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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12
月號論壇主題
解析台灣五都選舉結果及影響
富士康效應改寫了亞洲經濟議題
林建山/環球經濟社社長兼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長(台灣)
2010年春夏之交正值亞太區域產業經濟的熱旺季節,中國沿海各地的外資工廠,却相繼爆出一連串的罷工風潮以及其它勞資糾紛,使得這片號稱世界工廠中國製造業核心的第一線市場經濟重鎮地帶,掀起一波勞動要素成本動盪不安的極限挑戰。中國工廠經濟因為這一波事件迭起發展演進的一些變化,顯然已將具體而微地影響到全球製造業價值鏈的佈局運作方式,而其中,大幅度調高工資水準,正是最重要的一項變化。
富士康事件的波及作用力深沉而龐巨
富士康是中國最大的製造業雇主,也是全球最大的製造企業之一,擁有93.7萬員工。富士康工業園是位於中國南方的一個龐大加工製造業廠區,除了令人精神麻木的生產線之外,裡面還有商店、餐館和宿舍,是一座四面都是圍牆的典範城中城。富士康之爆發一系列員工十三跳自殺事件,頓使這家臺灣最大型電子代工企業,在一時之間瞬然登上了國際新聞的頭條。富士康事件不啻在領頭提醒人們,早被稱譽是世界工廠的中國,情況並非完全可以讓所有投資人都放心。所幸富士康公司迅快且高效率的回應處置,先者對其忠誠度特別高的員工加薪33%,繼者又快速追加了66%,使其所有雇用員工的薪給水準,立時漲升一倍而有餘。這一迅猛有效的應變行動,不但大大有助於緩解社會對富士康自身及一些更著名的公司客戶,例如由富士康工人為其生產電子器件的蘋果(Apple)、戴爾(Dell)和惠普(Hewlett-Packard)等企業的負面報導。而就在富士康給工人漲薪的同時,中國其他地區幾個省份的一些公司,也發生了一系列罷工風潮,比較重要也比較著名的是發生在日本汽車製造商的工廠事件,在日系企業工作的中國員工,經由強烈的諮商談判,也獲得調漲薪資,跟隨富士康之後,將工廠工人的工資通通提高了22%以上。
成為向內地遷徙的產業位移驅動力
發生在這半年之間的一連串自殺與罷工事件,基本上已經很明確地傳遞出了一個極重要的信息:在中國,勞工已經不再願意繼續接受19世紀式的工作環境和低工資,特別是在待遇水準上,尤須加速改善,用以有力襯托凸顯胡溫體制所設定的「惠民生」願景。
實際上,無論是政府部門還是在民間的投資業者,早就都已預見,高度社會主義經濟的中國市場,必然會有這種情況到來的一天。中國在2008年通過新勞動合同法,就已明文強制要求雇主必須要為員工的社會保險,承擔更大責任。
而在中國沿海地區設廠的多數外資製造業廠商,也早在數年之前便開始作好了準備,也擬妥了必要回應對策的種種劇本。富士康公司以及若干主要是台資企業的重點電子代工廠,事實上也早在2008年之前,就已逐步開始採取行動,將工廠從沿海地區漸進式遷往其他內地省份,用以分散風險壓力。
劃時代的國際化經濟轉軌事件
由於得到政府當局大政方針的支持力挺,中國的總體勞動力成本,尤其是反映在勞動市場的價格水準,近年來一直都在不斷加速上升之中;而在勞動者當事人方面,中國勞動力所顯現出來另一層面的群體意志,更讓外資企業感受到莫大壓力:固然罷工可能無助於改變中國政府的立場,以致在中國的工人,迄今仍然無法獲准成立獨立工會,也暫時無法取得其他形式的勞動者合法權益,然而,就在2010年夏天連串事件之中,至少已經讓外國製造業雇主的眼界為開,且相當程度深刻地體認到,未來外資企業在中國所要面對的,是一個比較過去更為自信、更不受拘束而且擁有強勢反抗力量的勞動力群體。
沃爾瑪(Walmart)供應商,也是全球最大採購公司利豐集團(Li & Fung)董事長馮國經(Victor Fung)就明白剖示:圍繞富士康事件的爭論,其實不止是中國南方工廠的單一勞雇磨擦事件,而是一次劃時代的國際化經濟轉軌事件。這一波激烈衝撞事件所帶動的,在中國經濟社會高升的供給面條件優化壓力,已促使中國沿海工廠勞動力成本加快速度騰揚,預計未來不出三到五年,此一發展必然會導致中國經濟成長上的一定程度退降,甚至迫使整個國家經濟反轉,而讓中國快速轉變成為中速成長國家。而富士康事件本身,不僅標誌中國勞動力馴順低廉時代的結束,而且還將會引發對中國過去30年改個開放經濟成長所依托的「工業園體系」的一次全面性反思。對於中國的現代化工業化經濟發展而言,固可以用富士康事件來當作一個歷史性的分水嶺,劃分中國現代化經濟演進,成為「前富士康時代」與「後富士康時代」。富士康事件的確就有如此的歷史份量與國際經濟重要性。
