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前在哥本哈根，里約從夏奧會申辦的眾多城市中成功突圍，整個巴西舉國歡騰。奧運會歷史上第一次來到南美大陸，這對於快速崛起的巴西來說，絕對是一次極佳的展示自我的機會。同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國，在2008年交出近乎完美的答卷，這不僅為巴西提供了經驗，也注入了信心。
 
    不過，現實似乎跟世人開了一個玩笑。兩三年前，國際奧委會巡檢里約奧運工程的建設進度，情況卻不容樂觀。自那時起，關於里約奧運的負面新聞就開始頻繁見諸媒體。在政治亂局、經濟危機和環境污染等多重問題地侵襲下，人們對里約奧運的態度，從最初時的樂觀積極，變得愈發擔憂。時至今日，人們普遍認為，里約的準備工作幾乎逃不過史上最差這一尷尬的標簽。而無論是在傳統媒體還是社交媒體上，里約當局，也自然而然成為眾人吐槽的對象。
 
    因為財政赤字不得已削減預算、降低公務员工资，由於工資降低引發大規模罷工，並繼而導致奧運施工延緩、茲卡病毒肆虐、街頭犯罪橫行…...這種線性的邏輯看似無懈可擊，並把一切問題的症結歸咎於里約，但若仔細分析起來，未免過於表象化。自1896年皮埃爾·顧拜旦創立現代奧林匹克以來，奧運會本身在不斷異化。當初顧拜旦提出的「非政治化」「非商業化」和「非職業化」三個原則，就早已被顛覆。而隨著奧運逐渐背離它最初的设想，在新的社會環境裡，挑戰也随即湧現。可以說，里約困局從深層次來看，乃是奧運發展遭受阻滯的最新體現，讓里約為奧運的困境買單，無疑是顛倒了主次。
 
奧運之變 始於政治化
 
    喬治·奧威爾曾把大型體育賽事喻作“模擬戰爭”，足以窺見奧運巨大的影響力。機敏的政客們同樣意識到了這一點，從1936年柏林奧運會被納粹黨全面控制開始，他們逐漸借助奧運舞台施展政治手段、傳播政治理念和表達政治訴求。這意味著，顧拜旦一直致力于維護的奧運本色正悄然褪去，更何況，柏林奧運會舉辦隔年，顧拜旦與世長辭，這像是一個隱喻，即顧拜旦所追求的純粹奧運連同他本人一起，成為歷史的過去時。
 
    二戰後，以美蘇為代表的資本主義陣營和社會主義陣營陷入冷戰，政治對體育施以的影響愈演愈烈。1979年聖誕前夕，蘇聯入侵阿富汗，這一軍事行動迅速遭到了世界輿論的強烈譴責，包括美國、西德、日本和加拿大在內的許多國家都嚴正聲明，拒絕參加1980年莫斯科奧運會。不過，需要的注意的是，這種抵制大多並非運動員本人所願，但在政治的綁架和脅迫下，他們的抗議和淚水充滿了無力感。最終，僅有80個國家派出代表團，人們不禁質疑，奧運會的發展還能否繼續下去？
 
    此類質疑不無道理，在1984年奧運會的申辦過程中，洛杉磯上演獨角戲就為此做了生動地註解，懾於政治因素和日益增長的耗資，其他城市有心無力。而即便是洛杉磯承辦，也俱有某種叫板的意味，在軍備競賽開展得如火如荼的背景下，美國政府當然要辦一次體面的奧運會，以顯示資本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四年前在莫斯科吃虧的蘇聯如何能忍？這一次，它聯合東德、保加利亞、捷克斯洛伐克等國家，以安全問題為由拒絕參賽，其實，安全問題只是個幌子，實際原因不過是想報四年前的一箭之仇。
 
    這以後，借奧運表達政治意願的個人行為也大行其道。如果說1968年墨西哥奧運會上，阿赫瓦裏拖著傷腿沖過終點，以及那句“我的祖國把我從7000英里外送到這裡，不是讓我開始比賽，而是要我完成比賽……”詮釋了真正的奧林匹克精神，那托米·史密斯和約翰·卡洛斯為黑權行禮，米里斯梅利拒絕迎戰以色列選手而選擇退賽，甚至於斯皮爾伯格因為達爾富爾問題辭去北京奧運會藝術顧問身份等等，則或多或少變了味道。
 
