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二：增長和分配之戰 - 李志德/資深媒體工作者 (台灣) - 主題論壇

二○一二：增長和分配之戰

李志德/資深媒體工作者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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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空心菜」的譏諷聲中，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蔡英文的競選團隊，七月起一波一波地公布了「十年政綱」。其中引發兩黨最多交火的，莫過於「土地、住宅政策」和「兩岸政策」兩個領域。這兩個領域，又能拉出一條主軸：台灣明年的總統大選，藍、綠將在「增長」和「分配」這條戰線上短兵相接。

發布土地、住宅政策時，民進黨推出了一部廣告：兩個年齡、長相類似的年輕人，卻有著完全不同的經濟能力，一個等公車、一個有司機接送；一個人時刻關心股市漲跌，另一個翻找著地下錢莊的貸款廣告；換個場景：兩個人都拿筆簽著字，一個人簽著購買精品的信用卡帳單，另一個人塗劃著彩券號碼，這是他唯一翻身致富的機會。

這樣的訴求之所以能打動人，得自以下的統計：在二○○八年民進黨交出政權時，台北市房價和年所得比是八倍，也就是工薪階級者如果能不吃不喝，只存錢買房，平均八年可以買一幢房子。但二○一○年底，超過十五倍；二○一一年中，根據房仲業者的計算，仍然達到十三倍。

另一個指標是家庭收入比，以收入最高百分之二十的家庭和最低百分之二十相比，二○○九年的六點三四倍，創下台灣歷史新高，今年降到六點一二，仍然是史上第三，第二名是二○○一年，民進黨執政時期的六點三九倍。當年的吉尼係數零點三五，則是近年最高。

除了二○○一年外，吉尼係數次高的是二○○九年的零點三四五；近十年的其它時候，大約在零點三三九到零點三四二之間，國民黨執政後，沒有比民進黨更差，但也沒有顯著改善。

這些統計數字，加深了台灣社會長久以來對國民黨政府的定性：追求經濟增長，但不重視分配。相對地，民進黨的傳統裡，原本就有更強的左派色彩。因此，儘管民進黨執政時期，對於拉近貧富差距的表現也不搶眼，卻還是打出改革土地稅制、不動產實價課稅和政府主導都市更新、社會住宅只租不賣等直接碰觸選民的政策，很靈敏地找到了大軍的攻擊發起線。

放眼台灣以外，民進黨的主攻方向，背後是全球化下的國際大趨勢：○八年金融風暴，起於美國對自由市場的監管完全失敗，全世界同受其害。接下來是大陸的連串罷工事件；○九年十月，香港「反高鐵運動」，一群二、三十歲的年輕人發起「千人撐菜園村」和「五區苦行」活動；八月初，倫敦大暴動。一連串的事件，曝露了當政者過度放任資本主義，迷信「發展就是一切」，終致引發「贏者圈」外的農民、工人激烈反彈的惡果。

今年七月十七日，國民黨執政的苗栗縣政府強徵農地闢建開發區，引發千人夜宿凱達格蘭大道的農民抗議事件，同樣也可以放在上述的脈絡下理解。就在全世界開始反省，應該重新喚醒社會主義政策，來修正過度放任這個大趨勢下，蔡英文適時喊出：「公平的社會，政府的責任」，不早不晚，一記重拳，正中馬政府的軟下腹。

前頭說到，十年政綱另一個引發激烈論戰的領域，是兩岸政策。事實上，在馬英九政府施政圖象裡，兩岸和經貿政策是大幅重疊的：經濟力求保住增長；保增長最主要的發動機在中國大陸；連接這架發動機，要靠兩岸制度化協商；制度化協商的成立和維繫，要靠兩岸執政黨都承認「九二共識」。

平心而論，上述這套邏輯，在過去三年，乃至於馬英九如果當選下一任，大概都能確保有效。但若當選的是蔡英文，在不承認九二共識的情況下，和馬英九當選究竟會有什麼差別？上述的增長方程式，是直接斷裂？凍而不斷？或是藕斷絲連？我們目前能想像的場景極其有限，因為社會科學的難處就在於「濯足常流，舉足復入，已非前水」，在歷史的關口，選擇了就不能回頭，不可能再精確控制變項後，找到另一個結果。

