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國查理周刊發生慘劇的前兩天，德國科隆大教堂熄燈，表達對當地新納粹遊行的抵制。在此之前，巴伐利亞小鎮溫西鐸(Wunsiedel)把排外的遊行轉換成慈善的募款，小鎮居民用彩色的橫幅說”新納粹,前進!”.因為這些納粹的支持者每走一公尺，各界就捐款10歐元給反排外運動，他們甚至把我的奮鬥和香蕉包在一起放，告訴大家快熟了!我的奮鬥到頭了，在終點，有高亢的華格納音樂相伴，居民頒發感謝狀給遊行者，因為這個遊行為反納粹共募得超過十萬歐元。
歷經排猶大屠殺，德國社會對種族與排外的問題顯得更深思熟慮.雖然德國目前也為新舊移民而苦惱,但德國的進步力量發想了這些溫暖的嘲弄,讓新納粹每每想要形塑肅穆哀悼變得十分窘困。更重要的是,這些行動得到主流社會的響應,每次新納粹遊行，就有十倍以上的人數集會反制。
但同樣是對極端派的嘲諷，法國的查理周刊卻付出了生命的代價.當全球都以”我是查理”來聲援他們時，法國極右派國民陣線創始人勒.朋(le Pen)的孫女馬芮恩(Marion Marechal le Pen)卻說:”如果是捍衛言論自由,我是查理,如果;如果是支持查理周刊的編輯方針,我不是查理”。查理周刊在英國的同行作家威爾.塞夫(Will Self)引用門肯（HL Mencken）對新聞學的定義：他認為，好的報導應該 ‘讓循規蹈矩的人不安，賦予不安的人以慰籍’。
無論是漫畫還是文字，門肯認為如今這些拿宗教極端主義者尋開心的 ‘諷刺作品’ 的問題在於："你不知道他們到底在讓誰不安，也不知道他們撫慰誰。我不是在為槍擊者辯護，他們的行為絕對是不能饒恕的，但我們也應該想想，在一個人們動不動就從 ‘言論自由’ 中獲得高潮的社會裡，很少有人質疑行使這種自由需要承擔的責任。”
 世界的穆斯林領袖在第一時間譴責暴行，但他們未必認同”我是查理”的號召。半島電視的編輯哈德（Salah-Aldeen Khadr）在郵件中稱「當你的作為同時冒犯了數以千萬溫和派人士時,誘引極端分子這件事,並非勇敢的忤逆」。他也質疑，《查理周報》事件是否真的是「對言論自由的攻擊」，認為將事件描述為「極端勢力的衝突」比較恰當。
歐洲自上世紀70年代以後的排外風潮有著長期的社經脈絡，這次慘案會發生在法國更有其特殊的背景。法國政教分離的國策吸納了許多東歐及亞裔菁英，但就是對前殖民地的穆斯林消化不良。查理周刊在2011年發行專刊嘲諷先知莫罕默德，第二年法國政府因此暫時關閉了20多間的使館與僑校，法國的司法系統與政治上左右翼都認為事涉立國的原則，仍然堅持查理周刊在言論自由的限度內。但銷售量是一個重要的訊號，每次查理周刊只要出現醜化穆斯林的專輯就會大賣，代表穆斯林在法國主流社會中必須面對相當的敵意。
即使還不需要比照德國，訴請法律以宣揚仇恨入罪禁止周刊發行，但民主社會容許媒體長期羞辱少數族群成為合法的獲利模式，就為社會埋下暴力的因素。而且偏見都是成雙才會生效，暴力也不應獨獨指向穆斯林極端分子。不需要特別提醒，歐洲極端勢力殺傷最多的單一事件不來自穆斯林，而是2011年挪威極右派的夏令營屠殺事件。
 法國托大的福利體系無法有效帶動拉業的需求，卻放任警察在都市執行空間的種族隔離。2005年巴黎郊區穆斯林青年的暴動，十年來左右政權輪替，但穆斯林的處境並無改善。法國中產白人生育率很低，卻驚恐於穆斯林的高產。法國奉行平等的原則，但在名實之間，種族仍是階級等差的大致界線。法蘭西的問題就在於她未曾有英美全球性帝國的包容度,又不甘心如北歐或瑞士等小國務實地看待移民問題。
 有論者說反諷與不敬都是歐洲民主的珍貴傳統，但這些言論的匕首，都應該先向著當權者，而非宗教歷史人物。也就是說，如果這些批判和嘲諷的來自伊斯蘭社會，或由法國的穆斯林發聲，就更值得全球一起相挺支持。事實上，以文圖針貶極權體制的確是以性命相搏的事業，印度穆斯林出身英國作家的魯西迪( Salman Rushdie) ,1989年發表魔鬼詩篇後後遭到何梅尼發出全球追殺令，而英國與全球至今仍傾力保護他的人身自由。即使魯西迪本身是聯署支持查理的作家，但保護伊斯蘭出身的異議者與主流傳媒嘲弄新移民的宗教仍然不是同一件事。
