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35年起，荷蘭人(占領臺南一地)開始對原住民(平埔族)為期十年的東征西討，殺番人、燒番社，將番社土地納為「王田」。
 
1661年，荷蘭人敗退，換上「鄭氏王朝」，鄭氏立刻對平埔各族進行迫害，甚至滅社屠殺，鄭軍傾力強佔平埔各族的土地，即：「以各社土田，分給水陸諸提鎮……令兵丁俱各屯墾。」(海上見聞錄)更分遣官吏，向平埔各族徵收重稅。
 
1683~1722年（康熙），清廷以社商、通事、業戶聯合侵墾番地。「若云番地，則全台皆取之番，還不生還也。」(藍鼎元)「令流亡之民，去墾彼地。」(徐宗幹)即不承認原住民(平埔族)的任何所有權，入侵者可以任意搶奪。
 
1761年重劃邊界，後代稱為「土牛紅線」，私墾地劃歸平埔族，1766年，為處理土地糾紛設「理番同知」。但因控制過嚴，1786年引起「林爽文事件」，漢人武裝拓殖團體公開反抗。1790年再設「番屯」，以平埔族為傭兵。
 
1796-1820（嘉慶），始自1782的「漳泉械鬥」，表明漢人力量已超過平埔族，且西部平原已經開發飽和，1810年噶瑪蘭收入版圖，可代表新時代的開始──武裝拓墾可獲得官府事後認定。
 
1821-1875（道光、咸豐、同治），此時期大致可稱為「隘防制」蓬勃發展時代，漢人內部有閩粵械鬥，引起中部平埔族的遷移。隘防制又使得漢人武裝拓墾至中北部淺山地區，官方則大抵採用事後承認方式。
 
1906年，理蕃總督佐久間左馬太引進日人松崗博士的觀點，合理化「理蕃」軍事行動。松崗博士的見解稱：清朝以台灣生番為化外之民，故日本承繼台灣主權，日本與生蕃並非國際法上之關係，然則討伐生蕃的意義何在？夫國家須在國際法上為列國承認者，列國承認其為國家須有一定之政治組織，生蕃各社並無政治組織，故在國際法上不能承認其為國家，因其並非國家，不能稱為交戰之主體，故生蕃之討伐非國際法之戰爭，結論生蕃在社會學上固為人類，而由國際法上觀之則如動物耳。
生蕃既為動物，又是台灣山林資源寶庫封鎖者，固應「剷除」。
 
日據台灣總督府於1910年~1914年實行「林野調查」(其目的是查定林野的大部分為官有，分別林野的官有與民有)。首先將東部各蕃社(主要以阿美族、卑南族為主)的頭目向由其所屬「蕃人」徵收土地貢租的舊慣習予以廢止，確立了國家取代頭目的土地治理權(事實上，阿美族、卑南族所謂的共租土地其實是以族群共有制方式流傳下來)。台灣總督府其實是以「林野調查」之名行土地奪取之實。而總督府與阿美族、卑南族也沒有任何契約上的轉換手續，只是片面的以行政命令既成事實。
 
1915年~1925年，日據台灣總督府再進一步實行「官有林野整理事業」(目的為使林野與東部台灣田園的所有權明確劃分)。將當時全台林野總面積265萬甲林野中的91萬6千甲進行調查(另有三分之二計172萬甲林野屬「蕃界」山區)，其官有林野分為「要存置林野」與「不要存置林野」，實行所謂區分調查。
「不要存置林野」予以處分調查，即將其售於需要利用「保管林」者或「擅自」開墾等有關係人，或作為預約開墾成功的林地出售。正如矢內原忠雄所指出，這是日據台灣總督府通過強權施行的實質沒收，是直接侵害私有財產制，也是以國家權力的直接介入來累積資本的經濟計畫。
 
1928年，日本總督府又更進一步制定「台灣森林計畫事業規章」，由殖產局舉辦國有林野之區分調查，將山地區分為「要存置林野」(即今之國有林班地)、「不要存置林野」(即今之林野地)、「準要存置林野」(即為特制之「高砂族保留地」，面積僅45萬公頃，行武力強迫、利誘手段進行集體移住，並不得侵入此範圍以外的國有林野地，嚴格施以管制，以設置通電隘勇線強化鎮壓、防備、隔離的目的。)
國有林野地的區分調查是全面確立土地為「殖民主國家」此一事實，「準要存置林野」之設計在於「片面」、「單方面」之國家認定，其不以文字契約與原住民族劃清土地歸屬問題，是希冀以武力完成統治之現實來解決。
 
1948年7月15日，台灣省政府公佈「台灣省各縣山地保留地管理辦法」，作為山胞保留地政策之依據，本辦法沿襲日據台灣總督府之所有權歸於國家(殖民國)，使用權交於原住民，並明文規定每人使用保留地的最高限額為：水田0.4公頃或旱田0.8公頃，林地1公頃。
 
1958年~1966年省政府重測台灣三十個山地鄉、六個平地箱內的山地保留地，確定「山地保留地」為24萬6百34公頃。1967年經測量調查後，扣掉機關用地、天然林木、企業用地等，台灣原住民族真正使用的土地僅約14萬8千8百72公頃。
 
考察這一段短暫的歷史，我們看到了台灣原住民族的傳統領域由至少172萬甲林野直線下降到45萬公頃，再區隔成24萬6百34公頃，直到真正使用的14萬8千8百72公頃。
 
以上台灣原住民族土地的消長印證了Jason Clay的宣稱：「沒有任何事件比國家剝奪原住民資源，尤其是原住民土地，更威脅原住民的生存。」 將台灣原住民各族傳統領域視為「無主地」、「非人化」而加以入侵、佔用、據為國有是台灣原住民族抗爭的源頭。
 
國際法「第三代人權」的觀點來看集體權利，原住民的「民族權」 (indigenous rights) 大致可以歸納為認同權、自決權、文化權、財產權、以及補償權；這些是「天經地義」(inherent) 的，而非他人「授與」 的。當前最迫切的原住民議題是土地權的詮釋、以及如何落實之道。不過，土地權的背後涉及原住族主權是否能被接受、以及民族自決權如何透過自治權的行使來成立自治區。我們必須指出，原住民的主權、自決權、以及自治權，其實是不同位階上的概念，而設置自治區是「引申而來」(derived) 的權利
 
原住民追求目標是要恢復原住民傳統固有的土地、以及資源開採的享有。在原住民的世界裡，認同是根植於土地，若失去了對土地的控制權，原住民生存的意義就不知如何重新界定。只要政府認為漢人取得的土地是正當的，那麼，征服者與被征服者的殖民關係就不會終止，更遑論彼此的「和解」(reconciliation)。原住民從來未曾放棄其主權，而是墾殖者的「國家主權」(state sovereignty) 侵犯了原住民原本擁有的主權 (indigenous sovereignty)。
 
原住民若要真正體現自己的主權，終究要回歸對土地的掌控；土地權的訴求是原住民在討回自己的財產，而不是在向台灣人「要東西」。過去有關原住民土地流失、或被強行徵收，都牽涉到土地權的取回、或賠償，原住民與台灣人雙方最後還是要作真誠的對話。
 
要言之，無土無人，奢論自決；無以自決，何來轉型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