後富士康時代是中國高值勞動力時代的開啟
 
展望「後富士康時代」,人們所能夠看得到的一個若隱若現的趨勢是:長期以來一直對勞工組織感到不安的中國政府,將越來越會就此增加並大幅提高其對工會的容忍度。富士康所在的廣東省,已經正式提議要通過立法程序來完成法制化,允許工人進行集體談判,同時也能夠指派「勞工董事」作為代表人進駐企業董事會;儘管說後者之變革,已因為在粵投資的香港企業之大力遊說,而暫時性陷入停滯,但是在大趨勢上,自從改革開放以來一直把廣東省作為改革試驗基地的中國政府,似乎正希望藉著富士康事件之氛圍氣勢,能夠觸發一個新局勢的開展,更快速更有效地增加中國工人的權利。
而在另一方面,也由於人口量與質的結構變化,在前瞻形勢上強烈意味中國所將面迎到來的是,一段完全無法趨避豁免的工資持續上漲時期。與一般人的普通認識正好相反的是,在中國,儘管工資占國民產出中的份額比重出現了下滑現象,但其絕對價格水準却早已經上漲一段相當時間了。據美國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公司的調查研究資料顯示,過去10年,中國製造業每小時實質工資成長幅度高達年率12.7%的頗高水準,而同一時期在美國,此一指標比率則因為生產力的上升而沖抵了工資向上的挺勢,以致反而呈現每年下降0.5%的強烈對比景象。中國的工資,在可預見未來,當然可能還會繼續加速上漲,因為根據摩根士丹利的計算,中國工人每小時的產出值不過祇能達到美國的21%,但工資率卻相對更低,僅及美國的11%。在未來的五年到十年間,中美工資率的差距,可能就此會開始逐步縮小。
地方特化群聚遷徙成為新顯學
勞動力的抵抗力增強,以及產業部門工資率與整個社會絕對工資價格水準的連續性擠漲現象,正是所謂的「富士康效應」(Foxconn Effect)。富士康效應對中國本身產業經濟結構變化、區域經濟乃至世界經濟的演變發展,都將產生極其顯著而且重要的影響,也同樣具有深遠的國際經濟社會意義,值得觀察與正視。
首先富士康效應的第一個影響是,大力推進了中國產業與廠商的大遷徙(relocation),而且即將成為中國改寫經濟版圖的新顯學。在廣東及其它勞動力成本已漸漸相對升高的中國沿海省份,越來越多在地產業與工廠興起逐漸朝向內陸地區遷徙的風潮。一些製造汽車零部件或精密電子器件的工廠,則尚有可能還會繼續留駐在原地,因為這類型產業的勞動力成本仍僅占居投入要素成本的較不顯著部分;珠江三角洲等地區的塊狀經濟,亦受益于產業群聚效應(clustering),單一個別工廠很難說要遷移就遷移,繼續維持群聚而留駐現地的機率較高;但是,對於服裝、鞋類和若干小機件等低端產品的生產業者而言,則逐波遷徙就比較容易得多了。因此之故,安徽、江西和湖北等相對貧窮的內陸省份,在過去30年來,一直是傳統上民工輸出的省份,但今天則立告反轉易位,正在變身成為工廠群集的新興所在地;距離上海約300英里的安徽,如今竟然也可以因此一夕成為全中國最重要的空調製造中心,自然也不致太過令人感覺意外。
拖拉東協集團成為新興的世界工廠
更引人矚目的富士康效應的第二個影響是,中國增進轉向第三世界市場的採購進口。現在開始已有越來越多中國企業正從外國採購商品,進口到中國境內販售。其實始自2010年秋季,為數漸漸顯著增多的中國公司,正在積極謀求透過外商企業或貿易公司,亟欲擴大從國外進貨。第一階段要求進口供應的地區與貨品,以向工資率更低,勞動力更加密集的第三世界國家,進口民生關聯的輕工業產品為主流,譬如來自孟加拉、越南或其他地區的服飾與鞋類等。而在不久的將來,更會因此改變整個亞太區域經濟屬性與定位,多數的研判預測都認為,規模、範圍及能量都更大的ASEAN東協經濟體,必然會因為界鄰中國,而自然變成為中國採購的供應來源地以及中國產品的重要出口市場,一段時日之後也終將成為追趕中國甚至直接可與中國正面競爭的世界新工廠與市界新市場。這就是今天所能預見最典型的富士康效應。