    里約奧運會有沒有政治力量的影響？當然有，只不過，不同政治力量間的對抗已經演變為一場暗戰。2014年底，德國電視台播出紀錄片《禁藥秘檔：俄羅斯如何製造出它的冠軍們》，輿論一片譁然。無論是世界反興奮劑機構後來公佈的調查報告，還是麥克拉倫個人調查的結果，以俄羅斯田徑為主體，有系統、有組織服用興奮劑的事實基本坐實。據此，美國、加拿大、日本、法國等10國反興奮劑組織聯名上書國際奧委會，呼籲全面禁止俄羅斯參加里約奧運會。在俄羅斯人看來，此舉無疑是有計劃的政治陰謀，是對體育的侵入和褻瀆。而以旁人的眼光審視，這次興奮劑事件同樣值得玩味，牽頭調查此次事件的前WADA 主席龐德和個體調查者麥克拉倫同為加拿大人，加上俄美聯盟長期對抗的背景，興奮劑背後很難逃脫政治的手。
 
    從1936年的柏林到2016年的里約，體育壓倒一切，早已成為一種美好的幻想。政治入侵奧運，在破壞奧運本體獨立性和完整性的同時，也常讓它走到危機關頭。
 
商業化狂飆 得於斯者毀於斯
 
    要舉辦奧運會，最不可或缺的可能就是資金。依據顧拜旦的設想，奧運會要走一條完全去商業化的道路，即主要費用由國家和當地政府承擔，然後通過銷售門票和紀念郵票回收成本。頗為諷刺的是，在第一屆奧運會上，柯達在交付了有限的贊助費後，就成功地在成績冊上印上了廣告。可以說，這一原則剛剛開始施行，就遭遇了挑戰。
 
    為了提高奧運的盈利能力，此後幾屆賽事，奧委會可謂煞費苦心。發售奧運彩票、出售各種商品營銷權、允許企業利用奧運標識打廣告，直到1960年羅馬奧運會首次售賣電視轉播權，種種商業化舉措，仍然沒有挽救奧運會頻頻赤字的命運。這種窘境在進入上世紀70年代之後，達到了高潮。1976年，奧運會來到蒙特利爾，當時的加拿大，經濟蕭條、物價暴漲，工人罷工此起彼伏。為了順利承辦奧運，蒙特利爾政府多次追加投入，直到現在，這屆奧運會的總花費仍不得而知，但虧空巨大卻是不爭的事實。這筆債務不僅讓蒙特利爾糟糕的財務狀況雪上加霜，也讓人篤信，奧運會已經成為一個金錢黑洞。
 
    1980年，薩馬蘭奇出任國際奧委會主席，事情出現轉機。在他看來，“商業化是體育運動適應現代社會最重要的因素。”這句話的意思很明確，奧運會不僅不能脫離商業因素，還要大膽地於向商業靠近。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政府禁止動用公共財政，加州又不准發行彩票，斷奶之後的奧組委困難重重。時任洛杉磯奧組委主席是尤伯羅斯，走馬上任之前，他就是個成功的商人。在了解了薩馬蘭奇的商業化戰略後，他開始實踐各種商業營銷手段，高價出售電視版權，引入企業贊助，並通過行業排他性和最低贊助限額等方式同企業斡旋。最終，洛杉磯奧組委盈餘2.25億美元，讓奧運起死回生，堪稱奇蹟。
 
    嘗到商業化的甜頭後，國際奧委會又提出了“奧林匹克全球合作夥伴”TOP計劃，之後的幾屆奧運會，比如漢城、巴塞羅那和亞特蘭大，財務狀況都非常良好。不過，隨著奧運規模不斷增大，建設、運營和管理的成本也是水漲船高，奧運會再一次面臨入不敷出的境地。2004年，奧運會回到故地雅典，這時候，電視轉播權的收入已經是1984年的5倍，但總開支近70億歐元，別說盈利，對希臘爆發主權債務危機更是推波助瀾。北京奧運會總支出達到令人驚愕的193億美元，但舉國體制之下，盈利和虧空並非主要矛盾。
 
