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
年
01
月號論壇主題
網路世代對兩岸三黨走向的衝擊
中國大陸網路世代面對的知識與道德的抉擇
曹培鑫/中國傳媒大學傳播學副教授(大陸)
2014年，中國大陸線民數超過六億，中間兩億多是未達而立之年的青年人。然而這個超過六億人的網上群體在過去一年裡建樹平平，幾乎沒能把任何一項集體性成就歸於其名下。日前政府全面封鎖Gmail服務，雖受其影響者不計其數，然而除去網上吐槽，大家仍然忍氣吞聲，沒有聯合抗議，沒有線下抵制。抱怨聲中，聽到最多的竟然是：“原來翻牆還能上，現在怎麼都上不了了。”——按此邏輯，只要我自己還有辦法翻牆看郵件，別人的郵件被不被封，與我何干？而筆者看來，這種缺乏同情心，抖機靈式的自我保全，正是在這個六億人大社區裡最流行的行事邏輯。實際上，這個邏輯並非網路獨創，它只不過是線下真實社會價值觀的線上反映而已。網路社區的居民並非生活在烏托邦式的虛擬世界裡，被犬儒主義的“保全自我為第一要義，罔顧他人”的價值觀滋養長大的網路世代，若要期望他們改變世界，先要等待他們改變自己。
知難行易，改變從認識開始
在中國特有的社會制度建設過程中，宣傳與資訊控制是其意識形態建構的一體兩面。在2014年11月的烏鎮世界互聯網大會上，國家主席三提網路安全，將對互聯網資訊的管理提高到國家戰略與安全的高度。官方也就勢將互聯網資訊封鎖從遮遮掩掩的幕後操作，明白表述為“我們不歡迎不友善的資訊”。針對此次Gmail被封事件，《環球時報》在12月30日發表了評論“若Gmail真是中方封的…那就應接受停用現實”，此是這一轉變最及時的注腳。
然而資訊如一張紋理綿密的巨網，剔除了“有害的”和“不友善”的部分，資訊之網也便千瘡百孔。而年輕人以此資訊為源泉，認識個人經驗之外的世界，其頭腦中的世界畫面也必定是支離破碎的。因此我們常常發現，似乎已經在無遠弗屆的互聯網路裡掌握了大量資訊的年輕人們，其價值判斷、行為處事等諸多方面，仍然表現非常幼稚。這種幼稚病，反映在大陸反日大遊行的暴行中，也反映在“寧願在寶馬車裡哭泣”的婚戀價值觀裡。學者余世存更是給了犯幼稚病病入膏肓的中國人一個嶄新的定義：類人孩。顧名思義，也就是在一個個成熟健壯的軀體裡，居住著類似孩童般幼稚的心靈與頭腦。
在心靈幼稚孱弱的青年群體中，指望依照道德定律行事的集體性行動，未免不切實際。因此我們也就不能對互聯網的普世“解放性”太過樂觀。在阿拉伯之春與顏色革命中起到關鍵作用的互聯網，特別是社交網路，在中國高速發展的資訊技術體系裡早已日臻完善，很多人也認為微信比臉書更好用。關鍵是，這裡徒有技術的軀殼，卻沒有成熟的頭腦與有意識的社會行動。據統計，單在2014年，中國就發生十萬次以上的群體性事件，可是廣場政治、十萬人法則等政治理論在這裡統統失效。
需要說明的是，筆者在此並非鼓吹革命，而是提醒讀者注意這個吊詭的事實：數以千萬計的人們曾走上街頭，他們關心自己的得失的時候，可曾停下來關照他人的訴求？數以千萬計的人們曾走上街頭，當政者卻似乎可以輕而易舉地將他們分散擊破，不留痕跡。這是怎樣的政治生態，又是怎樣的政治參與者？
此處舉一例說明：2013年，中國大陸某知名作家在其微博上呼籲社會關注其父親舊宅被暴力強拆。微博首發後數日內，該作家連續發微博披露當地政府與開發商勾結，強拆內幕，並公開信致國家領導人。筆者當然同情其遭遇，不過也不禁想到，過去數年來，大陸處處強拆，弱者無力發聲，不是忍氣吞聲就是採取極端方式抗爭，常常釀成悲劇。而此作家從未為被拆遷者發聲，直到推土機開到自家門口。此等情境，不就是德國牧師尼莫拉的詩中描繪的：“最後他們奔我而來，卻再也沒有人站起來為我說話了”。
缺乏對這個世界真實圖景的清晰認識，與道德低下的社會價值觀指導下的社會行動兩者互為表裡。因此青年人應當將認識世界當作第一要務，然後才能指望更有意義的社會行動。
