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在2014年年底的地方縣市長選舉及2016年年初的總統大選，民進黨候選人都以高票當選，一般輿論的評論，咸認為國民黨在馬英九執政的八年中，愈來愈與民意脫節，尤其遇到社運團體發動的抗爭時，不是相應不理，便是束手無策，完全無法正面回應抗爭者提出的訴求，這也成為國民黨失去政權的主要因素之一。
 
的確，從大埔事件、關廠工人和國道收費員抗爭、洪仲丘被虐死案、到太陽花學運，種種引發社會爭議的案例，馬政府的處理手法經常導致更大的不滿，而民進黨也樂於「收割」，逐漸累積扳倒國民黨地方和中央政權的實力。蔡英文在競選期間，不斷強調要和公民社會連結，在提名不分區立法委員時，更是廣泛延攬社運界的知名人士，交出一份讓民間「眼睛一亮」的名單，奠下了贏得44%政黨票的基礎(國民黨則只獲得約27%的政黨票)。
 
這種向台灣公民社會與社運界釋出善意的動作，於蔡英文的就職演說以及就任後推出的諸多「新政」亦可觀察到，譬如：就職講稿是以「解決問題」作為主軸，列舉了一連串的內政／社會議題，包括經濟、青年就業、年金、長照、環保、司法改革、教育改革、食安、治安、乃至轉型正義等等，展現了回應國人望治心切的魄力與決心。同時間，行政院長簽署的第二份公文，即是對於太陽花運動時，攻佔行政院被起訴的126名被告撤除告訴，還被前行政院長江宜樺投書媒體，諷刺蔡政府此舉是為了「回報」這場學運對民進黨重返執政的貢獻。
 
平心而論，民進黨在從事政治反對運動的階段時，便建立了與社運團體「分進合擊」的默契，所以早期的街頭抗爭，社運界往往必須依靠民進黨協助進行組織動員，這也形成了國民黨視社運團體為民進黨外圍組織的刻板印象，始終不願增進與社運界的相互理解，遑論合作或結盟。而站在社運界的立場，2000年民進黨執政後，歷經核四的廢除和恢復興建，以及對於改革路線的不夠堅持，兩造確實漸行漸遠，甚至出現了分道揚鑣的趨勢。民進黨缺少了「社會力」的支撐，2008年大選落得以大敗收場，選後則是蔡英文被拱出來收拾殘局，擔任黨主席，但這也使得民進黨有機會重新修補和社運團體的信任關係。
 
簡言之，蔡英文深知，社運團體不見得擁有很多選票，更不可能作為選舉椿腳，卻是詮釋「公平正義」、建構「正當性」最為核心的主角。亦因此，她在整整八年的在野期間，一方面十分積極參與民間非營利組織(NGO)和社運界的各項活動，如募款餐會和街頭運動，另一方面保持低調作風，避免搶掉主辦單位風采。這種行事風格恰好符合了台灣社會運動的轉型取向，如同我個人在2010年撰寫〈台灣社會運動再出發的時代意義〉一文中指出，台灣的草根公民社會和社運團體，雖然對於第一次政黨輪替後的民進黨表現相當失望，但對國民黨再度執政後的「黨國復辟」心態更為排斥，隨著各種社會矛盾的浮現，社會運動組織者本身的「主體性」愈益強化，而新一波標榜著「覺醒與自救」的抗爭行動則是蠢蠢欲動，成為社會進步的關鍵動力；相對地，政黨逐漸淪為配角，不再具有主導地位。(請參閱蕭新煌／顧忠華主編：《台灣社會運動再出發》，台北：巨流，2010：11-24)
 
果不其然，馬英九2012年連任後，陸續推出違背民意的政策，加上2013年的「馬王政爭」衍伸出違法監聽及憲政危機的質疑，開始醞釀出「民心思變」的氛圍。就在2013年8月3日，凱達格蘭大道上聚集了25萬自發參與的群眾，共同悼念軍中冤死的洪仲丘下士，令人訝異的是，這場大規模的群眾動員，竟然是由39名政治素人組成的臨時團體所發動，顛覆了傳統社會運動的運作模式。接連而來的，是2014年3月18日，約上百名學生和社運人士翻牆進入立法院議場，持續佔領了24天，阻止了服貿協議的生效，3月30日更有50萬人上街頭聲援，同時也抗議行政部門在3月24日以強硬的鎮壓手段驅離佔據行政院的學生，造成流血事件。這幾次的抗爭，民進黨只扮演了陪襯的角色，突顯出「主客易位」的時勢發展軸線。
 
那麼，新的蔡英文政府究竟和台灣社運界會如何相處呢？以520前後的民調來看，新政府得到的支持度和信任度都超過選舉得票率，可說處在蜜月期階段，即使就職典禮的表演項目曾引起社運團體抗議，但人們對於民進黨完全執政的期待多於唱衰，一時之間也看不出哪些社會爭議會有衝突擴大的跡象。值得觀察的「棉角」(或「眉角」)（意指關鍵或者訣竅），是在社運團體內部，是否會因為組織成員當選民進黨不分區立法委員，而在需要表現抗爭立場時，刻意有所收斂？或是反會加強抗爭力道，以進行「切割」，宣示不接受政府「收編」？這中間涉及到各種「博奕」的可能組合，不過，社運團體為了維護成立宗旨的一貫性，通常會選擇「既聯合又鬥爭」的策略，也就是保持和政府溝通協調的管道，充分利用社運出身之不分區立法委員身份向政府部門施壓，但在觸及底線時不輕易讓步，更不可能放棄街頭抗爭的「劇碼」。換句話說，台灣的社運界始終會與民進黨政府維持著某種程度的「緊張關係」，並且警惕自己不致淪為「外圍」組織，該抗爭時仍會抗爭。至於頻率多少，則繫於蔡英文政府在施政上，能否展現出和馬政府不同的「同理心」和「敏感度」，讓爭議問題不會惡化到一發不可收拾的地步？
 
綜上所述，或許蔡英文第一任的四年內，在行政部門不犯大錯的前提下，不致見到大規模的社運動員，除了社運內部總會評估「翻臉」的成本外，目前的社會共識似乎更傾向「休養生息」，所以就算在野的國民黨想發動集會遊行，也必須衡量民意動向，不能輕舉妄動。畢竟國民黨過去與台灣的公民社會長期處於疏離狀態，其培養的社會團體更屬於「恩庇待從制」下的既得利益者，如救國團、婦聯會等等，根本沒有動員抗爭的經驗。在這方面，國民黨若願意「補課」，倒不妨透過智庫等平台，安排研習課程，重新認識「公民社會」、「社會運動」等基本概念，並以內部民主化改造本身的體質，未來才能記取失去政權、瀕臨泡沫化的教訓，不再以傲慢態度面對社運團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