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兩岸為了台灣國際空間問題硝煙再起，針對「九二共識」四個字的存廢，台灣再度被拒於諸多國際組織門外。逾半世紀以來，兩岸的外交戰爭從中國主權的正統互爭，到廿一世紀演變成一中一台的分合衝突，而隨著中國崛起，這條路似是愈走愈黑。自從2002年加入世貿組織後，台灣的步伐未能再踏入其他主權或非主權國際政經組織，尤其攸關台灣生存與存在的多個經貿協定始終不得其門而入。值此兩岸對立再次升高之際，我們且跳過內政上的黨同伐異，思考一個老問題：存在命題究竟是等於生存，或者為了生存？台灣爭取國際空間是為了證明存在，抑或是搏取生存所繫？
 
台灣的國際空間對於在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有何意義與價值，始終被設定在民粹的政治環境裡言說，長期下來產生的障蔽不僅讓視野窄化成台灣走出去等同於對中鬥爭，也無法客觀看待全球政經趨勢流變，遑論思索大勢所趨與國家總體發展的未來圖像關聯。廿多年來，台灣人關心國際事務始終在能否參與的問題上打轉，本來還能關注自身政經實力提升，以不容忽視的存在感向國際組織叩門，但近來無論藍綠執政，都無法克服優勢流失的困境，在中國巨大的身影下爭取國際空間的身段過軟過硬無所適從，而社會看待對外關係，也侷限於中國是否聯手美日打壓，此外別無更多進取心。
 
在這個背景及反思的前提下，檢視九月初在杭州舉行的G20會議，也許我們可以找出一些必須重視這場會議的理由：認清台灣並非旁觀者，而是一個由於政治因素未能獲邀的利害關係者，重點在於利害之釐清，這有助台灣生存途徑的探索，成為一個堅強的缺位者。
 
儘管西方主流媒體評價杭州G20未能擺脫中美在國際現實中角力的格局，並且在歐美彌漫貿易保護主義、全球經濟成長衰退週期延長的環境下，高度質疑會議結論被實踐的可行性。然而，大家都承認在杭州所目睹的事實：即便中俄美日矛盾四起，美國在韓國架起薩德飛彈，東海、南海主權衝突升溫，英國新首相才上台就宣布中止核電合作，但中國作為峰會東道主，還是聚集歷次以來最多的國家和國際組織參與。除邀集原本G20會員國領袖外，還邀請代表亞洲如新加坡、泰國，非洲如埃及、查德等區域性國家的領袖，特別是開發中國家數目是歷來之最。另外包括聯合國祕書長，世界銀行行長，世界貿易組織總幹事，國際貨幣基金總裁，國際勞工組織總幹事，金融穩定理事會主席，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秘書長等重要國際組織領導人都在杭州碰頭，共議由中國提出的世界經濟願景和規劃藍圖。中國不再是上世紀那個帶著針對性的新興強權，他學會在對話中管理矛盾，危機折衝的同時累積互利籌碼，與對手共生共榮。
 
透過西方媒體的眼鏡，我們原本預期會看見因南海仲裁案、薩德飛彈貌合神離的歐習會，但事實是中美在峰會之際先後向聯合國交出巴黎氣候協定簽署文書，而台灣問題依舊是各說各話。另外，中國將亞、非開發中國家，特別是「一帶一路」戰略中具有關鍵地位的友好國家請來杭州作客，使G20這個成立宗旨即是為推動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之間就經濟實質問題進行對話的平台，在成立十七年後終於提升了開發中國家的參與比重，將這些新興市場比例頗高的中小企業納入發展議題，甚至透過「eWTP全球電子商務平台」倡議，讓中小企業克服國際貿易的成本與關卡。
 
