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已是最富強大國俱樂部成員中國正步入多難興邦階段，台灣已陷入政經沉淪時期中國取法韓國必能躍起，台灣效法韓國方能脫困 - 李在方/銘傳大學國際關係中心主任 (台灣) - 主題論壇

韓國已是最富強大國俱樂部成員
中國正步入多難興邦階段，台灣已陷入政經沉淪時期
中國取法韓國必能躍起，台灣效法韓國方能脫困

李在方/銘傳大學國際關係中心主任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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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各國媒體皆報導了韓國在今年(2012)年6月23日已成為「20-50已開發國家俱樂部」成員。對20-50之說明僅突出國民年平均所得超過2萬美金(23680美元)和人口總數超過5千萬。因之世人乃普遍認為韓國經貿突飛猛進之成果，使其成為此一「富國」俱樂部之成員。
一、韓國已是世界7個「最富強大國」之一：
實際上「20-50」四個「數字」化為「文字」之內涵是「最富強大國」。而所謂「已開發國家」至少應分為「最富強國家」和「富而人口在五千萬以下之〝富國〞」兩類。故而稱「20-50已開發國家俱樂部」是「最富強大國俱樂部」才最妥切，也將使各方明白韓國加入此一「新」G7俱樂部之意義確實重大。
「舊」G7先由世界6大工業國在1975年成立6國高峰會議之G6，1976年加拿大加入而為「舊」G7。1991年蘇聯崩潰，俄國開始參加會議，1997年正式加入為G8。6大工業國是美、日、英、法、德、義大利。美國當年主導成立「舊」G7之目的在於促進歐洲之和平穩定，被亞洲認為是「重歐輕亞政策」。
1961年成立之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普遍被世人稱為「富國俱樂部」和「已開發國家俱樂部」。成立之主要目的在於協助會員國建立強而有力之經濟基礎。蘇聯崩解後之1992年已有23個會員國，並於1992年開放接受「開發中新興國家」和「經濟轉型國家」(原共產國家)之入會申請。韓國、墨西哥、土耳其、波蘭、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計7國因之陸續加入，最後共計已有30個會員國。其中歐洲23國；美洲美、加和墨西哥3國；大洋洲澳、紐2國；亞洲日本和韓國2國。
G20成立於1999年，成員包括「舊」G7之七大工業國，加上歐盟、韓國、中國、俄國、阿根廷、巴西、澳洲、印度、印尼、墨西哥、沙烏地、南非、土耳其。
二、日本倡議美國支持最後韓國加入形成新G7：
「20-50已開發國家俱樂部」或稱「最富強大國俱樂部」或「新」G7，於1987年先由日本倡議；1988美國表示支持，乃有法國和義大利在1990之加入；德國在1991參加；英國遲至1996年才成為會員，故而新G7也係由世界6大工業國為成員先形成G6，17年之後韓國加入，致有「新」G7之現身，恰正是美國重返亞洲政策積極推動之時期，故而預料今後韓國在東北亞和亞洲之和平發展，將扮演重要協調角色。
就亞洲而言，因清日和日俄戰爭前之英日同盟使日本崛起並自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日本開始在亞洲發動侵略戰爭，致使其在亞洲早已不易成為在第1線之縱横捭闔者，反之被日本殖民之韓國却獲信賴，因之美國重返亞洲政策在韓國配合下，將免除因借助日本必然引起之疑慮。
