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李克強核心跳接胡耀邦、趙紫陽

吳鴻淼/資深媒體人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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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八大以後，習、李核心，可望越過胡錦濤、江澤民，接上胡耀邦、趙紫陽，推動政治改革。

十八大以後的領導班子，會推動政治改革，理由很簡單，第一是中共再不改革，要像現在一樣繼續生存，幾乎已經不可能，其次是胡錦濤、溫家寶已經為習近平扳倒了薄熙來，使「薄熙來們」左派想阻撓改革派，也不可能了。

歷史真諷刺，習仲勛是改革推手

歷史真是諷刺，一九七九年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在被長達十六年關押下放後解放，擔任廣東省委第二書記，再任第一書記時，就向當時黨中央主席華國鋒建議，廣東發展，中央得多給自主權。其後習仲勛在鄧小平支持下，建立了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四個經濟特區。習仲勛可以說是經濟改革重要倡議人。胡耀邦一九八七年一月，因為推動一系列改革，不見容於保守派元老，被迫下台，薄熙來的父親薄一波，就是重要的推手之一，而習仲勛則大力支持胡耀邦。

江澤民在一九八九年六四之後，從上海匆忙趕往北京執改，以及隨後的胡錦濤，他們雖然歷經曲曲折折，也喊「改革」，但看重的是經濟改革，政治改革不見進展。二O一O年以後，突然看到了溫家寶大喊政治改革，但也僅僅是在口頭上的宣示，第一把手的胡錦濤還是不動如山。他們所以忌憚政治改革，主要原因應該是，六四陰影無法忘却，也排除不了鄧小平「穩定」的教訓。因此，近年來「維穩」成為他們首要工作。

改革代價低，不改革後果嚴重

然而，時移勢易，胡錦濤強力維穩，到了習近平時代，江澤民、胡錦濤的處理方式，已經不符時代變化需求。最重要的是，未來政治不改革所付出的代價，必然比政治改革的代價，要大得多。不僅大得多，甚至會危及中共的生死存亡。

從「蘇東波」以後，東歐及俄羅斯一連串政治變革，加上苿莉花革命的興起，國際上都認為，中共的統治，難免受到影響。迄目前為止，中央肆應得宜，加上大多數人民期待穩定，中共受到沖擊的程度，雖然有限，但以網路時代訊息傳播，以及廣大民眾對於貪腐、不公不義、人權凌虐等等的不滿，星星之火一旦成燎原之勢，絶對可能。廣東烏坎村事件只是每年數萬起抗議行動之一，烏坎村已驚動中央，惟恐波及各地陷入失控。

更為重要的是，中共建國以來的暴政、虐政，反抗種籽一直潛存在人們心中，再而三的政治運動，不斷擴大打擊面，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對知識份子無情的迫害，使得六四事件成風起雲湧幾乎無法收拾。經歷過六四以後，知識份子承續中國讀書人反專制、反傳統的抱負與責任，加上近年來富二代忙於撈錢、官二代忙於抓權的惡形惡狀，以至於從基層至中央，貪贓枉法是正常、清廉不阿是反常的社會風氣，看在知識份子眼中，看在廣大工農群眾眼底，是可忍，孰不可忍；可以明確的說，中共已失去它的工農群眾，中共已無統治基礎；當貧富差距愈來愈大，當官民形成「敵我矛盾」的時候，整個中國陷入一九一一年、一九四九年前夕，人民革命的呼聲壓倒一切，「強力維穩」能發揮什麼作用？

現在還說改革有重大進展

雖然溫家寶再三呼籲政治改革同步進行，才能維繫經濟改革取得成果，但是，胡、溫政權仍然出現吳邦國的「五不搞」，二O一二年五月十四日人民日報又以「政治體制改革，取得重大進展」，強力宣示政治體制改革成就非凡，同時強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不照搬西方模式」。

吳邦國的「五不搞」，人民日報的取得「重大進展」，它們共同核心主張都是，不搞西方模式，不允許反對黨有執政機會。胡、溫政權中，依舊存在堅定的「反動」思想和主張，人們可以理解，吳邦國仍在位的十七大，維穩依然有效也能夠相信，但是，十八大及十八大之後，以習近平為核心的中共政權，還能堅持多久？

改革不是洪水猛獸

其實，政治體制改革，對中共而言，絶不是洪水猛獸，不一定會吞噬中共的生命。人民的覺醒，挺身而起反對共產黨的時候，才是終結共產黨生命的時候。

中共領導人，特別是保守派的領導人，他們信奉的信條是，天下是老子打的，天下就是老子的，所以天下要世世代代掌握在手中。現在這些共產黨人已認識到天下不能傳子傳孫，但是「堅持共產黨領導」，就是令人難以理解。另有一些保守派人士，他們害怕改革，就像陳雲一般。陳雲的鳥籠經濟說法，影響了處理六四當代人的思想觀念，也影響了受鄧小平箝制一代人的行為，他們的準則是，「放了會飛」。

