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肯亞當局的角度來看，由於跨國犯罪的刑事管轄權競合，倘若同一犯罪事實各國都要求司法管轄權，則是以行為地優先，若在不同國家犯下不同罪名，則是以最重罪的國家為優先。跨國犯罪涉及的是共同管轄，肯亞法院僅針對「無照經營電信業」、「無照使用無線電信設備」與「組織犯罪」等3個罪名判定無罪，導致肯亞法律沒有「詐欺罪」，抑或肯亞法律有「詐欺罪」，卻故意不起訴。從比較兩岸刑法針對詐欺罪的刑責而言，兩岸針對電信詐欺罪的刑責也大不相同，我國自2014年針對刑法339-4條增修之後，對假冒公務員名義、以電子機房等行騙的詐騙成員，「可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100萬元以下罰金」的結果，與中國大陸最重可判處無期徒刑的刑責，台灣在此意義上的確為電信詐欺的犯罪天堂。

尤甚，在台灣司法受審的過程中，時常發生法官自我法律限縮，主張對岸公安提供的筆錄等未經交互詰問沒有證據能力，當檢方要求以視訊訊問對岸被害人和被告卻被法官拒絕，即產生證據不足、詐欺未遂等，判被告無罪或輕判。電信詐騙事件頻傳嚴重影響兩岸關係互動，國台辦警覺到台灣民粹主義對此次事件的激昂情緒再度上揚，遂搬出台灣看待此事件應站在被害人為由，企圖來動之以情、曉之以理。兩岸針對打擊在第三國的詐騙集團的互動經驗，對岸動輒認為台灣究詐欺罪的刑責過輕，亦導致台藉人士在中國大陸詐騙刑案猖狂之主因之一，台灣司法是否輕放海外遣返的電信詐欺正犯亦有討論空間。從案件偵辦的角度來看，我國法院對於好不容易取得之境外證據，往往以最嚴格的證據法則來檢驗，時常讓檢察官偵辦案件時不知所措。
 
被民粹情緒遺忘的「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
 
肯亞在遣返的程序確定有誤，違反國際慣例有討論餘地，正確程序應當為驅逐出境後遣返台灣，再透過「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依據司法管轄權讓兩岸彼此協商。筆者認為我國外交部仍可積極和肯亞交涉，主張肯亞並不是將台籍人士遊客引渡至中國大陸，而是將人驅逐出境送回原出發地之處理更為妥當。職此，肯亞案亦突顯台灣在國際互動、國際法，以及與他國簽訂司法合作及互助協定之重要性。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若要積極落實，針對國際管轄權及共同打擊犯罪，兩岸宜建立更深一層的慣例與互動，減緩往後類似事件對兩岸關係的負面衝擊。當電信詐欺從單純涉及刑事的司法案件，昇華為兩岸關係複雜的政治問題之時，肯亞案涉及高度的政治敏感度，政治人物實不宜動輒將民粹情緒無限上綱，相關主管單位需有更高的智慧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