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
年
07
月號論壇主題
從韓國晉升已開發國家看兩岸競與合
南韓晉升已開發國家對兩岸經濟競與合的加速度作用
林建山/財團法人環球經濟社社長 (台灣)
根據政府統計廳統計，南韓總人口於六月廿三日突破五千萬人大關、每人平均所得達到兩萬美元，代表南韓正式躋身於「已開發國家」(developed countries)行列，也正式成為晉入全球「二○─五○俱樂部」的第七個國家；依目前國際組織之定義，每人平均所得兩萬美元是衡量一國是否為已開發國家的門檻，總人口數五千萬人則是區分其為人口大國或人口小國的衡量標準。
南韓進入「二○-五○俱樂部」正式成為已開發經濟的人口大國
南韓總人口數，2011年底為4,977萬人，平均每分鐘增加0.43人，據此計算，到2012年6月23日，首次超越5,000萬人；南韓總人口的統計是以一年在南韓居住三個月以上的人口為基準，包括了115萬外國人含外國勞工在內；南韓總人口在1960年達到2,500萬人，經過五十二年之後乃告倍增；而南韓每人平均所得，在2007年已達兩萬美元，其後兩年跌回兩萬美元以下，2010年又重新站上兩萬美元，2011年達2萬1,785美元。其實，若按購買力平價計算，南韓人均所得在2010年就已逼近2萬9,997美元，高於義大利同期的水準(2萬9,480美元)，接近日本(3萬3,885美元)和法國(3萬3,910美元)。由於南韓進入「二○─五○俱樂部」的時間落遲於其他已開發國家，人均所得兩萬美元的實際價值，當然也就不同於其他國家。
朝鮮日報和樂金(LG)經濟研究院共同調查世界人口和所得動向發現，在1996年英國加入全球「二○─五○俱樂部」之後，南韓是第一個接續進入該一俱樂部的國家，也是二次世界大戰後獨立的殖民國家中，唯一一個有此成就而進入俱樂部的國家；截至目前，納入全球「二○─五○俱樂部」的，有 1987年日本 (當年總人口1億2,203萬人)、1988年美國 (2億4,497萬人)、1990年法國 (5,671萬人)、1990年義大利 (5,669萬人)、1991年德國 (7,998萬人)及1996年英國 (5,816萬人)等六個國家，由於這些國家在80-90年代進入「二○─五○俱樂部」之後，無論總人口或其人均所得，率皆可以保持此一水準、甚至呈現持續成長態勢，其中唯一的例外，祇有德國在1990年代初，受到兩德統一影響，每人平均所得曾經短暫跌破兩萬美元，但很快就告恢復，因此，對於現下韓股投資人而言，南韓之晉入「二○─五○俱樂部」，當然視之為一大利多，對於展望南韓未來國勢發展，也被視之為如虎之添翼。
有助南韓對外打開FTA大門 增進出口比重六成以上
今天南韓之晉級為已開發的人口大國，以積極擴大對外洽簽FTA，加速經濟全面自由化，促進對外貿易成長，勢必更加有助於提升國家經濟競爭力。
南韓是全世界唯一與美國、歐盟、印度等三大市場同時都已簽訂FTA的國家，且這些簽訂FTA的國家，高占其出口比重的35％，益使南韓出口競爭力，顯得相當強勁；南韓的經濟動能，原本就一直是以出口為主導，近年來對歐美的依存度下降，對中國大陸出口比重則節節提高，而中國大陸近年經濟產業轉型為擴大內需發展，對南韓出口企業的影響越來越大；但是，在2012年5月14日中日韓領袖高峰會已決定，南韓將與中國大陸協商FTA，預計可以在兩年內完成，中國大陸市場占南韓總出口的三成，一旦中韓FTA完成簽約，南韓出口輸往FTA國家的比重將更高達六成；而除了受惠於FTA外，南韓在科技與工業上的創新進步，也使得整體產業經濟，都變得相當具有全球競爭力，更能加速打開對外出口的大門。