而在今日的中國大陸，認識世界的第一道難關便是資訊封鎖的高牆。那麼，怎樣面對這座高牆，自然又是一個道德選擇：你可以翻牆而過，自給自足地接觸資訊；你也可以與他人共同努力，爭取打破高牆，與他人共用最終的資訊自由流通。
光明又曲折，重建道德巴別塔
中國大陸有流行語：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將此用在描繪網路世代的未來，正是恰如其分。筆者雖然前述因為對這個世界認知的模糊不清，年輕人們難以運用能量巨大的群體性資源，種種反抗都停留在散兵游勇的孱弱狀態。然而我更堅信，新聞審查制度最終必然走向失敗。
互聯網在中國迅速發展，線民更是活躍在網路空間的各個角落裡，其所帶有的巨大的能量早被公認。甚至連魯迅先生早年嚴詞批評的“圍觀”文化也在網路世代裡有了新的意義，大家都說“圍觀改變中國”。——網路世代的圍觀，與魯迅時代的圍觀斬首看熱鬧，其本質區別在於：透過點擊與評論，線民關注的話題可以保持高度的社會關注度，從而有可能引起當權者的良性互動。過去數年間，中國的線民就曾透過集體行動諸多行善，比如微博打拐、免費午餐等等。
然而“圍觀”自然遠遠不夠，此二字本身便帶有“形勢不妙，拔腿就跑”的怯懦與騎牆風格，是被動的參與。而縱觀世界各地因通信技術而帶來的大變局，若要有所成就，都不能缺少線下敢於擔當的參與者。遠有阿拉伯之春，近有太陽花運動為例。
中國網路世代的特殊情形，有其歷史淵源與政治現實的限制，因此才會出現一盤散沙，鮮有建樹的現狀。而改變這個現狀，其當務之急便是重建社會的道德秩序。
此處筆者並非提倡抽象的道德治國，而是提醒讀者，今天的中國大陸，首先在社會生活中拋棄以鄰為壑的極端自私自利的道德墮落，以及拜金主義的社會價值觀，重建人與人之間的基本信任與友善，將社會生活回復到“去革命化”的常態，才有可能指望在此基礎之上，成長出有道德感的網路世代。而在此之後，對其抱有的種種進步性的期望，才有可能是現實的。
End
知難行易，改變從認識開始
在中國特有的社會制度建設過程中，宣傳與資訊控制是其意識形態建構的一體兩面。在2014年11月的烏鎮世界互聯網大會上，國家主席三提網路安全，將對互聯網資訊的管理提高到國家戰略與安全的高度。官方也就勢將互聯網資訊封鎖從遮遮掩掩的幕後操作，明白表述為“我們不歡迎不友善的資訊”。針對此次Gmail被封事件，《環球時報》在12月30日發表了評論“若Gmail真是中方封的…那就應接受停用現實”，此是這一轉變最及時的注腳。
然而資訊如一張紋理綿密的巨網，剔除了“有害的”和“不友善”的部分，資訊之網也便千瘡百孔。而年輕人以此資訊為源泉，認識個人經驗之外的世界，其頭腦中的世界畫面也必定是支離破碎的。因此我們常常發現，似乎已經在無遠弗屆的互聯網路裡掌握了大量資訊的年輕人們，其價值判斷、行為處事等諸多方面，仍然表現非常幼稚。這種幼稚病，反映在大陸反日大遊行的暴行中，也反映在“寧願在寶馬車裡哭泣”的婚戀價值觀裡。學者余世存更是給了犯幼稚病病入膏肓的中國人一個嶄新的定義：類人孩。顧名思義，也就是在一個個成熟健壯的軀體裡，居住著類似孩童般幼稚的心靈與頭腦。
在心靈幼稚孱弱的青年群體中，指望依照道德定律行事的集體性行動，未免不切實際。因此我們也就不能對互聯網的普世“解放性”太過樂觀。在阿拉伯之春與顏色革命中起到關鍵作用的互聯網，特別是社交網路，在中國高速發展的資訊技術體系裡早已日臻完善，很多人也認為微信比臉書更好用。關鍵是，這裡徒有技術的軀殼，卻沒有成熟的頭腦與有意識的社會行動。據統計，單在2014年，中國就發生十萬次以上的群體性事件，可是廣場政治、十萬人法則等政治理論在這裡統統失效。
