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常刷臉書的關係，我一直是駱以軍 《小兒子》系列故事的忠實讀者，得知我所供職的出版社買下了《小兒子》簡體版權時，我真高興壞了。相比於他過往的《西夏旅館》《女兒》等作品，這本形式獨特，敘事幽默，通俗好讀，而且是從日常生活中“長”出來的故事，自有一種親切共鳴。駱以軍自己在採訪中也說，每次一貼純文學的小說段落或讀書劄記就頗清冷，沒人看，但一貼“小兒子說……”之廢文，好像夜釣的漁船，周圍那些魚兒全歡騰跳出水面。所以，責任編輯和總編也都對這本書報以極大期待，首印數比一般文學作品定的還高（注釋：一般我們文學書首印七八千冊）。

然而，從去年6月出版到現在，銷量卻潑了我們一大盆冷水，豆瓣讀書頁面迄今標注讀過的人數僅有兩位數。並非沒有使勁，何況駱以軍在大陸文學讀者中也有一定影響力——媒體推薦過，當當網、京東網等各大網店的促銷活動也是每次都參加，可銷量始終上不去，遠不及作用於其他文學書上來的效果顯著。
 
這是去年出版的新書裡最讓我遺憾的一本。但就在《小兒子》大陸遭遇“水土不服”的同時，《小兒子2》已經接著在臺灣出版，足見臺灣讀者和市場對其接受度還是不錯。兩岸巨大的落差也促使我反思。是的，簡體版書做得不夠好、落地功夫沒到位、作者本人未參加宣傳活動、媒體曝光較少……原因細說起來或有很多，但在我看來最根本的一個，或許還在於兩岸對待文學閱讀態度的差異。相較臺灣，“有用”仍是當前大陸文學閱讀的主要訴求。
 
縱觀這幾年大陸榜單上比較搶眼的文學作品，無論小說還是散文，基本都屬於有用的。這種有用，很大程度在於對當下時局與轉型社會的呼應，對高速發展中人們困惑內心的療愈。上海作家金宇澄的小說《繁花》吸引人的點很多，有融方言敘事的獨特寫作手法，有各類獎項的加持，更重要的是，它仿佛田野觀察樣本一般，以文學高度還原了變革中的上海市井生活全貌；而紀實類作家梁鴻，她的《中國在梁莊》《出梁莊記》喚起了中國社會對農民工及農民工家庭的廣泛關注；媒體人蔡崇達的散文集《皮囊》則通過一個個溫情又殘酷的故事，呈現了福建漁業小鎮上的風土人情和時代變遷；野夫的散文亦是關乎大時代背景下的故鄉與故人……這些都是有用的文學閱讀。
 
曾經有資深出版人總結過判斷一部文學作品到底好不好或者有多好的標準，這15個關鍵字是：有深情、有激勵、有真相、有快感、有女性、有純真、有夢想、有震撼、有安慰、有思想、有大名、有大獎、有大戲、有大事、有大勢。然而這些元素，《小兒子》裡並沒有，毫無爆點，也毫無說教，這本書只是一個靈魂凹凸有層次的老爸記錄下與兩個兒子的瑣碎日常，它沒有傳統教育意義上的有用參考價值，所以多數大陸讀者還是更願意為精英引領的教育範本買單，所以龍應台的《孩子你慢慢來》能常年暢銷不衰。但在我看來《小兒子》卻是柔軟而閃光的，因為它教的不是可以模仿借鑒的經驗，它只是尊重並還原了生而為人的獨特，告訴我們何為愛，何為人生最重要的部分。
 
