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
年
02＆03
月號論壇主題
從查理周刊事件看人類文明衝突
歐洲面臨本土宗教極端主義的挑戰
王聯/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大陸)
查理週刊遇襲事件引發西方世界對言論自由的強烈支持，也再次挑起言論自由與尊重其他宗教信仰的政治爭論。儘管站在不同立場的人們對此會有不同看法，但宗教極端主義以恐怖暴力方式製造社會動盪，並在一定程度上贏得被主流社會（或主流文化）邊緣化的部分群體的同情乃至支援，卻是不爭的事實。
宗教信仰本是一種社會意識形態，不算是民族特徵；但自近代以來，宗教問題往往與民族問題糾纏在一起，呈現極為複雜的局面。在現代國際政治，宗教逐漸被當作區分不同民族的標誌，宗教還成為分裂國家的理由。戰後印巴分治、1970年代波黑穆斯林族身份的確立、黎巴嫩教派分權體制的法律化、東帝汶的獨立等，都是很好的例證。冷戰結束後，特別是自從亨廷頓的“文明衝突”理論影響全球，以及2001年9.11事件發生以來，宗教極端主義和宗教政治勢力的跨國互動，成為當前世界各地民族矛盾、群體衝突、特別是恐怖襲擊事件中的突出現象。查理週刊事件，是最新一例。它再次凸顯出西方發達國家面臨穆斯林移民團體的挑戰，民族矛盾與衝突從當年的殖民地轉移到本土內部。
穆斯林移民群體的不斷壯大，特別是第二、第三代移民對伊斯蘭宗教信仰的公開表達和不懈追求，使得歐洲本土出現越來越多的穆斯林群體抗爭事件。進入21世紀以來，法國波及全境的種族騷亂、馬德里火車爆炸案、倫敦地鐵爆炸案、丹麥穆罕默德漫畫事件等，無一不以宗教對抗的形式展現，發洩的也都是穆斯林移民群體對他們在歐洲所面臨的種族和宗教歧視的長期不滿。與此相伴而生的是，歐洲主流社會開始以各種法律、政治和宗教手段來阻止穆斯林社區和伊斯蘭宗教文明的擴張：瑞士等國禁止修建新的宣禮塔和清真寺，法、德、荷等國立法禁止穆斯林女性在公共場所佩戴頭巾等，一方面凸顯不同社會群體的宗教差異，另一方面也進一步反映了當前歐洲主流社會對穆斯林社區與文化日漸擴大的深深擔憂。
查理週刊事件的恐怖與暴力，讓人很自然就能聯想到2011年挪威人佈雷維克犯下的爆炸和槍殺罪行。77人死於非命，原因僅在於佈雷維克極端的仇外主義，痛恨歐洲被外來的伊斯蘭文化所侵蝕。以暴易暴，排斥異己，是歐洲極右翼勢力針對穆斯林移民為主的外來移民群體的極端反應。
就在查理週刊遇襲前不久，一個名為Pegida的反移民、反西方伊斯蘭化的極端組織，自2014年10月以來，每週都會在德國發起組織針對移民的遊行示威，參與者還美其名曰“愛國的歐洲人”。儘管德國各界對此給予反對，科隆大教堂還因反對pegida的種族主義而熄燈以示抗議，但歐洲各國彌漫的反移民、反外來文化（特別是穆斯林文化）的氣氛，似乎正越來越濃。
顯然。歐洲一直以來引以為傲的多元文化主義正遭遇來自宗教極端主義和排外的種族主義的聯合夾擊。這裡暫先拋開歐洲本土的排外主義不談，來自宗教極端主義的挑戰，應是當前歐洲各國面臨的嚴重問題。更有甚者，宗教極端主義的暴力傾向愈演愈烈，恐怖主義似有在歐洲本土蔓延的勢頭。
儘管單純使用亨廷頓“文明衝突”的範式來觀察國際政治有其缺陷，但宗教極端主義和宗教政治勢力屢屢製造政治衝突卻是眾所周知的事實。近年來，基於不同宗教或教派基礎上的群體衝突，在世界各地屢見不鮮。阿爾及利亞內戰、北愛爾蘭衝突、菲律賓南部的穆斯林叛亂、伊朗人民聖戰組織發動的遊擊戰、印尼蘇拉威西教派衝突、象牙海岸內戰、奈及利亞的教派衝突等，都顯示宗教因素在世界各地的民族矛盾和群體性事件中佔據突出地位，宗教信仰的不同往往成為政治運作的首選旗號和藉口。原本只是少數宗教極端主義者的政治訴求，經由政治組織的操弄逐步演變為不同教徒所在的民族群體間的對抗。民族主義的群體意識加上宗教信仰的根深蒂固，使得普通民眾基於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上的集體對峙和衝突，獲得了持久而強大的支持力量。特定的物質利益和政治目標被掩藏於相對單純的宗教信仰之中，舊有的民族、種族矛盾因宗教信仰的差異而進一步擴散、乃至加深。歐洲作為有著大量外來移民的地區，自然也不能例外。