實行「政治改革」，而且是在中共控制下的政治改革，誠如社會主義可以有「中國模式」，政治改革也可以有「中國模式」。台灣的政治改革，在穩定、有序中推進，一來台灣的社會沒有大亂，二來國民黨雖也曾失去政權，但只要與時俱進照樣可以奪回政權，中國大陸的當權者認為，一旦實施政改，必然會亂，共產黨也會失去政權，共產黨為國為民的理想也必然喪失，對不起國家、人民，對不起那些拋頭顱、灑熱血的革命志士。真正說來，共產黨被推翻並造成社會失序，才是共產黨的最大損失，而推動政治改革，並非共產黨必然被取代。

未來的習近平政權如果見不及此，在他執政的年代，只恐唯一的工作是「維穩」，並把人民視同敵人，而敵人處處存在、時時存在。

改革手段方式可以聰明些

不政治改革會要中共的命，政治改革並不那麼可怕，政治改革的手段、方式，其實可以更聰明些。

現在的時代背景，與胡耀邦、趙紫陽時代，有很大的不同。胡耀邦一九八一年起接任中共中央主席與其後職務變更為總書記。他接華國鋒的主席職位，算起來文革結束只有五年。也就是當時政治環境、社會氛圍正處於文革後的擺盪期。中國大陸從極左的文革，擺盪到人們期待的「右」。胡耀邦在政治上延續他擔任中央組織部長，解放平反寬假錯案，與進行真理標準大討論，推動一系列寬鬆政策，經濟上他開始推動「改革開放」。趙紫陽與胡耀邦同時，他擔任國務院總理，二人擕手從事中國大陸脫胎換骨的工程。

胡、趙的改革，第一是時代的需要，文革大亂之後，人心望治；其次是，個人的經驗、信仰和堅持，他們基於個人的條件，工作上的優異表現，胡耀邦在陝西嶄露頭角，趙紫陽在四川主政輝煌政績，都擁有強大政治基礎，強化了他們的理念。

然而，在他們背後，強大的阻力，終使他們功虧一簣。粉碎四人幫的鄧小平、葉劍英、陳雲、楊尚昆、薄一波、王震等等元老，這批元老認為自己挽狂瀾於既倒，「共和國」是他們救起來，因此也以「天下為已任」，盯著胡、趙，也牽制著胡、趙；另外一批以李鵬、喬石等為首的黨政高層，也在覬覦高位與元老相互呼應。

另一方面共產黨依然存在的文革餘孽之外，以知識份子為主力的社會各階層，也對胡、趙的寬鬆政策，寄予高度期望，他們盼望經濟改革之外政治改革也能同步到位。這股滙聚而來的力量，形成強大拉力，胡、趙難以剎車。胡耀邦以「縱容資產階級自由化」下台，趙紫陽也僅有二年多的總書記職位因六四事件被迫下台，抑鬱以終。

胡、趙時期是中共救亡圖存年代，亦是百廢待舉的年代，二人都以有限時間、有限權力做了大量工作，完成不可能的歷史任務。

掌握主動進行改革可以成大局

十八大之後，習近平或加上李克強為核心，中共如果能掌握主動，不在被動情況下被迫從事政治改革，局面完全不同。習近平的後面縱然有江澤民、曾慶紅、有胡錦濤，他們與當年胡、趙背後的鄧小平、陳雲也完全不同。他們不可能幾個老人坐在一起，就能罷黜領導核心；他們也不再能指指點點，下指導棋。江澤民、胡錦濤二個時代，他們自身缺乏強大政治基礎，沒有推動政治改革的實力，習近平、李克強時代，如果能有幾位性格、理想相同的常委配合，習、李創造新歷史和機會完全可以期待。

在社會氛圍方面，經濟改革使大多數人民生活改善，亟待穩定，網路興起已能初步滿足部份知識份子的追求，政治上仍未達臨爆點，只要中共採取主動，政治改革成功機會依然很大，有別於六四事件之前，學生運動，民主運動的激情澎湃。

「左旋風」已被有效抑制

尤為不同於一九八九年代的是，薄熙來與薄熙來們颳起的「左旋風」，已有效抑制，如無特別意外，十八大習、李上台以後，可能阻礙改革的「左」風也不可能再次吹起，習近平要推動政改，必將更為順坦。