事實上，這種對靈魂的解剖對內心的追問，或者說所抱持的這樣一種真實的力量，也是閱讀許多臺灣作家如簡嫃、吳明益時帶給我的感受。包括前陣子在OKAPI網站接連看到陳栢青、李屏瑤等幾位活躍的七年級作家作品面世，他們的書寫多半從自身經歷出發，筆觸中有可貴的面對自己的誠實。打個可能不恰當的比方，臺灣作家在我眼裡有點像“中國好歌曲”導師裡的范曉萱，敏銳細膩，真性情，偶爾還冒點傻氣稚拙（比如坐上舞臺搶學員），但總能捕捉和讀懂他人未必能get到的選手內心深處；而大陸作家們則有點類似其他幾位導師，話說得漂亮，熟練自在，懂得找噱頭做效果，但就是少了一點能沉到心裡的“本真”。
 
一個直觀的感受是，閱讀大陸的文學作品，個人常常淹沒於時代，而臺灣則剛好相反，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個活生生有性格的人脫穎而出。兩岸圖書市場和文創環境的差異就更大了，臺灣出版業更加充滿個性與多元聲音，例如好些小的出版機構都很有guts來挑戰敏感議題，促進社會的探討和進步。而大陸看似體量龐大，但資本壟斷和意識管控下，出版形態其實相對窄化單一，產業並購更將圖書出版簡化成了一條無趣的生產線。
 
巨大的市場，無窮無盡的想像和可能，奇異的創新和商業模式，這些《野心時代》裡提及的都是中國當下現實，一切機會來自於大，一切問題也都是因為大。不得不承認，大陸目前的大眾文學閱讀還是以“有用的閱讀”為主，因為追求有用，所以“IP”(註)在過去一年愈發成為文化產業的熱門關鍵字，資本對好內容趨之若鶩，渴望立刻從一個個故事中得到變現，恨不得將一個文本迅速孵化滲透到所有其他領域，文學閱讀也越發不能耐下心來。
 
儘管現在大陸也湧現出一些優秀的獨立品牌，如“副本製作”，致力於關注當代漢語及其在文學和藝術中的呈現，並試圖推動相關的創作、交流和出版，比如去年由他們所出版的作家趙松《撫順故事集》在口碑和銷量上都有不俗表現，但對於多數體制內的龐大出版機構而言，嚴肅（純）文學作品現在的處境有些尷尬。如果沒有獎項沒有身份沒有名人沒有噱頭來行銷推廣，上市兩個月內沒什麼動靜，想要將這些“無用之美”推薦給讀者去接受就變得異常困難，像臺灣作家王定國《那麼熱，那麼冷》《誰在暗中眨眼睛》都寫得很好，但讀者接受度還是低迷。嚴肅文學有時候只能寄望於某種好運，比如去年底我們出版了匈牙利文學大師馬婁伊·山多爾的幾部作品，上市三個月反應平平，直到今年2月，因為梁文道在自己的視頻節目《一千零一夜》中專門講了《燭燼》（台譯《餘燼》）這本書，才帶來了僅亞馬遜一個網站一周就能賣三四百本的飛速增長。
 
可是，不是每一本嚴肅文學作品都能遇上一位公共知識份子為其代言。雖然兩岸文學環境和審美標準有所不同，但這個時代我們都面臨著一個共同的難題：這是一個人人都想當作者不想當讀者的時代。資訊超載，眾聲喧嘩，有價值的資訊被海量的資訊淹沒，一本書如何找到自己的讀者也變得越來越難。對於編輯來說，也許唯有不斷折磨自己，洞悉人性，以最棒的封面和文案撓到讀者癢處，把需要召喚的目標讀者召喚到，才能更好地讓文學作品的生命得以傳播和延續。

注釋:IP＝Intellectual Property，本義就是智慧財產權，本來算不上熱門詞彙，最初大概是指擁有大量粉絲的網路文學的影視改編權，但是過去這一年，這個詞真是熱到幾乎文化行業都在談，含義也不斷豐富，變成了一種超級概念，集納了大資料、互聯網行銷、粉絲社群、周邊衍生產品等，它的所指也越來越多元，可以理解為，一種創作，寫小說，寫歌，寫劇本這些都屬於；也可以理解為，一種有內容的品牌。之前有媒體說2015年可以算是中國的IP元年。作家馮唐之前接受採訪時更說過：我本人就是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