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2016年總統大選腳步的逼近，台灣媒體及各界開始關注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蔡英文的一舉一動，尤其她在訪問美國之前，是否會公佈「兩岸政策」，成為聚焦之所在。這主要因為在2012年的總統選戰中，蔡英文提出的「台灣共識」被認為內容空泛，無法抗衡國民黨和共產黨設定的「九二共識」，遂導致蔡英文競逐總統的「最後一哩路」有如天險般險阻重重，功敗垂成。
 
那麼，2016年的情況會歷史重演嗎？雖然目前看起來，國民黨遲遲推不出總統候選人，甚至引發不少基層黨員十分焦慮，使得蔡英文好似以逸待勞，可以如探囊取物地輕鬆當選總統。但是另一方面，包括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以及美國涉獵兩岸關係的官方或民間人士，都紛紛「放話」要求蔡英文必須接受以「九二共識」包裝的「一中原則」，如果想要偏離此一底線，將會產生「地動山搖」的嚴重後果。
 
的確，當國民政府1949年流亡至台灣以來，攸關台灣存亡的最根本要素，便是處理與共產中國的關係。由早期蔣介石的反共復國、到蔣經國三不政策、經過李登輝「兩國論」震撼、陳水扁「一邊一國」試圖突圍、再進入到馬英九重返中央執政，以「九二共識」搭建起多項兩岸經貿協議的階段，我們可以說，兩岸之間其實並沒有一個「絕對」、「客觀」或「必然」的關係，很多時候，台灣的主政者像是在一根以統獨為兩端的香腸上，依照其認定的台灣集體利益，朝一邊不斷切過去，但這個動作完全不是依著其「主觀自由意志」能夠貫徹，相反地，國際形勢和台灣內部政治生態，永遠左右著這隻「切香腸的手」，讓兩岸關係始終擺盪不定，而領導人的決策則猶如走鋼索一般，必須戰戰兢兢，避免粉身碎骨，蔡英文能夠脫離開這樣的宿命格局嗎？
 
有趣的是，就在中國和美國都咄咄逼人地要求蔡英文表態之際，台灣卻開始出現一種聲音，主張台灣在2014年發生了318太陽花學運後，一個反對馬政府傾中政策、戳穿「和平紅利」假象的「新台灣共識」已為成形，因此蔡英文若以此實質的、尤其受到多數年青世代認同的本土共識作為後盾，根本沒有必要提出具體的兩岸政策，畢竟無論蔡英文如何就「九二共識」表達意見，恐怕都一定會得罪一批人，反而對贏得選舉沒有任何助益。
 
事實上，純就選舉策略來做考量，很可能蔡英文比較希望保持一定程度的曖昧態度，只想一再強調「三有利、三堅持」這類話術，來迴避掉對於究竟是否承認「一中框架」的質問。只是站在一個未來極可能擔任總統的領導者高度而言，這種回應方式不只在氣勢上帶有示弱的味道，而且等於把真正表態或攤牌的時機往後拖延，不見得符合德國社會學者韋伯(Max Weber)在《政治作為一種志業》中標舉的「責任倫理」。
 
換句話說，假使蔡英文誠心檢討她2012年未能走完「最後一哩路」的關鍵理由，即便四年後捲土重來的選舉形勢轉為十分有利，她作為一個準備領導全台灣人民的政治領袖，仍應該踏踏實實地「走完」這一哩該走的路，而非試圖以某種「凌空」之姿，蜻蜓點水般地輕輕躍過「九二共識」或「一中原則」的天險。悲觀來看，就算蔡英文2016年當選了總統，說不定到頭來發現「一中」的緊箍咒如影隨形，最終還是逃不出如來佛的掌心。
 
蔡英文能夠有什麼解套的招數？或許一方面可以參考柯文哲市長最近成立「大陸工作小組」的模式，廣邀不同政治光譜的人士共同營造可緩衝兩岸緊張的安全閥；另一種承擔起歷史責任的選擇，則是展現出「卡理斯瑪型領袖」的魅力，在選前即直接面向台灣廣大的群眾，一步步凝聚高度集體意識，創造兩岸「後國共時期」的嶄新階段，這也意味著她必須喚起全體國民陪伴著她來完成「最後一哩路」，讓兩岸關係不再充滿切香腸式的不確定性。設若蔡英文的使命感及大智慧能取得美國的信任和中國的尊重，這樣的選擇和承擔就不只是她個人邁向總統之路的最後一哩，而可以視作是台灣超越李登輝前總統感嘆之「場所悲哀」的絕佳契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