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智淵的反手拍」、「戴姿穎的扣殺」以及「許淑淨的槓鈴」，從八月五日到八月二十一日，前述的場景將會牽動全臺的心。偶爾會搭配著「此次奧運會衍生的360萬公噸排碳量將藉由與道氏公司合作的雨林保育、提升能源效率等減碳計畫充分抵銷」，或是「本次奧運的獎牌由回收材料所製成」等花絮新聞，將讓你感嘆里約不愧是兩次地球高峰會的主辦城市。但在五環旗、森巴節奏以及明星運動員帶你沈醉在奧運狂熱之前，要先麻煩你將目光移至那寫著 “Olimpíada para quem?” (誰的奧運會？) 的抗議布條，或是那在被移平的貧民區的鐵片圍籬上 “OLIM(PIADA)” (奧運大笑話)的塗鴉，掀開那交織著綠色與金色的節慶帷幕，直視此次里約奧會的環境與社會衝擊。


 
 圖片來源：Movimentos sociais lançam campanha de protesto contra Olimpíadas de 2016http://www.ebc.com.br/noticias/2015/08/movimentos-sociais-lancam-campanha-de-protesto-contra-olimpiadas-de-2016 CC授權

環境與社會的雙重損失

里約奧運的主辦單位宣稱此次奧運將是史上最永續的奧運會，然而再精美的永續報告書也無法掩飾將作為帆船競賽場地的瓜納巴拉灣(Guanabara bay)的水質骯髒程度如同未經處理的廢水的事實。此乃是因里約市申辦奧運時曾承諾將於奧運前花費五億美元將此處的汙水下水道接管率提升到80%，但里約州長表示於去年九月表示因經費不足，整個汙水處理計畫需延後到2035年方可完成。無法履行其於申辦時提出的環境改善承諾，錯失提升城市生活品質提升的契機，乃是減損了此次奧運的附加價值。但另一方面，主辦單位以奧運為藉口，無法既有法令，強行於生態保育區中興建高爾夫場，則更令那些掛上里約字樣的國際環境公約顯得諷刺。
 
本次奧運會的高爾夫場地乃位於里約的Marapendi 保護區。里約市長Paes 利用2012年的耶誕假期，召開臨時會議修改法令，讓當地的地產大亨得以在保護區中興建高爾夫球場以及140 棟度假別墅。而面對環保團體以及生態學家的對此事的質疑，里約市的環保局長僅表示:「生物學家當然可以對此計畫表達意見，只不過並非由他當家主掌。這個開發案就像足球賽一樣，每個人都可以說上兩句。」
 
       前述輕蔑面對奧運各項衝擊的態度，並非里約市的環保局長獨有，里約市長Paes 在2012年受訪時就開玩笑的指出：「奧運實在是個太好的藉口了，我可以用它來推動任何事情。」只是那因奧運各項設施興建計畫而迫遷的民眾實難保持相同的幽默感。
 
依據巴西多個公民組織聯合發表了「大型賽事與人權迫害報告- 2016 里約奧運- 社會清洗遊戲」（Rio 2016 : the Exclusion Games），指出里約市為了舉辦奧運，導致大規模迫遷事件以及警方濫用武力事件的增加。為了興建奧運場館，總計有7萬7千人以上的民眾被迫遷移，僅有少數獲得安置。而在警方武力濫用事件上，國際特赦組織指出里約民眾因死於警方武力的比例增加至20％，此乃是因為警方在維安大旗下，遂行「先斬後奏」原則 （Shoot first, ask questions later）導致濫用事件增加。此外，巴西的工安檢查機構更指出為了趕工興建場館，承包商無視勞安法令，亦導致11名工人的因工安事件死亡。
 