促動近鄰經濟體的暈輪效應
富士康效應的第三個影響,是中國工資率上漲,已經出現有外溢蔓延至鄰國的顯著波及效應跡象。這種富士康效應的擴散情況,事實上已經開始逐步在加速度發生當中。孟加拉的服裝業,刻正陷入勞動市場混亂之中,孟加拉的200萬名工人(其中許多是女性),無一不紛紛騷然向工廠當局要求提高工資。孟加拉政府亦已於2010年7月正式核定同意,將所有為歐美知名企業,包括瑪莎百貨(Marks and Spencer)、H&M以及沃爾瑪(Walmart)等公司供應生產服裝的工人,提高其最低月工資水準,並一口氣加碼增高達一倍以上,而升至43美元。其他東協會員國家工資水準的連動升高,也無一不在蠢蠢欲動醞釀之中。
領先促進全球經濟的再均衡
富士康效應的第四個影響,其所引申的國際經濟意涵,可能最為深遠,也就是富士康效應正在加速促進的是,中國經濟本身,乃至其與亞太區域經濟和全球經濟相互結構關係的「重新均衡」(re-balancing),這也正是G20高峰會在過去一年幾度集會所欲施加予中國人民幣升值的終極政策目標。只要中國,乃至亞洲其他地區,一般工資水準都會就此而持續上漲的話,則所有亞洲國家的工業製成品價格也就必然要隨之提高,根據國際貿易商的預測,相當大部分中國外銷產品的2011年製造成本,估計都將會上漲達10%至20%;此一趨勢發展之結果,則既會削弱歐美先進經濟市場消費者的購買力,也會同時提高中國工人的購買力:這也就是過去一年世界高峰會議所決議要改善的世界經濟再均衡的後海嘯新願景情境。祇是經過富士康效應所帶來的經濟重新均衡,乃是一種另類的通過提高工資而達成的新均衡,而並不是過去一年歷次G20峰會所極力主張,要積極通過調高新興經濟體匯率或關稅貿易鬆綁的自由開放手段所實現的那一種再均衡。
當然,從國際經濟與區域社群經濟的長期趨勢演進方向言,富士康事件因為得到全球媒體競相廣泛報導,而使得富士康效應,變成一種相當特出的世界性呈現形式,但是,正因為中國及亞洲其他地區經濟的工資水準與勞動需求模式,確實正因此而在發生一次高度典範移轉式(paradigm shift)的結構轉變,既會改變整個亞洲經濟議題的再造,也會因此而重新塑造出全球產業經濟與消費市場的新版圖樣貌。是則,富士康效應必然可以在後海嘯世界經濟發展史上,佔據一定的位置,應當是可以想見的。
 
End

作者簡介
Author Intro
林建山/環球經濟社社長兼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長(台灣)
學者、教授(生於1949年,台灣花蓮人)
現任:財團法人環球經濟社社長兼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長、知名制度經濟學者,專注於公共政策、應用經濟與國際事務。美國聯邦政府韓福瑞獎金中華民國首位得主、美國聯邦智庫經濟評議會亞太經濟預測工作委員、中國傅爾布萊特學友會級美國馬利蘭大學在台校友會理事、蘇聯遠東基金會台灣地區秘書長、並任教於國立政治大學、輔仁大學等多所大學。
美國馬里蘭大學公共政策學碩士、美國拉撤勒大學經濟管理學博士、英國牛津大學國際政策學人。
曾任:經濟部外銷服務團團長、環保署環境評估常任審查委員、勞委會職訓諮詢委員會,以及國科會、交通部、僑委會、外交部、國防部、全國工業總會等政府公、民營單位之公共事務之公共事務重要顧問及諮詢角色。
著作:《經濟知識學》、《商情預測》、《產業政策與產業管理》、《現代服務謝行銷學》、《台灣企業原理》、《永續政策經濟學》、《讓市場真正市場化》等二十一種,並經常著文評論時政議題,文章散見各報章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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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更新時間:2015年1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