    到了倫敦奧運會，奧運賽場內不允許出現廣告的底線已經徹底失守，電視轉播畫面裡，隨處可見各種品牌的影子。這屆奧運會，商業贊助的收入接近8億英鎊，但伴隨巨大利益而來的，還有人們瘋狂的抗議和質疑，在很多人眼裏，“奧運的口號儼然成了更高、更快、更賺錢，現代奧運因為商業的腐蝕已經充滿了銅臭味。”
 
    商業化一度將奧運從財務黑洞中拯救出來，但尤伯羅斯模式被無限度榨乾之後，奧運又走向了過度商業化，它的純粹和獨立，在商業資本的誘惑下慢慢走向妥協。里約奧運的財務困局，并由此導致奧運在準備工作出現的一系列問題，不過是歷史情境的再現，它不是奧運史上的首例，也不會是絕唱。
 
解鎖職業化 奧運的自我修正
 
   “奧運只對業餘選手開放”，這是顧拜旦托古改製後給現代奧運會設定的理念。以他之見，這樣做，一方面能保持奧運的純潔性，另一方面也能在上層階級和工人階級選手之間尋求一種平等。
 
    期間，發生了幾起典型事件，一定程度上體現出它的效力。1912年斯德哥爾摩奧運會，美國印第安族運動員索普奪得五項和十項全能兩塊金牌，名噪一時。不過，當奧委會得知他參加奧運之前曾效力於半職業棒球聯賽，他的金牌被無情剝奪。另一個例子則與芬蘭田徑選手帕沃·魯米有關，在1920、1924和1928三屆奧運會上，他獨得9枚金牌，被稱為“芬蘭飛人”。就在他夢想著參加自己的第四屆奧運會時，國際奧委會和國際田聯卻指控他是職業選手，違反了相關規定，一段傳奇也就此結束。
 
    隨著新情況的出現，“非職業化”的不合時宜逐漸凸顯出來。首先，社會結構的複雜化和階級成分的多元化使得職業和業餘不再容易被區分，其次，以業餘選手組成的奧運會在和職業化的世界杯、NBA的對抗中，漸處下風。此外，為了追求好成績，運動員早就接受了國家的專業訓練和企業的資助，所謂的“非職業化”其實早就名存實亡。1981年，薩馬蘭奇順應時代潮流，修改《奧林匹克憲章》，去掉了有關“業餘”的表述。這以後，職業運動員的湧入不僅讓觀眾大飽眼福，也極大地提高了奧運會的商業價值。
 
    截至倫敦奧運會，比賽共設26個大項、302個小項，參賽運動員也突破萬數大關。在這些項目中，算是非職業比拼的只剩下拳擊和摔跤，而就在倫敦奧運會結束後，摔跤也正式退出奧運舞台。里約奧運會，高爾夫和七人制橄欖球將作為奧運新項目亮相，可以說，現代奧運會，職業化已經佔據了絕對的統治地位。
 
    職業化推動了現代奧運的快速發展，在高水平的競技中，人類也不斷挑戰和突破自己的極限。但是，奧運會在多大程度上推動了全民運動的實踐，讓奧運成為“人民的奧運”，這不僅讓人質疑。殘酷的現實是，即使北京在2008年舉辦了一屆成功的奧運會，但是中國人尤其是中國青年人的體質狀況，卻有惡化的趨向。很多時候，奧運會成了戴楊和卡茨筆下的“媒介事件”，盛會開幕，萬人空巷，盛會閉幕，一地雞毛。
   
    當人們把批評的矛頭全部指向里約政府和奧組委，其實應該警惕，這種困局是否主要是奧運本身造成的。中國人常說，“窮則思變”，當奧運迎來困局，誰會成為下一個破局者，為「非政治化」「非商業化」和「非職業化」拿捏好分寸呢？
 
參考：
1、https://en.wikipedia.org/wiki/Olympic_Games
2、https://en.wikipedia.org/wiki/Pierre_de_Coubertin
3、https://en.wikipedia.org/wiki/Juan_Antonio_Samaran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