種種改寫國際經濟的企圖，雖然引起如世貿組織的關切，但中國同時以一連串行動證明人民幣國際化的決心，自證對西方主導的既有秩序的抱持善意。除了獲准加入IMF的SDR貨幣籃子，成為繼美元、歐元、日元和英鎊之後的第五個SDR貨幣，也成功遊說世界銀行在峰會前發行了以人民幣結算的SDR債券，讓人民幣國際上使用的範圍漸漸擴大，提供一種新的貿易融資管道，此一加入現行體制的作法為各個因美國貨幣政策憂心的國家帶來一些穩定的寄託。中國藉著峰會也讓大家對金融改革產生更多期待，下一步便是體現在峰會後G20成員國合作落實結論，透過擴大SDR的運用，來穩定國際金融體係。
 
如果台灣還是認為以中國經濟實力在杭州辦外交大拜拜，那真的會錯過一些利害交關的線索。習近平在峰會中為解決世界經濟問題提 出的中國方案中，提出「G20創新增長藍圖」，通過創新、結構性改革、新工業革命、數位經濟等方式，為世界經濟尋找新的成長動能；完善國際貨幣金融體系，優化國際金融機構治理結構，充分發揮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特別提款權（SDR）作用。希望深化G20成員與開發中國家的聯結，團結開發中國家、對中小企業普及電子商務和基礎建設，以尋找新的發展路徑。執政團隊可曾關注這其中有無指引台灣經濟改革的可能？
 
G20成員國人口占全球七成，GDP是全球的八成五，貿易額則是的八成以上，是公認影響力最大的全球政府治理對話平台。特別在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後，新興市場全球影響力大增，這個平台更被視為開發國家和開發中國家「共治」世界的首要對話機制。中國的方案如果確實引領了全球經濟改革的風向，國際金融改革到貿易規則典範的轉變，在在影響以出口為主的台灣經濟，值此產業轉型受挫，走不出製造業模式，摸索創新經濟無據的時刻，杭州峰會的重要性在於，接下來究竟這有如靜水深流的世界經濟秩序變化趨勢是什麼？在那些層面上付諸行動？台灣的轉機在那裡？缺席一場會議不算什麼，但沒能跟上國際經濟的轉變潮流，那很可能是好幾世代的災難。台灣政治勢力對中國的好惡，不該成為決定整體未來的依據，執政者也不能天真到凡事都要透過美國決定國家發展下一步。
 
台灣離中國在地理上如此近，但心理距離無比遙遠，以致沒能看出這個國家過去近四十年在改革開放路上究竟付出多少代價，以及決心之深。就從八九天安門事件、蘇聯解體後，中國一度猶疑是否回頭，鄧小平九二南巡決定中國走上一條從此不回頭的開放改革，當時的台灣在解嚴之初，也踏上一條政經改革的並進路線，以經濟實力爭取國際空間。兩岸當時在加入國際組織問題上，從APEC到WTO，其中還包括台灣與非邦交國的經貿設館、航權等實質外交關係，雙方纏鬥不斷，那是一場又一場生存之爭，走出去爭尊嚴更是求生機。台灣今天在國際的立足空間多半奠基於當時，兩千年後，很難再跨出新局，但廿一世紀的中國卻開始從參與者成為主導者。
 
2001上海APEC是中國開放後首次主辦國際會議，江澤民和2016杭州峰會的習近平、2008北京奧運開幕時的胡錦濤，我們不妨從這三代領導人在國際舞台的身影，去思索中國領導人的角色任務演進，再想想一個國家要往前走，究竟執政團隊和人民究竟該作些什麼事才能踏實地走過時代，朝著明確的方向傳承未來。
 
中國逐漸改寫二戰以來的世界秩序，從區域安全到全球經濟，台灣面對這個事實與其他國家般無可迴避，然而「一個中國」的問題確實難解，生存的難題錯綜複雜，但緘默和逃避無法解決困境。台灣可以選擇放棄代表中國主權，但不能不正視未來的中國發展走向和影響，因為兩岸的命運註定密切關連。如果台灣必須作一個棋子，那也要立志成為對大局有衡平之重的棋子，任人利用深入敵方小刀剜心的角色無異於棄子，棄子的存在是為人所用的工具，這種生存之道是將自我委身於無光的所在，並不能建構一個有尊嚴的國家，更遑論確保自主而實質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