按照世界福音研究中心（World Evangelization Research Center, WERC）的資料，2002年伊斯蘭教是信眾人數增加最快的宗教，其增幅（以2000年數據為基數）是2.11%，錫克教（1.84%）、印度教（1.54%）排在增幅的第二、三位。到2025年，WERC預計穆斯林將從2002年占全球人口的19.9%上升到22.8%，而全球信仰基督教各個教派的信眾人數所占比例基本維持不變。撒母耳P.亨廷頓在《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中也曾預言，由於“基督教主要通過使人皈依來傳佈，而伊斯蘭教則通過使人皈依和人口繁殖來傳佈。”因此，到2025年，全世界信仰伊斯蘭教的穆斯林人口占全球人口的比重將比基督徒所占的多5%。美國世界佈道中心（The U.S. Center for World Mission）1997年也曾預估基督徒的年增長率為2.3%，大約與世界人口的年增長率持平，而穆斯林的增長率則相對較快，約為2.9%。根據這一比率，到2023年伊斯蘭教由於信教人口將超過基督教的信眾而成為世界最大的宗教。雖然多數基督教團體都相信，到2025年全世界基督徒仍是最多的，但穆斯林人口的劇增應是基本共識。
因此，穆斯林人口激增，基督教由白人信徒為主逐步向非白人占多數轉變是當前世界範圍內宗教發展的主要特徵。根據WERC的統計資料，2002年全世界基督徒主要集中地依次為歐洲（包括俄羅斯）5.37億，拉美4.9億，非洲3.52億，亞洲3.2億。不過，到2025年時，拉美和非洲的基督徒總數將超過歐洲。據估計，屆時每4個基督徒中就有1人生活在拉美，而每11個基督徒中才有1人居住在北美。
另據皮尤研究中心2013年春的調查資料顯示，在被問及全球主要威脅來自哪裡時，全世界約有49%的人認為來自伊斯蘭極端主義組織，其中美國有56%、歐洲55%、非洲56%、亞太47%、中東41%、拉美31%的受訪者都認同這一態度。報告的其他問卷資料也顯示，相對於全球氣候變化、國際金融形勢等其他國際議題，多數西方國民大多將伊斯蘭極端主義組織可能帶來的威脅放在主要位置。2014年1月26日，英國前首相布雷爾接受記者採訪時說，宗教極端主義已成為世界各地衝突的最大來源，它所引起的衝突有可能是21世紀最典型的戰爭。布雷爾的看法值得歐洲各國予以重視。
無可爭議的是，打著伊斯蘭旗號的極端宗教政治勢力已成為21世紀國際政治舞臺的主要角色，他們利用宗教文明為掩護，在世界各地凸顯宗教對抗、掀起民族衝突、擴大自身支援群體，製造恐怖事件，追逐政治私利。近年來日益猖獗的伊斯蘭國、“博科聖地”等宗教極端主義組織，以及老牌的基地組織及其遍佈世界各地的分支機搆，是當前宗教極端主義的突出代表。此外，車臣問題背後的伊斯蘭極端勢力、塔吉克斯坦殘酷的內戰、伊拉克戰爭以來的教派屠殺、塔利班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部落地區的橫行，都說明宗教極端主義正日益成為國際社會和平發展的毒瘤。查理週刊遇襲，只是這一趨勢甚囂塵上的最新表現而已，未來歐洲社會或將面臨更多此類挑戰，如何應對，恐怕不僅僅是捍衛言論自由就能解決問題的。
宗教信仰本是一種社會意識形態，不算是民族特徵；但自近代以來，宗教問題往往與民族問題糾纏在一起，呈現極為複雜的局面。在現代國際政治，宗教逐漸被當作區分不同民族的標誌，宗教還成為分裂國家的理由。戰後印巴分治、1970年代波黑穆斯林族身份的確立、黎巴嫩教派分權體制的法律化、東帝汶的獨立等，都是很好的例證。冷戰結束後，特別是自從亨廷頓的“文明衝突”理論影響全球，以及2001年9.11事件發生以來，宗教極端主義和宗教政治勢力的跨國互動，成為當前世界各地民族矛盾、群體衝突、特別是恐怖襲擊事件中的突出現象。查理週刊事件，是最新一例。它再次凸顯出西方發達國家面臨穆斯林移民團體的挑戰，民族矛盾與衝突從當年的殖民地轉移到本土內部。
穆斯林移民群體的不斷壯大，特別是第二、第三代移民對伊斯蘭宗教信仰的公開表達和不懈追求，使得歐洲本土出現越來越多的穆斯林群體抗爭事件。進入21世紀以來，法國波及全境的種族騷亂、馬德里火車爆炸案、倫敦地鐵爆炸案、丹麥穆罕默德漫畫事件等，無一不以宗教對抗的形式展現，發洩的也都是穆斯林移民群體對他們在歐洲所面臨的種族和宗教歧視的長期不滿。與此相伴而生的是，歐洲主流社會開始以各種法律、政治和宗教手段來阻止穆斯林社區和伊斯蘭宗教文明的擴張：瑞士等國禁止修建新的宣禮塔和清真寺，法、德、荷等國立法禁止穆斯林女性在公共場所佩戴頭巾等，一方面凸顯不同社會群體的宗教差異，另一方面也進一步反映了當前歐洲主流社會對穆斯林社區與文化日漸擴大的深深擔憂。
