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眼中沒有你：恐怖主義陰影與媒體功能失調

曹培鑫/中國傳媒大學傳播學副教授(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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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主義襲擊，常常是一個巨型的事件與邏輯鏈條中可見（visible）的部分。導致其發生的種種原因，結構複雜，難以厘清，也常常被誤解或者忽視；而恐怖襲擊的後果和意義又有可能因為其後由傳媒主導的輿論爭奪，脫離真實的面貌和嚴肅的歸因探討，坐失對話與最終找到解決方案的機會。傳媒在此巨型鏈條中的作用，自不待言。
查理事件發生後，全球主流媒體都一致譴責恐怖主義行為，並將此事件定義為針對言論自由與現代民主制度的襲擊。法國總統奧朗德與德國總理默克爾手挽手走上街頭，人鏈的兩端就有以色列總理和巴勒斯坦總統這對老冤家，他們走在高舉“我是查理”的人流中，同仇敵愾。《查理週刊》則毫未退縮，繼續既有編輯方針，出版針對襲擊的諷刺漫畫，發行量也一夜之間不斷翻倍。此時，在恐怖襲擊中堅決站在《查理週刊》一方，與支援漫畫週刊的內容編輯方針，已經混而為一。而此前針對雜誌內容的批評聲幾乎被淹沒了。
其實，這場歐洲媒體與穆斯林原教旨主義之間的戰爭早就已經開始。一方是對宗教先知的信仰，一方是把對言論自由的捍衛，當成信仰。看目前的情勢，雙方斷無妥協的餘地，戰爭還會繼續下去。由此可見，奉行言論自由的歐洲主流媒體，似乎也不能醫者自醫，調整自身與原教旨主義恐怖襲擊的惡性循環。那麼，在大陸飽受詬病的新聞管制之下的大眾媒體，又是怎樣與恐怖主義議題互動？
2008年以來，大陸已經發生數起大規模的針對平民的恐怖主義襲擊，其中影響最大的當屬2009年的“7.5事件”。仔細研究大陸媒體對此事件的報導，不難發現官方報導恐怖主義事件的基本話語模型：對事實（傷亡和損失）的官方獨家統計與認定；臨時的資訊封鎖：包括對非官方媒體採訪的限制和對互聯網的臨時關閉；單調歸因：“境外反動勢力支持，國內反對勢力上演”；以及刻板化的解決方案：嚴懲違法者、給予賠償、重申局勢可控。
在這個由傳媒“全程參與”的話語模型中，問題最多的便是“歸因”一環。中國有自己的歷史與現實情境，此恐怖主義亦非彼恐怖主義。在不同的文化情境之下生長起來的恐怖主義毒瘤，需要依症施治。大眾媒體對恐怖主義襲擊的歸因與討論，正是其能發揮積極作用的時刻。而在今天的大陸，新聞管卻成了阻止傳媒發揮積極作用的最大阻力。
就“7.5事件”而言，導致事件的種種可能的解釋——包括漢族人口在新疆的不斷增加；漢維兩族社會政治經濟地位的不公平（雙方互有抱怨）；中國政府的民族文化政策；甚至是當前的經濟發展整體態勢——都沒有機會進入大眾傳媒。官方卻選擇了一個“境外敵對勢力滲透，國內反對勢力執行”的陳詞濫調作為解釋。這種有意為之的，使真實原因不可見（made invisible）的做法，只會讓單個的事件，被理解為民族間的矛盾；讓下次可見的恐怖襲擊，再次帶來悲劇與震驚。
未經探、辯論、讓步與和解的恐怖主義事件，就像未經清洗的傷口，其帶來的創傷難以癒合。作為一位經常的赴疆旅行者，筆者有這樣的觀察：“7.5事件”後，在新疆的街頭，倘若一維一漢兩個人相向走來，很有可能，他們完全不會對視，他們從對方身旁走過，眼神空洞，似乎沒看到對方；又似乎是沉默的宣言：“我的眼中，沒有你。”——這便是大眾媒體功能失調帶來的後果：本應透過透明的資訊流通、專業化的分析和真誠的探討，認識恐怖主義的本質，化解民族矛盾。大眾媒體在這個過程中卻起到完全相反的作用。
那麼，而此刻我們不妨反省以高度透著稱的歐洲的大眾傳媒，是否也有類似的失調現象呢？以德國為例，其人口中有超過11%的土耳其裔穆斯林。然而從大眾傳播到日常生活，穆斯林的可見度（visibility）遠遠低於其在人口中的真實比例。對待這個異族同胞，德國媒體傳播實踐又何嘗不是“我的眼中沒有你”。當各國政要走上巴黎街頭，大張旗鼓地表達對《查理週刊》的支持，又有沒有使得批評的聲音變得不可見了呢？
無論是在中國特有的媒體審查制度之下，對敏感的民族問題和恐怖主義的特有呈現策略；還是在歐洲已經形成傳統的，大眾媒體對穆斯林人群的報導偏見，都無益於真正解決恐怖主義的威脅。而不管是在日常的生活中，抑或是在大眾媒體上，對待一個路人，或者對待一種文化、一個族群、一種觀點，讓人看見和看見他人的存在，應該是首要的。我希望，這會成為驅散恐怖主義陰影的第一道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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