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民運後中國啟動改革開放時，正深為勞力短缺、工資上漲、土地不足、環保萌生所苦的台灣製造業，面對大陸勞力充沛、工資低廉、土地遼闊、環保寬鬆，特別是「三免五減半  」之政策優惠， 終究難敵誘惑而紛紛西進。

由於初期大陸在配套方面不夠完善，社會也缺乏成熟，台商身處全然陌生的環境，一時摸不出對策，雙方磨合期間枝節橫生，因而流行一句口頭禪：「不去等死，去了送死」。 

如今中國躍為經濟大國後，諸多利商條件煙消雲散，新政策不斷出爐，競爭日益嚴峻，除了台商，包括部分中資企業亦紛紛轉向經濟勢頭正夯的東南亞；520民進黨重新執政後，為因應這股趨勢及促進區域發展交流合作，提升產業格局與多元性，乃再度提出「新南向政策」，並於總統府成立「新南向政策辦公室」。 

當年李登輝總統曾構思以台灣經驗協助大陸全面農業翻新，換取兩岸的和平，然「九二會談」因中共堅持「一中原則」致談判破裂，翌年李登輝遂開始推動「南向政策」，1994年進一步通過「加強對東南亞地區經貿合作綱領」，力推對印、馬、菲、星、泰、越及汶萊等七國之經濟交流。

初期不少國內企業響應，當地國亦熱烈歡迎，然其政府配套措施卻相當有限，遠不及中國節奏性「築巢引鳳」的誘惑，以致南進難以形成產業聚落及上下游供應鏈；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後，眾多台商被迫撤退轉進中國，南向旋風從此無疾而終；不過不少形同棄兒之第一波南進台商，在融入當地環境後非但僥倖存活，還發展出一番局面。

東協10國陸海遼闊，人口6億餘，若加上印度12億，遠多於中國，不久即將突破20億人口大關，因而早在「新南向政策」之前，其實就有部分台商捷足先登，由於時機掌握得宜，有些已奠定經營基礎。

勞力充沛、工資低廉、土地不缺、市場穩固，幾乎中國改革開放初期的優勢，東協全然俱備，特別是東協與印度不似中國充斥著家數眾多與資本雄厚之官方企業，同時也較少以不公平手段積極輔助本國企業取代外資廠商，開放程度優於中國，有利於外商在東協自由競爭。

立法院與東協各國國會的交流    可作為南向的輔助窗口

缺點是多數東協國家的行政效率低落，不像中共政策拍板後，上下一以貫之，且對外商獎勵措施給予相當優惠；此外，無論是民進黨阿扁或國民黨馬英九執政，兩岸關係再怎麼起伏，海基會與海協會對接方式及層級儘管有別，但基本上兩岸溝通無阻，這對台商而言，具有一定程度的信賴與保障。

再說，台灣與東協各國，除了新加坡外，幾乎未有正式性、定期性的溝通機制，外交偏弱下，我駐當地代表處也沒甚麼着力點有效協助台商解決問題，只能任憑台商單打獨鬥；這也是部分國內企業對新南向尚抱持觀望的主因。

其次，東協各國國情國力、經濟水平、發展方針、產業特性，以及對外商的友善程度，差異甚大，即使同個國家，改朝換代後也會出現南轅北轍的政策轉變，這方面中共較有連貫性；像台塑鋼鐵越南廠遭重罰，甚或可能被迫撤離，即讓國內企業對投資越南改採高度保留態度。

另方面，過去台灣企業不敢大膽南進，主要是深恐一旦發生排華遭受池魚之殃；早年東南亞國家排華係因不滿當地僑商經濟剝削，現今排華則是與中國政治磨擦，2014年越南排華，結果受害的反而是台商，即是明例。
此外，台商在大陸歷經25年深耕，各產業已形成聚落及供應鏈，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畢竟已較成熟，一時間台商也無法完全放棄大陸市場，有些產業東協短時間亦不可能發展成熟或未有發展條件。

至於政治方面，儘管東協國家對中國的霸權作風日益虞慮反感，但總是避免正面衝突，矛盾中甚或還奢望能從中國獲取部分經濟利益；斯故台灣再怎麼南進也不可能獲得進一步之外交利益；倒是東協各國皆已普遍民主化，政府似可透過立法院與各國國會加強聯誼，作為南進政策的輔助窗口。

不妨與部分美日在東協的投資企業   建立策略聯盟關係

值得欣慰的是，這些年來台灣在外籍勞工及外籍配偶方面與部分東協國家建立密切的友誼基礎，若進一步擴展至學術、學生及觀光旅遊的雙向交流，有助於南進政策長遠性的紮實與補強；像今年5月來台陸客減少12%，但越南及印尼來台遊客則成長21%、24%，泰國更成長59%，顯示這方面具有發展潛力；尤其台灣學術優於東協國家，且教育資源豐富，學費也便宜，社會又友善，對東協國家而言，遠比中國較具吸引優勢，而學術與教育的雙向交流，乃是為未來的經貿奠基紮根，因而在推動南進投資的同時，也應積極強化東協與台灣的學術及教育交流。

其實在全球化、貿易化的地球村時代，經濟互動及產業、產品有時已跨國、跨產業化，很難完全切割，也即台灣的南進，部分可能與中國台商連動，意謂台資企業的南進，或許也是台商產品或中資產品版圖的擴大，這也是蔡英文總統所謂南進遵重「市場機制」的意涵。

南進東協的利基是台商產品可「外銷國際，平銷東協，內銷當地」，同時為日益競爭且可能面臨中國長期經濟不振作的 台商分散風險和擴大市場；不過因東協環境複雜，政府未必能完全協助解決問題，若任由台商單打獨鬥，勢必有可能重現「不去等死，去了送死」的慘境，因而考慮部分產業與美商、日商合作，也是對策之一。

「重返亞太再平衡」後，美國在東協重新建立影響力，日本則自二戰後一直保持與泰國、菲律賓、印尼、越南、印度及緬甸等密切的外交和經貿關係，對東協亦有相當的脈絡及瞭解，是故跟美國、日本在東協投資的廠商合作，也是台灣的經貿策略之一。

總歸來說：

1)不是所有的產業都適合南向，
2)不是所有的國家都適合南向，
3)不是在台灣或中國成功的企業，南向就一定成功，
4)南向應有南向的思維策略，以及嶄新的經營模式，
5)南向不是單行道，而是雙向對流，
6)南向的色彩應經濟高於政治，民間多於官方，故我駐東協各國之代表處，應由全般外交轉向以經貿為主，外交為輔之功能， 
7)南向不是要與中國經貿切割，而是運用在台灣或大陸台商之資源與優勢，以風險分散、資源整合及全球佈局角度重新在東南亞播種深耕，開闢經貿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