賽事震撼主義
 
前述因舉辦大型賽事所衍生的環境與社會衝擊，並非里約所獨有。如北京奧運時迫遷人數更高達150萬人，俄羅斯索契為了舉辦2014年的冬季奧運花費了高達510億美元，被調查指出有三分之一是流入普亭親信的口袋之中。面對此類狀況，美國國家雜誌的體育線主筆David Zirin 提出「體育賽事震撼主義」（Sporting Shock Doctrine）的概念分析大型賽事（如奧運）為何會對主辦國衍生龐大的社會與經濟衝擊。震撼主義乃是指新自由主義複合體藉由在後進國家發動政變或是遭逢大型天災之後，所有制度崩潰，全民處於無力反抗時，其可強行推動各類去管制化、私有化的制度。與此相仿，當主辦國承接此類大型賽事後，以此需符合國際奧會的要求為由，推翻該國既有法令，創造了「例外狀態」（state of exception），因此無論是為了興建場館大規模編列預算、提供贊助商免稅權力、任意對既有社群的迫遷甚至過度的維安，均可在國際組織與主辦國共謀下恣意行使，不受規範。從此次里約奧運高爾夫球場的興建過程，即是賽事震撼主義的最佳例證。
 
高爾夫球場附帶的渡假別墅僅是本次里約的房地產業者從奧運投資獲益的少部份，於奧運選手村與奧運公園所在的Barra da Tijuca區域持有大量土地的房地產業者於接受衛報訪問時，更直接赤裸裸的指出藉由奧運，其可驅逐其地產附近的貧民區，使該區域成為吸引里約富人入住的新聚落，估算可獲益十億美元以上。面對此情形，深入研究里約都市發展的蘇黎世大學地理系教授Chris Gaffney則批評：「毫無疑問的，奧運相關投資最主要的受益人為營建公司、房地產公司、私人保全以及跟城市仕紳化有關的企業。」
 
重新政治化奧運
   
奧運賽事衍生的多重問題，近年來已廣為眾知，如德國漢堡、慕尼黑、瑞士達渥斯等地均經由市民公投否決了其奧運申辦手續。而美國波士頓、瑞典斯得哥爾摩等市也因低市民支持率，撤銷爭取奧運主辦權。面對奧運賽事的諸多爭議，奧委會於2014年時提出了「奧林匹克2020改革議程」（Agenda 2020），提出諸多將奥運的申辦程序改為邀辦形式、申辦城市的風險與場館延續使用性需納入評估、簡化申辦程序以削減申辦成本、奧運的辦理過程需納入永續發展考量、強化性別平等、增進社區參與以及提升透明度等四十項建議。著有 “Power Games: A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Olympics” 一書的太平洋大學政治系副教授Jules Boykoff 則批評目前的「2020改革議程」並未能真正因應問題，徒然僅是種策略性的品牌重新包裝。其指出奧委會若要真正的改革，應該包含下列事項：

• 邀請外部專家，成立獨立申辦評估委員會，嚴格限制奧運花費。
• 為了要確保奧運所興築的設施可為當地民眾所用，應明文規定選手村應作為公共住宅。
• 為了削減興建場館所帶來的衝擊，奧委會應鼓勵多個城市聯合申辦，以充分利用既有場館。
• 明文規定不允許人權紀錄不佳的國家申辦。

 然而若要落實前述的改革，則需要實際的政治行動。例如反對申辦奧運的波士頓市民，既藉由社群網路的施壓，逼使該市的申辦委員會需召開公聽會，面對群眾的質疑。而倫敦奧運時，也是因為15萬人的網路連署，迫使麥當勞、可口可樂等贊助商放棄其免稅的權利。因此面對此類大型賽事的種種問題，若仍執迷於「體育歸體育，政治歸政治」此類守舊思想，反倒只是讓既得利益者閃避其應盡責任。
       
臺灣的借鏡
 
因國際地位特殊，故面對大型賽事的申辦，從臺灣常以「站上國際舞台」為由，無視於大型賽事的潛在衝擊。從高雄申辦1998年亞運會，到臺北市爭取到2017世界大學運動會的主辦權，這整個過程中，均欠缺社會討論。然而從大巨蛋爭議中，遠雄以拼世大運作為爭取復工的理由既知，賽事震撼主義正潛伏四周，伺機而動。可預見的，在明年世大運舉辦過後，臺灣勢必會再有波爭辦亞運的聲浪，然此次是否能拋開國際地位論，審慎鑑別其背後的社會、環境與財政的潛在衝擊，將又成臺灣民主深化的另一場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