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人稅豈能消弭貧富差距 - 林建山/財團法人環球經濟社社長 (台灣) - 自由論壇

富人稅豈能消弭貧富差距

林建山/財團法人環球經濟社社長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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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戶條款」被視為「富人稅」的表徵，也被認為是臺股量能無法放大的超級大石頭，在毛內閣啟航施政報告初始，優先成為熱議焦點；但是，這一被視為是振興當前臺北股市重要手段的廢棄「大戶條款」提案，在立法院審議以證所稅凍結三年為決，還是造成市場非常波瀾。
學者劉憶如擔任財政部長的第一響起身炮就是開徵「打擊有錢人高消費」的奢侈稅(豪宅稅)與「實施資本利得稅」的證所稅，從當時這兩個稅項的本意，就已具體顯露出，臺灣主政當局的確是用心要積極動用政策手段上的「實質富人稅」，以壓制並「有效懲罰」社會上「高所得者的財富累積」，同時也積極想要消弭社會上「用錢賺錢」、「用非勞力之資產賺錢」的行為與人；但其機制設計，卻事實上祇能懲罰「本國人」，根本無以抑制「外國人」身份者，造成社會不平之忿。
所以，兩個稅項實施以來，除了打趴了國內資本市場的基礎動能，抑制了工商產業的投資活力，使國家「悶」經濟更加振興疲乏，政府稅收反而更為減縮之外，看不到有任何對於整個國家政治經濟社會，帶來具有「淨正向」的效益。這也就是在十一月二十九日九合一大選國民黨大潰敗之後，「經濟選民」紛紛力議，放寬兩個稅項「大戶條款」門檻，或乾脆取消「實質富人稅」的證所稅制。
不過，由於現任財政部張盛和部長堅定要落實馬英九總統「追求絕對公平正義」的治國意志，更加上十一月十六日法國大左派經濟學者皮凱提(Thomas Piketty)來臺宣講《新資本論》，力主採用高額「富人稅」手段加重課徵，且認為是療治社會貧富差距的「唯一解方」，這項權威的加持，固使臺灣實施尚稱短暫的奢侈稅(豪宅稅)與證所稅，以至「外加所得稅」等「富人稅」項及其機制，是否就會被「圖利有錢人」的提議所改變或廢置，乃成為「比較不可能的任務」了。
事實上，對於追求「社會公平正義」所採行的「資本利得稅(capital gain tax)」，或「更積極資本利得稅」的「富人稅」，以至「豪華消費行為稅」，在國際經濟發展歷程中，絕大多數先進經濟體，都曾經陸陸續續採行實施過，尤其是在每逢各國大選舉時節，這種採取超高稅率以加重徵課「富人稅」項的主張，總會競相出籠，甚至被快速完成立法；然則，祇要各該提議政黨贏取選舉，並正式主政後，則又紛紛予以「展緩實施」或「擱置不行」甚或「暫時凍結實施」處置之，等到下一回合大選舉時節到來，又再一輪回祭出，純粹用以「騙取選票」。所謂「富人稅」在所有先進國家，都一樣祇是響亮政治訴求，從來就不曾是真正被落地執行過的一種國政經濟實務。

類似項證所稅及豪宅稅之類的「富人稅」及「超額消費行為稅」，之所以在絕大多數著有經濟發展績效的先進國家，一向行不通的原因，可以從全球化社會及「比較國家競爭力論」角度，看到幾個實施之後，反而有害「國際公平正義」的問題與負向作用力，乃至每每不得不必須予以保守看待。
第一是，富人稅制的實施，首要對社會的衝擊，是會把社會資金、本國企業家精神，統統「驅趕出境」而去，實質所得結果是把「自己國家的財富」送給了「外國及外人去享受與使用」，確非任何一個當家主政者之「聰明的」治國理政手段。
第二是，富人稅制的「深層價值」，往往肇致實際「懲罰」了社會創新力與社會勤勉努力的士氣與用心，當社會「創新倍利」的成果及「勤勉努力」的累積，都被視為「仇富反商」意識形態之下「仇讎罪惡」(或「原罪」)的目標對象時，則整個社會還有可能期待能夠再持續出現源源不斷的創新破突、用心用腦努力、升級進步的動能與新生動力產生嗎？
當整個社會因此陷入沒有硬體創新、軟體創新，也沒有制度上及行動上之努力時，則不從「富有的貧富差距社會」一路淪落為「窮無的貧富差距社會」也難。皮凱提的共產主義經濟理論主張，固然幫助歐蘭德在2012年打敗沙科吉當上了法國總統，但其依皮凱提主張所實施開徵75%的超高富人稅制，不到半年時間，前揭兩大效應就果然排山倒海而至，嚇得歐蘭德立即喊卡停止，讓法國回復到沙科吉的「國家競爭力稅制」軌道上；但在政治現實上，此舉已經整垮了歐蘭德的支持度與執政權威，甚至讓歐蘭德公開表示，不敢尋求2017年連任。
法國的近例，祇在呈現一個重要經濟社會理則：租稅制度(包括富人稅)的「重分配機制能力」，是有其限度的；為今之計，倘若真要消弭社會貧富差距問題，恐怕要用雷根式「供給面經濟學」思維，努力提升拉抬自由市場機制內「弱勢者」及「低能者」的條件及能力，譬如積極透過教育學習訓練、輔導促進手段，改善弱勢者與低能者的知識能力與競爭力，乃至勤勉程度，才有縮小貧富差距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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