毫無疑問,即使不以特殊的案例以偏概全，穆斯林社會至今仍有許多待解的難題。 可蘭經關於如何與不信者相處的教誨雖然昭昭在目，但事實上行兇之人都自許為主道而奮鬥，伊斯蘭文明的確需要一個長期的自我轉化。所以穆斯林社會內部的改革與啟蒙力量對全球的未來就更為珍貴，如伊朗思想家阿卜杜卡里姆.索羅什(Abdulkarim Soroush)就在探索穆斯林在全盤西化與宗教統治之外的第三條路，也就是伊斯蘭傳統的政教分離如何可能?又如土耳其思想家法土拉‧葛蘭(Fethullah Gulen)所提倡宗教對話與Hizmet(土文服事,服務之意)運動。
審慎的讀者是否該自問，查理周刊如此的表述，是保護了伊斯蘭自我批判的力量?還是更激化了種族與宗教的矛盾，擠壓了穆斯林內部反省的空間?或許周刊在風尖浪頂的執筆者已經無暇他顧,但查理若如果真的服膺法國左翼的傳統,批判法國排外的極右派都來不及了，為何一味媚俗與穆斯林尋釁?
 所以我也不是查理，因為我不想讓恐怖分子懦弱的暴行掩蓋部分法國人在面對穆斯林世界的偏執與失當。我認為輕易地說”我是查理”只會讓東亞社會在如何面對穆斯林的重大問題表現出膚淺地置身事外，錯失反省自我的機會。我不想幫兇手找任何開脫的理由，但自稱為查理，將會看不到歐洲自1789年以來宣稱的普世性，已經無法面對當前種族交錯的全球化情境。經濟與歷史，讓未必喜歡彼此的雙方必須長期共處，但制度的開放性仍未全備。只要融合,血統與單一文明仍是民族國家不敢明講的核心價值，新的社會體制就不可能誕生。如果回到盧梭的民約論，我們或許該重新訂定新來後到者之間的社會契約。但無論如也難以想像，宣示歸化國籍時也應默許接受自己的宗教被羞辱。
而儒家社會都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道理.百多年前的義和團導致八國聯軍，史家在指責清廷與拳民的昏昧同時，不會忘記當時外力交侵的背景。如果我們理解義和團是悲劇，那查理周刊屠殺就不是單純由瘋子幹下的慘劇。北京的策士們，不無興奮地認為歐美與伊斯蘭的纏鬥是中國崛起的良機，其實面對伊斯蘭，中美俄歐都有十分不堪的痛處.在華人的語境中,輕言”我是查理”還蘊含另一個可能的風險,就是認同北京對新疆的鎮壓。中國回族作家張承志寫了一本撼動靈魂的”心靈史”，書中他直陳，對於逐漸被吞沒中國的穆斯林來說,”孔孟之道就是大敵”。所以不但中國無法迴避於內部的伊斯蘭問題,世界格局的改變也一定需要廣大穆斯林的理解與協作。
 一神教在信仰上是有我無他，但其實一神教一直是以複數存在於地球上。這個事實演變至今，才以無可迴避的情勢，要求三(或四,加上東正教)個系出同門的一神教必須學習共存。這是全球化的新生事物，大家都必須謙卑。而面對一神教之間紛爭時，東亞社會不要盡說些膚淺的風涼話。即使在穆斯林的確不是人口的多數，東亞社會應緊密關注伊斯蘭的改革與變化。從民主在伊朗與阿拉伯世界的挫敗，到土耳其與印尼在世俗化上的成績。從大馬的族群政治到中國，緬甸的穆斯林人權處境。
 查理之後，法國若能在懲兇之外，走出一條和解之道，那就表明法蘭西仍是普世價值的引領者。但結果若是民粹抬頭，社會加速右傾，只說明法國是個內困不已的沒落強權。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曾說:”亞洲是天主教徒第三個千年的共同使命!”。而東亞快速成長的基督徒社群不必背負千年的排猶獵巫的不堪歷史，理應更能清醒地面對全球變局。一味扈從支配性的霸權，看輕自己的鄰人都不該是聖經的本意。
查理已死，但艱難的對話才正要開始，我們可以不是查理，但亞洲一定要面對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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