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社會運動者企圖組織真正的運動型政黨，推派運動參與者前進國會，向來是一個長久以來的懸念。在過去，他們不得不與民進黨合作，但是民進黨卻是不忠實的聯盟者，經常選前說一套，選後又是做另一套。在即將到來的2016年立委選舉中，很有可能是最接近這個理想的時刻。
 
自從2008年第二次政黨輪替以來，台灣的社會運動重新復甦，已經儼然形成一股自許能超越藍綠的「公民運動」力量。曾經沈寂已經久的學生運動，在野草莓、反媒體壟斷、反服貿等議題上發揮了強大的政治效應。環境運動過去曾是以污染受害者為動員主力，但是在晚近的反美麗灣、反國光石化、反核等運動，我們卻看到了藝術家、作家等人士打頭陣，帶來了新的運動風貌。這些新血的加入，壯大了台灣公民社會的氣勢，也使得一些原先看似地方性的小議題引發了重大的後果。舉例而言，激發出一連串「拆政府」抗議的大埔事件，其實到最後堅決反對拆遷的只有四戶。但是在聲援人士的不斷動員之下，整個事件儼然成為國民黨欺壓弱勢居民的典型代表，儘管劉政鴻仍享有地方支持度，但在全國層次，他幾乎成為「官商勾結」的代名詞。在這樣的情況下，綠黨不分區得票率從2008年的0.6%，一躍成長為1.7%，也就不令人意外了。
 
也是由於一連串的社會運動事件，新的運動領導者成為媒體關注的焦點。社運圈內普遍反對「運動明星」的現象，因為這會不當地將運動光環賦於少數成員，過度誇大的「英雄主義」也容易使得運動訴求失焦；但是對於一般大眾而言，社會運動往往涉及過於艱澀的議題與政策細節，比較具有辨識度反而是個別領導者的面孔。因此，在這次立委選舉中，時代力量提名的黃國昌、洪慈庸、邱顯智，以及社民黨的范雲、苗博雅等人都具有相當的知名度，也較容易受到主流媒體的報導。
 
然而，儘管晚近的社會運動有群眾、有公眾認識的領導者、也有媒體的注意，但是自從2008年開始實施的單一選區兩票制卻是不利於小黨，限縮了第三勢力的政治空間。在目前113席的立委席次中，扣除6席原住民立委，主要能角逐的就主要是在於34席不分區與73席區域。但是對於運動型政黨而言，不分區席次是「看得到、但是不容易吃得到」；而區域席次則是有賴於主流政黨的「善意禮讓」。
 
理論上而言，不分區席次應是來保障專業、倡議人士或弱勢群眾的政治參與，提供了一個職業政治人物以外的從政管道；但是台灣的制度設計卻不能滿足此一精神立意。在2008年之前，不分區席次是由政黨區域提名人的總票數來等比例分配。由於小黨不可能在每個選區都有參選人，這等於是制度上保障了大黨。在2008年之後，只要在區域提滿十位參選人就可以角逐不分區的席次，看似提供了運動型政黨新的契機。
 
然而，實際情況並非如此。台灣立法院只有30%席次是不分區，如果相較上次德國的聯邦議會選舉，政黨比例的席次就高達53%。德國綠黨只在區域席次獲得1席，但是卻在不分區掌握了63席，成為第四大黨。5%的門檻設計仍是過於嚴格，有人如此計算，只要過了這個低標，就起碼有2席立委。再且，提滿區域十席的規定也容易引發「踩區」的爭議。時代力量為獲得角逐不分區的資格，還不得不提名好幾位「任務型參選人」，甚至公開呼籲選民要將區域選票投給其他友善，即是明顯的例子。
 
在區域席次方面，單一席次的設計也意味著，除非有大黨釋出「善意」，而且小黨有「默契」配合，否則第三勢力的候選人是不容易在藍綠對立中脫穎而出。綠黨在這次區域提名5位參選人，全部都是與民進黨提名人衝突撞區。社民黨也是推派了5位參選人，而且在事先特意選擇了反對黨較弱的台北市，但是結果民進黨只願意口頭支持其中1位，在其他選區更號召支持者投給親民黨籍或前國民黨籍的參選者。時代力量與民進黨的關係最為微妙，民進黨大力支持其在台北市第五選區、新北市第十二選區、台中市第三選區的提名人，甚至直接進駐競選總部，主導選戰。但是在新竹市選區，民進黨與時代力量卻是相競爭。
 
相對於此，在先前的「複數選區單記非讓渡投票制」(簡稱SNTV)選舉中，小黨有可能掌握特定取向的選民，而佔有一席之地。有學者研究指出，越是在多席次選區中，其選舉結果可能越近比例代表制，能保障少數選民的意向獲得尊重。在1996年，新創的綠黨曾當選1位國大代表，即是拜這樣的選制緣故。
 
在2015年初的修憲討論中，包括降低不分區門檻、「並立制改為聯立制」等提議曾被提出來。如果有這些制度變革，應可以強化運動型政黨的選舉競爭力。然而，可以確定的是，現有的選舉制度給於社會運動非常有限空間，不利於其參選活動。理所當然，如果要獲得當選，需要寄託於大黨的「善意」與小黨的「默契」，這樣選舉活動在什麼程度上仍可以體現社會運動的獨立與批判精神，是值得深思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