得國民黨不得不以「這一票聽父母的」回應。台北的世代之爭白熱化，但擴散到全台是不爭事實，在選戰最後一週，民進黨開始強力訴求為孩子投票，著眼的也是青年世代。面對國民黨執政不力，民心思變，這次在野候選人選擇從世代矛盾切入，將思變落實為行動，已預告新世代對舊政治板圖的破壞力量。
世代問題牽動的另一個新舊價值對立，在於權力階級。過去台灣政治地位無論朝野政黨或方派系都是世襲居多，而選民對於民主政治中有此封建殊景卻無太大質疑，甚至認為這是一種專業。但隨著近年中產階級消失，貧富差距惡化，政策往資產階級傾斜，使得平民必須以運動方式爭取權力。
過去六、七年裡已有不少關於土地、環保的社運，去年洪仲丘事件推倒軍審制，今年太陽花學運牽制兩岸協議進程，正面對抗西進的企業財團，直到選戰中出身政治世家的連勝文受制於權貴身分苦戰。連帶其他有類似家族資源的候選人，如新北市朱立倫、桃園吳志揚、雲林張麗善、嘉市陳以真等都必須在階級背景的問題刻意淡化家族色彩，但最後除了朱立倫虎口餘生，其餘盡皆敗陣。這裡透露出，源自經濟地位不平等的階級矛盾，已擴及政治領域。其它可以觀察到新舊價值對壘還有選戰策略，國民黨在台北市採取傳統的組織動員及文宣，幾乎被網路鄉民盡數殲滅，而在中南部的雖然還能透過派系椿腳運作，但台中彰化嘉市的失守，以及雲林開高走低，在在證明派系椿腳的動員已不被群眾認可，甚至可斷言派系根本已見風轉舵，折服在民意風向前。
另一個值得關注的新舊價值對立在於意識型態。「藍綠v.s第三勢力」、「統獨對立v.s支持現況」、「國族矛盾v.s公民認同」，這是本次大選中非常特殊的價值選項並列。過去這些對立都曾個別成為議題焦點，但在今年，由於國民黨自北到南失去地方執政的危機升高，這些價值對立被重新拿出來催票。藍綠格局是最基本的選戰模式，特別在濁水溪以北，國民黨必須在此架構下打選戰否則開不出基本盤。但這次第三勢力不只在台北市異軍突起，甚至在中部是自家人出現「第三方面」另開戰場。中彰派系整合失利，藍營候選人被迫自家人要先內戰一場，雖然資源已下放但選舉結果證明藍綠格局自南到北已全數瓦解。
派系整合不易其實透露出基層對於藍綠政治格局的不滿。在中南部，這次鄉鎮級的基層選舉，無黨籍人數爆增，其中由藍變白的最多，雲林以南各選區，掛國民黨籍參選寥寥可數，使國民黨只能棄守改支持非民進黨候選人。
藍綠對決格局的失靈在中南部縣市長選舉中也非常明顯，嘉市陳以真、雲林張麗善刻意淡化國民黨色彩，對手刻意將黨徽、馬英九與之連結還引來反制。這個傳統的對立線快速消解，國民黨這次又只好拿出統獨牌，雖是地方選舉，但打出統獨對立是企圖埋下經濟恐嚇伏筆，似乎對都會選民有一定效果。然而在兩岸和平紅利已為財團企業掠取的前提之下，儘管郭台銘全台輔選，加上15萬台商大軍返台，仍無法發揮決定性作用。
統獨意識最高漲時，其實是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到陳水扁執政前期，那是台灣經濟發展還在正成長階段，中小企業景氣蓬勃。但這些年的社會趨勢卻是兩岸愈交流支持現況(反對統一)的人愈多，即使用經濟牌來包裝兩岸牌都已效力疲軟。
藍綠統獨牌的失效，在台北市長的選戰中卻意外引爆國族認同的政治地雷。國民黨大老連戰、郝柏村的「皇民說」將解嚴以來逐漸沈積在歷史記憶中的國族認同問題翻攪到檯面上。殖民時期是多數台灣人家族的經歷，三、四代人從日本人、中國人到中華民國人、台灣人，期間還有二二八的集體傷痕，連帶的省籍矛盾也被挑動。這種催票的粗暴手段，不只傷害本省籍人士，軍公教為主的外省籍家庭一樣感到不安。兩岸和解之後，國族認同矛盾竟如幽靈般浮現，雖然連郝在國民黨內眾本土大老勸說下道歉滅火，但舊土新翻，深埋在歷史底層的意識型態糾結重新呼吸到當下的社會氛圍、汲取人民意識的養分，究竟會如何萌芽結果，是這次大選最深重的懸念。為兩岸搭起和解橋樑之人，最後一戰竟親手撕裂兩岸融合的認同基礎，歷史最大的諷刺莫過於此。
兩岸在馬英九執政初期，本可在經濟紅利帶來社會和解的有利條件下，擴大認同營造更進一步的共識基礎，但可惜的是，大陸當局選擇的是香港經驗，以企業財團、特定政黨、親共社團等網絡進入台灣社會，或許這些年來的垂範效果不錯，擴大了共同利益的群眾基礎，但卻忽略這些源自國家資本收攏而來的財團、權貴及幫辦完全沒有牽頭台灣意識的能量。直白的說，這些積極支持和解促統的力量，是大陸統戰工作從台灣社會切割出去的，而不是營造兩岸共識的緣接界面。這個事實，在這次大選的過程中可獲得充分檢證。
一次大選不能翻轉兩岸既有關係，但大陸當局關切的政治談判，顯然是在一個舊的政治結構中推進，嚴重忽略台灣新的社會力在公共事務、政策方向及政治版圖消長所發揮的影響力。
新民意具備渲染共震的能量，選舉結果已宣告台灣政治版圖的破與立。地理上在野黨已越過大安溪，但真正重要不是藍綠的壁壘在那一座山脈或河流，而在人民思變，企圖追尋一種新價值以改變當下的生存困境。隨著新生世代逐年投入民主政治活動，新舊價值的淘洗會在可見的未來改造這個社會的面貌。
從太陽花學運引燃的兩岸協議反思，伴隨行政機器失能而蓄積的公民意識覺醒，大選結果裂解傳統政治格局，未來一年半台灣社會已註定在新舊價值激盪的情境中，邁向第三次政權輪替的歷史挑戰。有意逐鹿的政治人物不可能不回應這股愈發壯大的新民意，而舊價值的固守者必然也會抗衡反撲。我們拉起觀察高度不難發現，此時此刻正是兩岸開放交流廿多年來，台灣面臨世代交替之際，最全面的價值覺醒，人民如何選擇，牽動兩岸未來何去何從。大選結果不是答案，迷霧方起。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