查理週刊事件的恐怖與暴力，讓人很自然就能聯想到2011年挪威人佈雷維克犯下的爆炸和槍殺罪行。77人死於非命，原因僅在於佈雷維克極端的仇外主義，痛恨歐洲被外來的伊斯蘭文化所侵蝕。以暴易暴，排斥異己，是歐洲極右翼勢力針對穆斯林移民為主的外來移民群體的極端反應。
就在查理週刊遇襲前不久，一個名為Pegida的反移民、反西方伊斯蘭化的極端組織，自2014年10月以來，每週都會在德國發起組織針對移民的遊行示威，參與者還美其名曰“愛國的歐洲人”。儘管德國各界對此給予反對，科隆大教堂還因反對pegida的種族主義而熄燈以示抗議，但歐洲各國彌漫的反移民、反外來文化（特別是穆斯林文化）的氣氛，似乎正越來越濃。
顯然。歐洲一直以來引以為傲的多元文化主義正遭遇來自宗教極端主義和排外的種族主義的聯合夾擊。這裡暫先拋開歐洲本土的排外主義不談，來自宗教極端主義的挑戰，應是當前歐洲各國面臨的嚴重問題。更有甚者，宗教極端主義的暴力傾向愈演愈烈，恐怖主義似有在歐洲本土蔓延的勢頭。
儘管單純使用亨廷頓“文明衝突”的範式來觀察國際政治有其缺陷，但宗教極端主義和宗教政治勢力屢屢製造政治衝突卻是眾所周知的事實。近年來，基於不同宗教或教派基礎上的群體衝突，在世界各地屢見不鮮。阿爾及利亞內戰、北愛爾蘭衝突、菲律賓南部的穆斯林叛亂、伊朗人民聖戰組織發動的遊擊戰、印尼蘇拉威西教派衝突、象牙海岸內戰、奈及利亞的教派衝突等，都顯示宗教因素在世界各地的民族矛盾和群體性事件中佔據突出地位，宗教信仰的不同往往成為政治運作的首選旗號和藉口。原本只是少數宗教極端主義者的政治訴求，經由政治組織的操弄逐步演變為不同教徒所在的民族群體間的對抗。民族主義的群體意識加上宗教信仰的根深蒂固，使得普通民眾基於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上的集體對峙和衝突，獲得了持久而強大的支持力量。特定的物質利益和政治目標被掩藏於相對單純的宗教信仰之中，舊有的民族、種族矛盾因宗教信仰的差異而進一步擴散、乃至加深。歐洲作為有著大量外來移民的地區，自然也不能例外。
按照世界福音研究中心（World Evangelization Research Center, WERC）的資料，2002年伊斯蘭教是信眾人數增加最快的宗教，其增幅（以2000年數據為基數）是2.11%，錫克教（1.84%）、印度教（1.54%）排在增幅的第二、三位。到2025年，WERC預計穆斯林將從2002年占全球人口的19.9%上升到22.8%，而全球信仰基督教各個教派的信眾人數所占比例基本維持不變。撒母耳P.亨廷頓在《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中也曾預言，由於“基督教主要通過使人皈依來傳佈，而伊斯蘭教則通過使人皈依和人口繁殖來傳佈。”因此，到2025年，全世界信仰伊斯蘭教的穆斯林人口占全球人口的比重將比基督徒所占的多5%。美國世界佈道中心（The U.S. Center for World Mission）1997年也曾預估基督徒的年增長率為2.3%，大約與世界人口的年增長率持平，而穆斯林的增長率則相對較快，約為2.9%。根據這一比率，到2023年伊斯蘭教由於信教人口將超過基督教的信眾而成為世界最大的宗教。雖然多數基督教團體都相信，到2025年全世界基督徒仍是最多的，但穆斯林人口的劇增應是基本共識。
因此，穆斯林人口激增，基督教由白人信徒為主逐步向非白人占多數轉變是當前世界範圍內宗教發展的主要特徵。根據WERC的統計資料，2002年全世界基督徒主要集中地依次為歐洲（包括俄羅斯）5.37億，拉美4.9億，非洲3.52億，亞洲3.2億。不過，到2025年時，拉美和非洲的基督徒總數將超過歐洲。據估計，屆時每4個基督徒中就有1人生活在拉美，而每11個基督徒中才有1人居住在北美。