這也就是為什麼蔡英文除了強調分配正義外，還要喊出「在地經濟」的口號。用意之一，就是填補一旦中國大陸大幅限制和台灣的經貿往來，必須立刻有方案，最大程度補上這個空隙。哪怕只是心理性的填補，都是非常重要的。

但重點在於，如果執政才三年，馬英九的「增長方程式」就面臨了這麼嚴重的挑戰，那麼剩餘的，或下一任任期，能夠繼續靠這個模式執政嗎？如果答案是不，那缺少的又是什麼呢？

經濟有增長和分配，兩岸政策同樣有增長面和分配面。

增長面，就如同馬英九政府現今的操作，明年如果連任，相信差別不大。但兩岸政策的「分配面」，指的是「和平紅利」的分配。

○八年兩岸恢復制度性協商以來，簽署了十五項協議，大半的協議性質偏向經濟，無論是總體或是個別產業，以ECFA總其大成。在其間，直接藉著協議獲得經濟利益行業，包括海運、空運、旅行、金融、出口大陸的農業、生技醫藥業和智慧財產權的普遍保護。或許，還可以加上利用直航往來台灣和大陸的旅客。

先把「和平紅利」界定為「直接的經濟利益」。第一個問題：這樣的分配幅度，夠廣泛嗎？上述族群中，最大的一塊，應該就是「往來台灣和大陸」的旅客了。根據台灣旺報去年的民調，台灣有百分之五十五的民眾，完全沒有去過大陸。換言之，十五項協議最大的直接覆蓋面，也只及百分之四十五的台灣民眾。這還沒有扣除因為直航的高票價引發的反彈。

當然，三年來受惠於兩岸交流的廠商不在少數，但從文章最初的分析看來，沒有證據顯示，這些交流利益對改善台灣工薪階級的生活起到顯著的作用。換言之，三年來，有形的和平紅利，事實上絕大多數只被圈在產業鉅子和少數中介代理人之間。

除非台灣完全不顧安全疑慮，比照香港、澳門，大幅開放大陸民眾個人遊；或者馬英九政府執政的意識型態出現重大轉移。否則，可以想見，就算馬英九連任，未來四年兩岸經濟交流的獲利，不太可能出現新的分配模式；換句話說，有形和平紅利的分配，是有時而窮的。

如果「和平紅利」本來就只有少數人享有，那麼國民黨又怎麼能夠期望會有多數民眾在意，一旦民進黨上台所可能造成的兩岸交流中斷的「損害」呢？

從這裡可以導引出第二個問題：有沒有除了經濟利益以外，能讓台灣民眾普遍得到「受益感」的和平紅利？的確有，但它存在於馬英九政府迄今不願碰觸的「政治議題」中。

這裡所說的「政治議題」，並不是狹隘地侷限於「兩岸政治定位」，而是兩岸政府應該開展包括文教、新聞、乃至於冷戰時期死亡的軍人遺骸和間諜犯交換等方方面面的協商。

事實上，台灣民眾對大陸「敵對感」的根源，來自我們恐懼現有的民主政治和自由社會，可能在與中國大陸的交往、整合中逐步遭到剝奪。而經濟上的讓利，更只是為最終剝奪一切預做鋪墊。在這種情況下，唯一帶給台灣民眾安全感的方法，就是馬英九政府願意在兩岸協商中，加入政治、社會性議題。

試想，如果在兩岸新聞交流的協商中，台灣能成功說服大陸，解除對台灣新聞網站的管制；又或者，一名台灣間諜被交換回台；一架黑蝙蝠中隊機組員的遺骸，被順利發掘出來，迎回台灣。表面上看來，談成這些議題，幾乎沒有直接受益者，但事實上，它比有形的經濟利益更能感動多數人。同時讓台灣人民相信，兩岸制度化協商，也能夠成就多元、和平與開放等進步價值。

二○一二大選在即，挾執政的巨大優勢的馬英九政府，竟然只能勉強略勝過蔡英文，這反應了台灣民眾對於「經濟利益重分配」和「和平紅利重分配」的巨大呼聲。如果馬英九政府仍舊抱著只要致力增長，自然能夠達成平均分配的迷思，明年選戰，毋寧是前途多艱的。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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