產業投資、貿易成長與內需市場擴大 提高南韓的國家經濟價值
南韓晉入「二○─五○俱樂部」之後，更能憑藉近年產業實力發展其更加厚實的經濟力，尤其富有全球競爭力的骨幹企業品牌，益發增進南韓經濟成長之強勁動能，也帶動了整個社會人均所得的快速攀升；儘管世界金融海嘯以來，短線難脫全球經濟景氣、歐債危機等影響，但自2011年起南韓分別與歐洲、美洲完成自由貿易區協定，也在加速中日韓FTA的簽訂情勢下，加以近年韓圜兌日圓之明顯貶值，整體對外貿易所受大環境衝擊有限，2011年南韓出口額逾5,578億美元，年成長率19.6%，創下歷史新高，貿易順差更高達333億美元，在在映現出南韓國家經濟價值的越戰越勇與節節升高。
南韓人均GDP自2004年首度超越臺灣後，兩者差距已經愈拉愈大。儘管在臺灣，根據主計總處統計，2012年4月底止，總人口數23,245,018人，2011年人均所得已然20,139美元，2012年預估是20,608美元。但是，國際貨幣基金IMF預測，到2016年南韓人均GDP突破3萬美元，「金磚四國」之父歐尼爾(Jim O'Neill) 則在《高成長八國》中進一步預測，2050年時，南韓人均GDP預測可以達到6.5萬美元，列名為世界最富國家之一；南韓與臺灣的差距，未來祇會更拉更大，
在南韓社會，包括政府與民間，很早以前就已不再論提「亞洲四小龍」，今天的南韓，根本就不把臺灣當作經濟競爭對手，要爭鋒挑戰的已經是，日本。
南韓預訂2012年底舉行總統大選，可望推出相關內需政策利多。因此，一旦歐美情勢開始好轉、全球風險偏好回升，則全球股市價值面最具吸引力的市場，應當可以率先彈升，韓股的表現，未來也必定會超越在整體亞股之上。
南韓的奮進 正反襯出臺灣的盛極而衰的悲劇
面對南韓遽從已開發國家正式躍升為「二○─五○俱樂部」人口大國的全球經濟列強之全新情勢，立即給與海峽兩岸帶來莫大壓力與衝擊：對中國大陸這一超級人口大國又是亞洲第一大經濟體，祇因為人均所得距離兩萬美元尚有十倍之遙，而緣慳於「二○─五○俱樂部」；而對於原本是亞洲四小龍之首，且一向把南韓視為首要競爭對手的臺灣，竟因為總人口數尚待一倍以上之增添，而又一次落後於「宿命強敵」，尤其倍感百味雜陳。
曾幾何時，在90年代以前，猶還年年來臺灣學習各種建設方針與國政措施的南韓，竟然已經驟爾將臺灣遠遠拋諸驥後，而先馳得點。英國經濟學人雜誌(The Economist)即曾專題分析，自1949至1993年間，臺灣的每年經濟成長率與每人平均所得水準，一向是同期南韓的三倍速；而美國哈佛大學經濟系教授巴羅（Robert Joseph Barro）在2004年出版的「Economic Growth經濟成長」統計，就具體映現1960至2000年的四十年間，在全球87個主要經濟國家之中，臺灣以平均每年6.4%的經濟成長率，成為全球成長最快的國家；其次是新加坡的6.2%、南韓5.9%、香港5.4%，這是臺灣稱霸「亞洲四小龍」的輝煌紀錄。
1991-1997年的六年國建計劃，臺灣政府猶還喊出要在2000年，也就是十年之內，將平均每人GDP由1萬美元加倍提升至2萬美元，當時，臺灣經濟和人民的自信心，無一不在快速向上。但在李登輝主政、以至隨後陳水扁輪政的臺灣，從「戒急用忍」到「積極管理」的極端鎖國政策之廿四年間，政府既無力扭轉產業外移風潮，又無法戢止藍綠政黨對立，致使整體國家經濟停滯萎縮，期間的臺灣，平均每年經濟成長率降至3.3%，僅約之前四十年經濟發展的一半不到水準；國民黨執政時的六年國建，所喊出的2000年人均所得2萬美元的政策目標，一直拖到2011年才得以實現，足足落遲了十一年，也夠稱得上是映現了亞洲經濟發展，堪與日本相埓的另類「失落十年」。