另據皮尤研究中心2013年春的調查資料顯示，在被問及全球主要威脅來自哪裡時，全世界約有49%的人認為來自伊斯蘭極端主義組織，其中美國有56%、歐洲55%、非洲56%、亞太47%、中東41%、拉美31%的受訪者都認同這一態度。報告的其他問卷資料也顯示，相對於全球氣候變化、國際金融形勢等其他國際議題，多數西方國民大多將伊斯蘭極端主義組織可能帶來的威脅放在主要位置。2014年1月26日，英國前首相布雷爾接受記者採訪時說，宗教極端主義已成為世界各地衝突的最大來源，它所引起的衝突有可能是21世紀最典型的戰爭。布雷爾的看法值得歐洲各國予以重視。
無可爭議的是，打著伊斯蘭旗號的極端宗教政治勢力已成為21世紀國際政治舞臺的主要角色，他們利用宗教文明為掩護，在世界各地凸顯宗教對抗、掀起民族衝突、擴大自身支援群體，製造恐怖事件，追逐政治私利。近年來日益猖獗的伊斯蘭國、“博科聖地”等宗教極端主義組織，以及老牌的基地組織及其遍佈世界各地的分支機搆，是當前宗教極端主義的突出代表。此外，車臣問題背後的伊斯蘭極端勢力、塔吉克斯坦殘酷的內戰、伊拉克戰爭以來的教派屠殺、塔利班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部落地區的橫行，都說明宗教極端主義正日益成為國際社會和平發展的毒瘤。查理週刊遇襲，只是這一趨勢甚囂塵上的最新表現而已，未來歐洲社會或將面臨更多此類挑戰，如何應對，恐怕不僅僅是捍衛言論自由就能解決問題的。
作者簡介
Author Intro
王聯/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大陸)
王聯，男，1967年生於江蘇如皋。1986年考入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1993年研究生畢業留校任教，1998年獲北京大學法學（國際政治）博士學位。現為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
王聯曾分別在以色列特拉維夫大學摩西•達揚中東與非洲研究中心（1997）、日本成蹊大學法學部（2000年）任訪問學者。2006-07年任日本新潟大學法學部訪問教授，講授中國政治與外交。2014年2-5月任教新疆石河子大學政法學院，講授當代世界政治經濟與國際關係、民族政治專題研究等。
王聯的主要教學和研究領域為世界民族問題和民族主義、中東和伊斯蘭政治、南亞地區政治。發表的著作有：《南亞上空的蘑菇雲》（合著，1998）、《世界民族主義論》（主編，2002）、《中東政治與社會》（專著，2009），以及論文：《50年代中國在尼赫魯外交中的地位》（1994），《關於民族和民族主義的理論》（1999）、《論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與中東地區安全》（2008），《評塔利班對巴基斯坦的滲透》（2009），《論民族主義與分裂主義》（2010）、《論當前中東劇變的國內要素及其國際影響》（2011），《美國撤兵阿富汗與中國西部面臨的安全秩序》（2012）、《一戰對當代中東地緣政治的影響》（2014）等。
王聯曾分別在以色列特拉維夫大學摩西•達揚中東與非洲研究中心（1997）、日本成蹊大學法學部（2000年）任訪問學者。2006-07年任日本新潟大學法學部訪問教授，講授中國政治與外交。2014年2-5月任教新疆石河子大學政法學院，講授當代世界政治經濟與國際關係、民族政治專題研究等。
王聯的主要教學和研究領域為世界民族問題和民族主義、中東和伊斯蘭政治、南亞地區政治。發表的著作有：《南亞上空的蘑菇雲》（合著，1998）、《世界民族主義論》（主編，2002）、《中東政治與社會》（專著，2009），以及論文：《50年代中國在尼赫魯外交中的地位》（1994），《關於民族和民族主義的理論》（1999）、《論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與中東地區安全》（2008），《評塔利班對巴基斯坦的滲透》（2009），《論民族主義與分裂主義》（2010）、《論當前中東劇變的國內要素及其國際影響》（2011），《美國撤兵阿富汗與中國西部面臨的安全秩序》（2012）、《一戰對當代中東地緣政治的影響》（2014）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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