凡已是世界最「富強大國」，因其國民年所得2 萬美元以上，其教育必然普及，其科技、知識和智慧等無形之水準皆將超越非最富強大國，因之其有形和無形之總體國力，必然也超過非最富強大國，故而7個富強大國聯合維持東北亞和亞洲之和平均勢與和平發展以及用和平手段解決雙邊或多邊衝突方面勢將獲得北韓以外亞洲諸國的支持。
對韓國竟然能在韓戰三年後之廢墟中爬起來，又經歷10年難以形容之困苦掙扎才站住腳。而自1963年朴正熙執政第一期經建計劃開始逐步前進。在60年後竟成為世界最富強大國之1，乃使世人皆想瞭解其成功之根由。
筆者2008、5、1所寫「韓國崛起」乙書以及2009、3、5新新聞週刊1148期「歷屆大統領打造強大韓國一可資借鏡：金融海嘯下韓國乘浪崛起」乙文，皆預言韓國必然崛起，而今已成事實。今特綜合筆者研析多年之觀點簡述如下，供研析韓國崛起者和欲取法韓國之「有心人」作為參攷：
三、韓國之崛起象徵亞洲成吉斯汗精神之再現：
1961年軍事政變成功而為軍事強人的朴正熙，他首先將其多年苦思默想寫成的「民族中興之路」乙書作為其建國方略，激發並堅定韓國全民自力自強之愛國意志，也確立其「取法」二次世戰戰敗之德日兩國的復興路線，即以全力培養大財閥為提升國家競爭力之根本和核心大計，因應情勢發展首先致力有助就業之整體基礎建設，同時扶持勞力密集之輕工業促進社會之安定，將投資大成長慢之農業則在較後才着力，其間更以台灣作為其第一階段（1961 -1975）「學、比、趕、超」之對象。總之韓國和台灣之經濟發展走的是相反的道路，台灣係先農業後輕工業、而後重化工業。故而台灣之重化工業早已落後韓國。
自90年代起之韓國第二階段之經濟發展則以日本為其「學、比、趕、超」之標的。朴正熙之後迄現任李明博大統領為止，皆在朴所建立之強固基礎上，分別達成各自階段性和重點性之任務，乃有今日之最富強大國韓國。
四、北韓以色列和中日對韓國崛起之影響：
朴當年老謀深算之「友人」認為北韓是使韓國奮發向上不能「鬆懈」的最大助力；而以色列人口少面積小與人多地廣的阿拉伯國家為敵，竟能屢戰屢勝，使朴深切體會人口在500萬以上之國家，其強弱已不在人口眾寡，土地大小，資源多少。基本上已在於國民之平均知識、技術和智慧水準何者較高，朴之師友們使其更從過去少數民族入主中國，不但有效統治，而且從秦、唐、元和清等之開疆拓土，悟出韓國雖在有形方面較中國弱小，但在無形之國力方面却有無限之發展空間，而日本是亞洲霸主則是榜樣。朴之師友也深入研析了日本明治維新政制大改革後，先敗清朝、後勝俄國，殖民韓國，入侵中國東北成為列強之一，二次世戰雖敗給美國，不久却又再起，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之根源在於日本明治維新之成功。
故而朴執政19年之後期，堅決推行「維新憲制」。而韓國今日五年單任之憲法，係源自朴6年一任之維新憲法，全斗煥將之修正為七年單任制，盧泰愚透過政黨協商再修正為5年單任制迄今。綜合而論，朴正熙確是奠定大韓民國邁入最富強大國之「政治家」。
全斗煥和盧泰愚(1980-1992)進一步落實了朴正熙之建國理念和規劃。全盧結合之「雙12軍變（1980年12月12日）」順利掌控全局後，立即展開了全面的「社會大改革」，整頓全國社會團体，使其活動步向正規，並配合貫徹政令，更成為支持「吏治改革」和清除腐敗無能等積弊的動力。
在全盧執政時期，完成了漢江之整治（1985年完工），仁川國際機場首期工程之完成為啟用、濟洲和東海岸開發成為觀光區；成功的舉辦了亞運和奧運；在外交方面則先於1990年韓俄建交，繼之1992韓「中」建交，而美日並未與北韓建交，使北韓居於外交劣勢。
五、韓國邁入政黨輪替之民主政治時代
