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之間，成都已經算是一個城市，而我的家鄉郫縣還是一個只有四條街的小縣城。從成都回郫縣要去城西的長途車站趕車：一群人提著行李，提著編織袋袋，提著紙箱子，抱著籮筐，擠在候車點，不管吹風下雨出太陽，總之翹首以待；等上半個多小時才有一班車，還是輛破破爛爛的小中巴，然後所有的人就一擁而上，這個擠那個，推，拉，腳不沾地地跌進車裡；坐不到位子的就拖出小板凳來坐在過道上，過道也滿了，還可以在車門後面的臺階上再蹲兩個，不管怎麼說，能趕上這趟車就是謝天謝地——中巴載著這滿滿一車的人開出成都，從西二環開到西三環，順著成灌公路往郫縣開去。

一路上的風景可謂慘澹，樹木都蒙著厚厚的灰塵，騎著嘉陵摩托或者電三輪的人時不時要從馬路上橫穿，有鋼板廠，石料廠，木材廠，還有農田，往往在一個前不著村後不著店的地方，車上有人就要吼一聲：“師傅！在這兒下車！”——車就停下來，這個人就拖著他的行李下車，消失在灰撲撲的馬路上。

我不知道他們去了哪裡，這些消失在半路的乘客成了我生活中的一個謎：從他們下車的地方，連接過去，是他們的房子，牲畜，妻子孩子，還有父母兄弟——好幾年以後，在我開始寫的“平樂鎮”故事裡，他們都成了我的父老鄉親。
我對我們的生活生來悲觀。我所看見的世界就像十年前從成都回郫縣的那條馬路，骯髒，無序，混亂，塵土飛揚而令人窒息；公車上的人們像牲畜一樣被圈在一起，接踵摩肩，呼吸著對方上一秒吐出的口痰——我相信這樣城鄉結合部是我的伊甸園，而我充滿喜悅地從這裡翻找詩意。

2008年春節我寫了《五月女王》，這是第一部徹頭徹尾關於“平樂鎮”，也就是我的故鄉郫縣郫筒鎮的長篇。我寫了我長大的小鎮，四條街，一個十字路口，梧桐樹還有肥腸粉，還有我們鎮上各種各樣的人，從長輩嘴裡聽說的，小學同學的祖父母，甚至在馬路上遇見過的——而，當我回想著他們，描述著他們，把他們寫在紙上的時候，我自己也變了。這些經年累月從書本上和課堂上得到的知識；那些因為想要成為“作家”而修養和學習的教育都脫落下來，我又成為了一個野孩子：三天不打，上房揭瓦，在滿街上跑來跑去。

我的父母用各種文學名著把我餵養長大，從學前班一路讀到博士，所以我總是想變得更好，更漂亮，更文明，更進步——但我終於在這一天發現，自己所沉迷的原來是我們鎮的骯髒、醜陋和粗俗，我想用世上所有的詩意和美好來描述它，來告訴所有人，這就是我所看到的世界，我深深地崇拜並熱愛著它。

《我們家》是我最近的一個“平樂鎮”長篇。我寫它寫了斷斷續續的大半年。從二十三歲到二十六歲，從《五月女王》到《我們家》，我把“平樂鎮”從南街寫到了西街，從孩子寫到了中年。《五月女王》是我對故鄉的抒情詩，《我們家》則是一篇我要求自己完成的學術論文。我希望能通過寫《我們家》來回答兩個問題：第一是如何完成真正意義上的虛構；第二是如何更貼身地來處理日常的粗魯。最後的結論是：我必須感謝“薛勝強”，我的主角，一個豆瓣廠老闆，他用他的粗暴和憤怒，酣暢和蓬勃的情欲啟發了我，矯正了我，指導著我去成為一個能真正有資格寫城鄉結合部的小說家。

另一方面，我對小說這件事也充滿了悲觀：我懷疑它是否有能力真正地反映蕪雜的生活，我懷疑它對世界上的人是否有用，我懷疑它的出現和被閱讀歸根結底都是無聊的結果。換句話說，我無法對自己所從事的事業具有榮譽感，甚至使命感——十幾歲的我們相信“才華”，相信我們在這個世界的存在是有意義的，但這些最終被證明只是兒童似的天真爛漫。
快要三十歲的時候，或許我還可以是個年輕人，但我對小說的要求變少了。我不需要它表達圖景，呈現意向，隱藏結構，更不用說傳達什麼道理——它只是一個陪我度日的小玩意——《我們家》就是這樣的一個小玩意：它寫了一小家人的小故事，吵吵鬧鬧，磕磕絆絆，互相心裡罵對方然後笑眯眯的。在題記我寫“這個故事有點慢，睡瞌睡前看一看”——也就是這個樣子。

但是，和所有的中國人一樣，我們生來都有歷史的痛感和國家的命運感，總希望能一口氣吐出黃河來。《我們家》裡面的“豆瓣”，當然也就是我們郫縣著名的“郫縣豆瓣”。最開始，我爸爸知道我準備寫一個關於“郫縣豆瓣” 的小說，對我說：“你應該寫成一個史詩性的故事，講講郫縣豆瓣的歷史，寫幾個家族的幾代紛爭，要寫出厚重感。”我說：“你這是要改變幾十集的電視劇大戲啊？——你女兒我可沒那本事。”

我是真的沒那本事——我唯一的本事就是意識到自己沒有那樣的本事。於是本來可以改編歷史大戲的“郫縣豆瓣傳奇”被我寫成了一個豆瓣廠長在老母親，老婆和二奶中間打轉的尷尬故事，這對我爸爸的那一代讀書人來說可能是一個大好題材的浪費。

但我個人把它當成一種進步，當成我作為小說家的成長。就是說我成了一個大人，所以我開得起玩笑，掂得清自己的斤兩，心甘情願地小打小鬧。比起二十五六萬字的《五月女王》，《我們家》只有輕飄飄的十三萬字——因為我意識到自己還遠遠沒有那個力量，我對我的“平樂鎮”還是個門外漢，所以我寫它的故事會越寫越短，越寫越小：從二十多萬到十多萬，然後到幾萬：今年，我寫的“平樂鎮”都成了短篇。

是的，我並不相信自己的力量，也對小說的力量還充滿懷疑。對於我的故鄉，我的“平樂鎮”，我瞭解得太少，想得太淺，能寫出來的也就是一點點，好在我從來是個自得其樂的人，當個“小”作家對現在的我正是舒舒服服的事。

世上的故事總是諷刺。小時候我走在灰漆漆的郫縣街上，總是想著要趕緊長大離開這裡；十幾年前老被人叫“少年作家“，我也氣急敗壞地想寫個巨著來證明自己的成熟——現在我走也不想走了，長大也不著急了，可能是臉皮厚了的緣故，有時候回郫縣看我爸爸，走在街上，猛然一個大廣告，說有個火腿腸要“走出中國，走向世界”——這對火腿腸或許是好事，可是我哪裡都不想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