需要說明的是，筆者在此並非鼓吹革命，而是提醒讀者注意這個吊詭的事實：數以千萬計的人們曾走上街頭，他們關心自己的得失的時候，可曾停下來關照他人的訴求？數以千萬計的人們曾走上街頭，當政者卻似乎可以輕而易舉地將他們分散擊破，不留痕跡。這是怎樣的政治生態，又是怎樣的政治參與者？
此處舉一例說明：2013年，中國大陸某知名作家在其微博上呼籲社會關注其父親舊宅被暴力強拆。微博首發後數日內，該作家連續發微博披露當地政府與開發商勾結，強拆內幕，並公開信致國家領導人。筆者當然同情其遭遇，不過也不禁想到，過去數年來，大陸處處強拆，弱者無力發聲，不是忍氣吞聲就是採取極端方式抗爭，常常釀成悲劇。而此作家從未為被拆遷者發聲，直到推土機開到自家門口。此等情境，不就是德國牧師尼莫拉的詩中描繪的：“最後他們奔我而來，卻再也沒有人站起來為我說話了”。
缺乏對這個世界真實圖景的清晰認識，與道德低下的社會價值觀指導下的社會行動兩者互為表裡。因此青年人應當將認識世界當作第一要務，然後才能指望更有意義的社會行動。
而在今日的中國大陸，認識世界的第一道難關便是資訊封鎖的高牆。那麼，怎樣面對這座高牆，自然又是一個道德選擇：你可以翻牆而過，自給自足地接觸資訊；你也可以與他人共同努力，爭取打破高牆，與他人共用最終的資訊自由流通。
光明又曲折，重建道德巴別塔
中國大陸有流行語：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將此用在描繪網路世代的未來，正是恰如其分。筆者雖然前述因為對這個世界認知的模糊不清，年輕人們難以運用能量巨大的群體性資源，種種反抗都停留在散兵游勇的孱弱狀態。然而我更堅信，新聞審查制度最終必然走向失敗。
互聯網在中國迅速發展，線民更是活躍在網路空間的各個角落裡，其所帶有的巨大的能量早被公認。甚至連魯迅先生早年嚴詞批評的“圍觀”文化也在網路世代裡有了新的意義，大家都說“圍觀改變中國”。——網路世代的圍觀，與魯迅時代的圍觀斬首看熱鬧，其本質區別在於：透過點擊與評論，線民關注的話題可以保持高度的社會關注度，從而有可能引起當權者的良性互動。過去數年間，中國的線民就曾透過集體行動諸多行善，比如微博打拐、免費午餐等等。
然而“圍觀”自然遠遠不夠，此二字本身便帶有“形勢不妙，拔腿就跑”的怯懦與騎牆風格，是被動的參與。而縱觀世界各地因通信技術而帶來的大變局，若要有所成就，都不能缺少線下敢於擔當的參與者。遠有阿拉伯之春，近有太陽花運動為例。
中國網路世代的特殊情形，有其歷史淵源與政治現實的限制，因此才會出現一盤散沙，鮮有建樹的現狀。而改變這個現狀，其當務之急便是重建社會的道德秩序。
此處筆者並非提倡抽象的道德治國，而是提醒讀者，今天的中國大陸，首先在社會生活中拋棄以鄰為壑的極端自私自利的道德墮落，以及拜金主義的社會價值觀，重建人與人之間的基本信任與友善，將社會生活回復到“去革命化”的常態，才有可能指望在此基礎之上，成長出有道德感的網路世代。而在此之後，對其抱有的種種進步性的期望，才有可能是現實的。
End
作者簡介
Author Intro
曹培鑫/中國傳媒大學傳播學副教授(大陸)
現任:中國傳媒大學傳播學副教授。
學歷:德國美因茨大學傳播學博士。
曾在中央電視臺、北京電視臺任記者、編輯；德國之聲中文組、臺灣中央廣播電臺德文組自由撰稿人。2005-2006年在臺灣國立政治大學訪學。中國攝影教育獎（2012），德國弗裡德里希瑙曼獎學金（2004-2007）獲得者。
學歷:德國美因茨大學傳播學博士。
曾在中央電視臺、北京電視臺任記者、編輯；德國之聲中文組、臺灣中央廣播電臺德文組自由撰稿人。2005-2006年在臺灣國立政治大學訪學。中國攝影教育獎（2012），德國弗裡德里希瑙曼獎學金（2004-2007）獲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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