這事實說明了，臺灣的人均GDP從一萬美元到二萬美元之路，總共足足走了二十四年，而在新加坡之經驗，則祇花五年時間就已能做到，如今新加坡人均所得更已突破了五萬美元，益發凸顯臺灣經濟發展績效能力，相對於70-80年代的表現，真是嚴重退萎落後不堪。因此，今天欲談臺灣之應當如何再振雄風，直起追趕超越南韓，固有其難以言喻的困厄在。
在兩岸競與合之中 找尋彼此經濟規模化與全球化的新出路
面對南韓遽然躍升的全新經濟競爭情勢，對於海峽兩岸經濟競與合之關係發展，當然構成重要的加速度作用與壓力。兩岸經濟競與合之關係本身，至少存在兩個構面的發展可能性：第一個構面的發展可能性是，透過中國大陸內需市場的擴大內部化(internalized great domestic market)，同步提升兩岸經濟體的規模經濟化，包括產業規模經濟化消費市場規模經濟化，加速提升兩岸的人均所得水準，至少可以讓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結果，會距離已開發國家下限標準的兩萬美元，更加接近；同時，在臺灣方面，則須優先立即否棄李扁鎖國的意識形態僵固枷柵，以至行政程序作業方法的僵固枷柵，立即擴大開放陸資、陸企、陸生、陸客、陸勞，乃至晉用中國大陸人才，不但可以活化已近僵直的臺灣產業經濟，也能加速改善臺灣總人口數嚴重不足的基本缺口，當然，整體臺灣的外勞政策與外國人才晉用政策，也必須同步檢討鬆綁與再開放，乃有可能加速臺灣也能從已開發國家進一步躍升為得以加入「二○─五○俱樂部」的人口大國。是則，兩岸同臻世界經濟列強之可能性，才有被具體實化的機會。
第二個構面的發展可能性，其實就是透過兩岸經濟的競與合，從兩岸產業的合作互補，以及兩岸市場的自由化與內部化整合，讓臺灣得以中國大陸經濟作為槓桿支點，而取得真正務實且有效的亞太區域化與全球化，達到兩岸共同前瞻發展的雙贏(win-win strategy)；畢竟，在廿一世紀的臺灣，絕不可能達到「沒有中國大陸的自由化與全球化或區域化」的；同時，臺灣也祇有在有效增進兩岸經濟的競與合之際，乃得藉由兩岸的和平共生架構，兼籌並顧臺灣在兩岸及在國際間的政治出路，推進與其他區域經濟之整合，包括跨太平洋經濟夥伴協議(TPP)及其他區域貿易協定(RTAs)在內，而後再回過頭來藉由區域經濟整合，改善及穩定兩岸政經關係之發展，平衡兩岸的互賴互信關係；與中國大陸進行經貿交流，當然有助於改善兩岸政治關係；想要與其他國家協議簽署FTA或建立另類國際性平台，無非都是欲藉國際的經貿紐帶關係以提升臺灣的政治安全，如此的策略作為，除了要有開放的經濟思維，更須要有開放的政治思維。否則，政治沒出路，經濟也沒出路。
End
南韓進入「二○-五○俱樂部」正式成為已開發經濟的人口大國
南韓總人口數，2011年底為4,977萬人，平均每分鐘增加0.43人，據此計算，到2012年6月23日，首次超越5,000萬人；南韓總人口的統計是以一年在南韓居住三個月以上的人口為基準，包括了115萬外國人含外國勞工在內；南韓總人口在1960年達到2,500萬人，經過五十二年之後乃告倍增；而南韓每人平均所得，在2007年已達兩萬美元，其後兩年跌回兩萬美元以下，2010年又重新站上兩萬美元，2011年達2萬1,785美元。其實，若按購買力平價計算，南韓人均所得在2010年就已逼近2萬9,997美元，高於義大利同期的水準(2萬9,480美元)，接近日本(3萬3,885美元)和法國(3萬3,910美元)。由於南韓進入「二○─五○俱樂部」的時間落遲於其他已開發國家，人均所得兩萬美元的實際價值，當然也就不同於其他國家。