政改不是中共的催命符，反而是中共保命符最大理由是，經過卅年的經濟改革，人們已體認並確認了經濟改革缺少政治改革配套，終將使經濟改成果遭受鉅大威脅。溫家寶強調再三，新的意識形態也正在形成，過去僵化的思想模式，終將被取代。

同樣難能可貴，也已形成共識的是，實行政治改革，一步到位，立即實現歐美民主先進國家兩黨制或多黨實力相當，輪流執政的要求，不是主流聲音。期盼政治改革朝向循序漸進，穩中求進的主張，已能為多數人接受。

改革是言論自由、民主法治

有關改革方法、改革手段、以及改革目標的討論之前，改革內容的界定非常重要。

相對於一獨黨大、少數人獨裁的專制統治，政治改革主要的是民主化、自由化；民眾透過選舉，選出各級政府領導人和民意代表，人民的聲音，透過選舉自由表達，政府施政實現人民的意志，而政府依法執法，保障每一個人的合法權利。綜合以上闡述，中共施行政治改革，最初步的內容和範圍，言論自由、民主、法治應是起碼的標準，也是政治改革初級階段必需達成的目標。

台灣模式值得學習

鄧小平在推動經濟改革時說，「摸著石頭過河」。在摸石頭過河階段，中國大陸四處派員模倣學習，歐美先進國家，亞洲的日本，都是學習對象，台灣的專家也貢獻不少。因此，習、李一旦上台「不照搬西方模式」，不妨看看具有中國特色的「台灣模式」。

台灣的政治改革推動時間，與大陸經政推動頗為相近。亦即是，當台灣歷經卅年的經濟改革，推動得虎虎生風，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大陸忙於動亂，而當台灣更上新的台階走向政治改革時，中共起而推動經改。現在，台灣政改有成，中共經改有成，台灣的政治環境雖然吵吵嚷嚷，但從來不會有人擔心，台灣會發生天翻覆地的大變亂，這就是民主社會「穩定」的好處，台灣政府不必維穩。在大陸政府忙於維穩，忙於宣示政治改革取得大成功之際，豈不是應該看看台灣，大陸歷經胡、趙，江澤民、胡錦濤的經濟改革時代，習、李進入政治改革，應是水到渠成之勢。

習、李要推動政治改革，一點都不困難，一點也不危險，只要一方面在中共中央，派專人組織工作小組，深入檢討胡、趙時期推動政治改革的經驗和教訓，配合現今時代需求，提出推動建議和參考。另一方面，派人到台灣，或邀請台灣政界、學界人士，就政治改革專題，進行深入探討，並對適合於大陸現勢的政治環境，提出建議。最後，再由兩方面的研究成果和建議，制訂策略和方案。

二年準備，第三年開始推動

以上的進程，以一年為期，並在方案提出之後，向大陸各界，特別是，知識份子、海內外專家，徵求意見，再以一年為期，總結各方看法，訂定實施步驟、實施日期。中共十八大之後，習、李這一做法，必定可以贏得十三億中國人肯定，也能獲得全世界人士讚賞。一旦民主實現，中共高層不必日日擔心，夜夜疑慮。

對於習近平、李克強，以及十八大之後的領導班子，寄予高度期望與信心的理由，非常簡單，因為中共的國內國際處境，已不容許習、李等人有所遲疑，他們的執政極可能要在「掘墓人」和「中興主」之間，選擇其一；聰明的習、李等人，當然會有最智慧的選擇。

其次，也是極為重要的是，習近平身上流的是改革的血液。

習近平改革血液，不影響他嗎？

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中共開國以後，長期在西北工作，他的作風開明，政策寬鬆，一九六二年，中共藉小說「劉志丹」之事，誣陷習仲勛等人為反黨集團，直到一九七八年，獲得胡耀邦主持的平反「冤假錯案」，派任赴廣東主持「南大門」，把廣東改革得風風火火。習近平受惠於胡耀邦，但後來也因為支持胡耀邦而失勢。習仲勛與胡耀邦的改革理念聲氣相通，他們主政期間為中國開創了一個光輝的新時代。

習近平自被立儲之後，雖少言寡語，但他在福建以及隨後的浙江、上海，與先進各國各界人士來往頻繁，擔任常委以後視界更高更遠，他對於中國的形勢與中國的未來，必有深刻的認識和了解，而和他一起承担起未來五年到十年治國大任的常委，也都是新一代領導人，他們思想、作風將與他們的上一代迴然不同，這些都將促使十八大以後的領導班子，勇敢的進行空前的政治改革，延續胡耀邦、趙紫陽未竟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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