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起，阿美族人Lifok Oteng(黃貴潮，1932─)開始以日記體書寫， 直到2000 年出版《遲我十年：Lifok生活日記（1951年至1972 年第一集）》，可以說是台灣原住民以漢文書寫文學作品的第一人(原Lifok生活日記多以日文書寫，兼雜漢字，愈到後期，日記愈偏向漢字書寫)。
 
1962年4月15日，排灣族人Kowan talall(陳英雄，1941─)以一篇散文〈山村〉發表於聯副，並接續寫作。1971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小說集《域外夢痕》，是台灣原住民第一本漢文書寫的文學作品集。
 
1978年，阿美族人Sumi(曾月娥，1941─)以〈阿美族的生活習俗〉獲第一屆中國時報報導文學獎甄選獎，是台灣原住民獲得文學獎的先聲。
 
1980年代以後，隨著世界原住民權利運動與台灣民主運動的勃發，「台灣出現第一批原住民作家」(吳錦發語)，原住民社會內部所產生的各種議題才逐漸展開。其中以莫那能(排灣族)、拓拔斯.塔瑪匹馬(布農族)、瓦歷斯.諾幹與夏曼.藍波安為代表，但最早結集的作品也要等到1987年(拓拔斯.塔瑪匹馬《最後的獵人》)。
 
1990年以降，經歷了台灣本土、多元文化思潮以及國際原住民族對於自身權益以及延續語言文化的積極奮鬥之後，台灣原住民族作家以抗爭的訴求發而為文，有更多的族人返回原鄉部落與文化情境尋找失落的題材，爾後，逐漸獲得台灣主流社會的認同與接納。此一時刻，著有《台灣原住民族文學史綱》的鄒族巴蘇亞.博伊哲努(浦忠成，1957─)稱之為台灣原住民文學的「文化復興時期」。
 
1993年11月，《山海文化雙月刊》出版，標誌著台灣原住民以主體位置的書寫隊伍成行。1995年總統頒訂《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將「山地同胞」改為「原住民族」，清楚顯示國家的意志要擺脫以一元論為基礎的同化政策，並對原住民族的語言、文化要加以維護與發展，同時對原住民各類事務的推動，要尊重原住民族的意願。
 
到了這個階段(特別是1993年是聯合國原住民發展年第一個十年的第一年)，原住民族的創作已經開始變異於之前原運世代的創作內容，書寫的意圖清楚的指向歷史、語言、文化，也就是以「部落族群」議題為書寫核心。
 
到了2000年，部落族群的書寫開始有了更多樣化的發展。阿美族人阿綺骨以一本網路文學的《安娜.禁忌.門》，開啟了以想像、情慾為主調的反原住民性書寫。排灣族達德拉凡.伊苞，以《老鷹，再見》透過旅外書寫經驗所產生的歸屬認同意識，超克族群認同，並找到安身立命之所。卑南外省混血的董恕明在兩本詩集《紀念品》、《纏來纏去》，則顯示了個人經驗與生活態度的內化、思考，讓原住民性歸位給文學內在的抒情性。
 
有論者(林瑜馨，2015)認為，這是原住民文學的「非典型敘述」，即前者以文化、社會、歷史的書寫為主，後者以生活、情感與想像的創作有關。換言之，非典型書寫的樣態，從文本的空間中，不以部落為主要的敘事空間。主題思想，則是以表達個人生命追尋，進而以原住民「族」進行反思文學的多樣面貌。
 
究其理，只要(原住民)文學達到撼動人心的高度，不論是原住民文學的「原住民性」、「文學性」的偏重(好)，就是好的文學作品。更準確的說，能夠擺脫狹隘的族群、地域意識，植根於民族文化深層，能突顯其有益於整體人類的特殊文學情感與思想，就是可長可久的好文學。
 
儘管台灣原住民文學的發展早已開花盛放，主流社會對於原住民族的壓迫、歧視、殖民性，並沒有辦法隨社會變革一夕革除，甚至在倡言多元文化、轉型正義的台灣社會，對應於台灣原住民文學的態度僅僅稱得上是「福利殖民式」的「看見」原住民文學。
 
正如棒球，本是日本殖民台灣之運動、籃球是美國殖民台灣之運動，恰恰在國共鬥爭之外交戰失利告危，才將原住民族棒球推上國際舞台，充當了國民黨政權之統治工具。對內，重構國族主義，對外，開拓了「中華民國」之能見度，而帝國主義也樂見兩岸於體育／外交起煙硝，以收漁翁之巨利。幾十年來，原住民族於體育、歌唱之亮眼表現，正是殖民所建構，一如美國黑人。
 
台灣原住民文學之以日文、華文表述，可以是後殖民的文學表述，在於解殖
進而去殖，才能生成文學的主體。
 
如果，有一天，台灣環境公民齊聚蘭嶼開研討會，學習原住民族生態智慧。如果，有一天，台灣表演工作者齊聚某一原住民族祭儀，學習表演者與觀賞者互換合一、集體同樂之傳統文化。如果，有一天，台灣公民社會開始追尋原住民族之共享經濟。如果，有一天，台灣公民肯認並追求原住民文學的山海文化、人與土地的共享文化……
 
台灣原住民文學之去殖民方啟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