朝鮮日報和樂金(LG)經濟研究院共同調查世界人口和所得動向發現，在1996年英國加入全球「二○─五○俱樂部」之後，南韓是第一個接續進入該一俱樂部的國家，也是二次世界大戰後獨立的殖民國家中，唯一一個有此成就而進入俱樂部的國家；截至目前，納入全球「二○─五○俱樂部」的，有 1987年日本 (當年總人口1億2,203萬人)、1988年美國 (2億4,497萬人)、1990年法國 (5,671萬人)、1990年義大利 (5,669萬人)、1991年德國 (7,998萬人)及1996年英國 (5,816萬人)等六個國家，由於這些國家在80-90年代進入「二○─五○俱樂部」之後，無論總人口或其人均所得，率皆可以保持此一水準、甚至呈現持續成長態勢，其中唯一的例外，祇有德國在1990年代初，受到兩德統一影響，每人平均所得曾經短暫跌破兩萬美元，但很快就告恢復，因此，對於現下韓股投資人而言，南韓之晉入「二○─五○俱樂部」，當然視之為一大利多，對於展望南韓未來國勢發展，也被視之為如虎之添翼。
有助南韓對外打開FTA大門 增進出口比重六成以上
今天南韓之晉級為已開發的人口大國，以積極擴大對外洽簽FTA，加速經濟全面自由化，促進對外貿易成長，勢必更加有助於提升國家經濟競爭力。
南韓是全世界唯一與美國、歐盟、印度等三大市場同時都已簽訂FTA的國家，且這些簽訂FTA的國家，高占其出口比重的35％，益使南韓出口競爭力，顯得相當強勁；南韓的經濟動能，原本就一直是以出口為主導，近年來對歐美的依存度下降，對中國大陸出口比重則節節提高，而中國大陸近年經濟產業轉型為擴大內需發展，對南韓出口企業的影響越來越大；但是，在2012年5月14日中日韓領袖高峰會已決定，南韓將與中國大陸協商FTA，預計可以在兩年內完成，中國大陸市場占南韓總出口的三成，一旦中韓FTA完成簽約，南韓出口輸往FTA國家的比重將更高達六成；而除了受惠於FTA外，南韓在科技與工業上的創新進步，也使得整體產業經濟，都變得相當具有全球競爭力，更能加速打開對外出口的大門。
產業投資、貿易成長與內需市場擴大 提高南韓的國家經濟價值
南韓晉入「二○─五○俱樂部」之後，更能憑藉近年產業實力發展其更加厚實的經濟力，尤其富有全球競爭力的骨幹企業品牌，益發增進南韓經濟成長之強勁動能，也帶動了整個社會人均所得的快速攀升；儘管世界金融海嘯以來，短線難脫全球經濟景氣、歐債危機等影響，但自2011年起南韓分別與歐洲、美洲完成自由貿易區協定，也在加速中日韓FTA的簽訂情勢下，加以近年韓圜兌日圓之明顯貶值，整體對外貿易所受大環境衝擊有限，2011年南韓出口額逾5,578億美元，年成長率19.6%，創下歷史新高，貿易順差更高達333億美元，在在映現出南韓國家經濟價值的越戰越勇與節節升高。
南韓人均GDP自2004年首度超越臺灣後，兩者差距已經愈拉愈大。儘管在臺灣，根據主計總處統計，2012年4月底止，總人口數23,245,018人，2011年人均所得已然20,139美元，2012年預估是20,608美元。但是，國際貨幣基金IMF預測，到2016年南韓人均GDP突破3萬美元，「金磚四國」之父歐尼爾(Jim O'Neill) 則在《高成長八國》中進一步預測，2050年時，南韓人均GDP預測可以達到6.5萬美元，列名為世界最富國家之一；南韓與臺灣的差距，未來祇會更拉更大，
在南韓社會，包括政府與民間，很早以前就已不再論提「亞洲四小龍」，今天的南韓，根本就不把臺灣當作經濟競爭對手，要爭鋒挑戰的已經是，日本。
南韓預訂2012年底舉行總統大選，可望推出相關內需政策利多。因此，一旦歐美情勢開始好轉、全球風險偏好回升，則全球股市價值面最具吸引力的市場，應當可以率先彈升，韓股的表現，未來也必定會超越在整體亞股之上。
南韓的奮進 正反襯出臺灣的盛極而衰的悲劇
面對南韓遽從已開發國家正式躍升為「二○─五○俱樂部」人口大國的全球經濟列強之全新情勢，立即給與海峽兩岸帶來莫大壓力與衝擊：對中國大陸這一超級人口大國又是亞洲第一大經濟體，祇因為人均所得距離兩萬美元尚有十倍之遙，而緣慳於「二○─五○俱樂部」；而對於原本是亞洲四小龍之首，且一向把南韓視為首要競爭對手的臺灣，竟因為總人口數尚待一倍以上之增添，而又一次落後於「宿命強敵」，尤其倍感百味雜陳。
曾幾何時，在90年代以前，猶還年年來臺灣學習各種建設方針與國政措施的南韓，竟然已經驟爾將臺灣遠遠拋諸驥後，而先馳得點。英國經濟學人雜誌(The Economist)即曾專題分析，自1949至1993年間，臺灣的每年經濟成長率與每人平均所得水準，一向是同期南韓的三倍速；而美國哈佛大學經濟系教授巴羅（Robert Joseph Barro）在2004年出版的「Economic Growth經濟成長」統計，就具體映現1960至2000年的四十年間，在全球87個主要經濟國家之中，臺灣以平均每年6.4%的經濟成長率，成為全球成長最快的國家；其次是新加坡的6.2%、南韓5.9%、香港5.4%，這是臺灣稱霸「亞洲四小龍」的輝煌紀錄。
1991-1997年的六年國建計劃，臺灣政府猶還喊出要在2000年，也就是十年之內，將平均每人GDP由1萬美元加倍提升至2萬美元，當時，臺灣經濟和人民的自信心，無一不在快速向上。但在李登輝主政、以至隨後陳水扁輪政的臺灣，從「戒急用忍」到「積極管理」的極端鎖國政策之廿四年間，政府既無力扭轉產業外移風潮，又無法戢止藍綠政黨對立，致使整體國家經濟停滯萎縮，期間的臺灣，平均每年經濟成長率降至3.3%，僅約之前四十年經濟發展的一半不到水準；國民黨執政時的六年國建，所喊出的2000年人均所得2萬美元的政策目標，一直拖到2011年才得以實現，足足落遲了十一年，也夠稱得上是映現了亞洲經濟發展，堪與日本相埓的另類「失落十年」。
這事實說明了，臺灣的人均GDP從一萬美元到二萬美元之路，總共足足走了二十四年，而在新加坡之經驗，則祇花五年時間就已能做到，如今新加坡人均所得更已突破了五萬美元，益發凸顯臺灣經濟發展績效能力，相對於70-80年代的表現，真是嚴重退萎落後不堪。因此，今天欲談臺灣之應當如何再振雄風，直起追趕超越南韓，固有其難以言喻的困厄在。
在兩岸競與合之中 找尋彼此經濟規模化與全球化的新出路
面對南韓遽然躍升的全新經濟競爭情勢，對於海峽兩岸經濟競與合之關係發展，當然構成重要的加速度作用與壓力。兩岸經濟競與合之關係本身，至少存在兩個構面的發展可能性：第一個構面的發展可能性是，透過中國大陸內需市場的擴大內部化(internalized great domestic market)，同步提升兩岸經濟體的規模經濟化，包括產業規模經濟化消費市場規模經濟化，加速提升兩岸的人均所得水準，至少可以讓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結果，會距離已開發國家下限標準的兩萬美元，更加接近；同時，在臺灣方面，則須優先立即否棄李扁鎖國的意識形態僵固枷柵，以至行政程序作業方法的僵固枷柵，立即擴大開放陸資、陸企、陸生、陸客、陸勞，乃至晉用中國大陸人才，不但可以活化已近僵直的臺灣產業經濟，也能加速改善臺灣總人口數嚴重不足的基本缺口，當然，整體臺灣的外勞政策與外國人才晉用政策，也必須同步檢討鬆綁與再開放，乃有可能加速臺灣也能從已開發國家進一步躍升為得以加入「二○─五○俱樂部」的人口大國。是則，兩岸同臻世界經濟列強之可能性，才有被具體實化的機會。
第二個構面的發展可能性，其實就是透過兩岸經濟的競與合，從兩岸產業的合作互補，以及兩岸市場的自由化與內部化整合，讓臺灣得以中國大陸經濟作為槓桿支點，而取得真正務實且有效的亞太區域化與全球化，達到兩岸共同前瞻發展的雙贏(win-win strategy)；畢竟，在廿一世紀的臺灣，絕不可能達到「沒有中國大陸的自由化與全球化或區域化」的；同時，臺灣也祇有在有效增進兩岸經濟的競與合之際，乃得藉由兩岸的和平共生架構，兼籌並顧臺灣在兩岸及在國際間的政治出路，推進與其他區域經濟之整合，包括跨太平洋經濟夥伴協議(TPP)及其他區域貿易協定(RTAs)在內，而後再回過頭來藉由區域經濟整合，改善及穩定兩岸政經關係之發展，平衡兩岸的互賴互信關係；與中國大陸進行經貿交流，當然有助於改善兩岸政治關係；想要與其他國家協議簽署FTA或建立另類國際性平台，無非都是欲藉國際的經貿紐帶關係以提升臺灣的政治安全，如此的策略作為，除了要有開放的經濟思維，更須要有開放的政治思維。否則，政治沒出路，經濟也沒出路。
End
作者簡介
Author Intro
林建山/財團法人環球經濟社社長 (台灣)
學者、教授（生於1949年，台灣花蓮人）
現任：財團法人環球經濟社社長兼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長、知名制度經濟學者，專注於公共政策、應用經濟與國際事務。美國聯邦政府韓福瑞獎金中華民國首位得主、美國聯邦智庫經濟評議會亞太經濟預測工作委員、中國傅爾布萊特學友會級美國馬利蘭大學在台校友會理事、蘇聯遠東基金會台灣地區秘書長、並任教於國立政治大學、輔仁大學等多所大學。
美國馬里蘭大學公共政策學碩士、美國拉撤勒大學經濟管理學博士、英國牛津大學國際政策學人。
曾任：經濟部外銷服務團團長、環保署環境評估常任審查委員、勞委會職訓諮詢委員會，以及國科會、交通部、僑委會、外交部、國防部、全國工業總會等政府公、民營單位之公共事務之公共事務重要顧問及諮詢角色。
著作：《經濟知識學》、《商情預測》、《產業政策與產業管理》、《現代服務謝行銷學》、《台灣企業原理》、《永續政策經濟學》、《讓市場真正市場化》等二十一種，並經常著文評論時政議題，文章散見各報章雜誌。
現任：財團法人環球經濟社社長兼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長、知名制度經濟學者，專注於公共政策、應用經濟與國際事務。美國聯邦政府韓福瑞獎金中華民國首位得主、美國聯邦智庫經濟評議會亞太經濟預測工作委員、中國傅爾布萊特學友會級美國馬利蘭大學在台校友會理事、蘇聯遠東基金會台灣地區秘書長、並任教於國立政治大學、輔仁大學等多所大學。
美國馬里蘭大學公共政策學碩士、美國拉撤勒大學經濟管理學博士、英國牛津大學國際政策學人。
曾任：經濟部外銷服務團團長、環保署環境評估常任審查委員、勞委會職訓諮詢委員會，以及國科會、交通部、僑委會、外交部、國防部、全國工業總會等政府公、民營單位之公共事務之公共事務重要顧問及諮詢角色。
著作：《經濟知識學》、《商情預測》、《產業政策與產業管理》、《現代服務謝行銷學》、《台灣企業原理》、《永續政策經濟學》、《讓市場真正市場化》等二十一種，並經常著文評論時政議題，文章散見各報章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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