金泳三和金大中（1992-2002）促使韓國之民主法治更為健全也更加根深蒂固。金泳三接任大統領之日是韓國軍人統治時代(1961至1991年)之結束，也是文人執政時代之開始。金泳三首先拆除尚完好可用之當年日本所建之「總督府」和韓國獨立後所稱之「總理府」建物，突顯了大韓民族雪恥圖強的民族精神和意志，以及剷除過去歷史陰影邁向未來之決心和魄力。
金泳三更貫徹了軍隊國家化，根絕了軍人此後干政的一切可能因素。他也貫徹銀行存款「實名制」（必須用真姓名開戶），不能在銀行再密藏巨款作為秘密「政治獻金」，因而財力雄厚者此後皆不能在幕後影響包括大統領、地方首長和國會議員之選舉，從而韓國民主政治乃邁入更健全之階段。
六、西德統一東德之策略和金大中不謀而和：
金大中（1997-2002）上任時如前述當即面臨亞洲金融風暴之挑戰，他迅即號召全民團結很快將危機化為轉機。
而且此際，韓國民眾也已普遍自信，不再畏懼北韓動武，認為應學習兩德於1991年和平統一前，西德基於同胞愛提供東德各種援助之作法。金大中乃積極推展對北韓之「陽光」政策．因其過去數十年為了民族團結置生死於度外的犧牲奮鬥，已贏得了北韓高層之信任，乃實現了他與北韓領導人金正日舉行高峰會的願望，因此也成為諾類爾和平獎得主。
七、盧武鉉對內完成世代交替對外交也有傑出之表現：
在金大中之後的盧武鉉大統領當選前，他在金大中之執政黨內並非派系領袖，也無地域和黨內的支持基礎，他在當選後乃另組新黨贏得國會大選，一舉將其他政黨之老將幾乎全部清除，國會和政壇乃邁入全新時代。盧在北韓政策方面，貫徹執行了金大中路線。在外交方面盧倚重外務部長官潘基文，使其竟在任內轉任聯合國祕書長迄今。
而台韓復航和台灣恢復在釜山設立總領事級釜山辦事處，也是在盧任內潘為外長時所達成。更重要者在於台灣代表團參加了盧之就職大典，因之台韓實質關係未受重創。
當年因中國代表團團長錢其琛表示，若台灣代表團參加，他在北京將不上飛機，韓國外交部當即取消民進黨秘書長張俊雄為團長之邀請，在就職前僅兩天之這一變故，若非盧和潘基文明智果決的及時另再發給張和筆者邀請函並順利參加就職大典，乃使台韓免於兩敗大傷。
李明博在最近之金融大海嘯來臨前已劍及履及的有了萬全之準備，故而不但輕鬆的剋服了韓國被認為有冰島第二之危機，反之將其轉化為良機，乃藉機獲取了大利搶佔了包括台灣在內之部份國際市場。
由李明博在任內完成了與美國和歐盟等簽署FTA，以及為了國家經貿發展特赦大財團負責人所展現的魄力，與馬英九總統形成強烈之對比，故而韓國能台灣不能。一般皆認為如非「經濟大統領李明博」之「拼命」作為，韓國難以在今年加入新G7，確係公正之評論。
八、結論：中國取法韓國必能躍起台灣效法韓國方能脫困：
韓國崛起和美國重返亞洲政策對兩岸而言有利無害，對亞洲整體之和平穩定也將有助，這由舊G7對歐洲和平安定之貢獻，可以證之。關於兩岸宜見賢思齊方面，筆者僅針對兩岸分別之迫切需要，提出以下之管見：
(一) 韓國崛起對東北亞和亞洲和平之正面影響深遠：
韓國崛起成為世界最富強7國之1，因而代表亞洲參加西方國家主導之重要國際組織將非僅日本一國，故而這是自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全球國際關係上最重要之發展。
韓日並立為亞洲兩個最富強大國後，因日韓兩國先天知後天因素已自然形成相互制衡之局面，故而美國重返亞洲政策在亞洲引起之疑慮將自然淡化。特別韓國之崛起，已使美日將不能形成如一次世戰前之英日同盟關係，東北亞之均勢可望日趨穩定。今後在日本已無法獨大之情況下，對亞洲安定和平之正面影響確實深遠，而對中美關係發展則有間接之調合作用。
(二) 兩岸宜即分別以行動全面強化對韓之交流合作
兩岸宜即以行動分別強化對韓之交流合作，一則宜即提升各自駐韓大使和代表之層級並加派人力，二則中韓台三方在首爾和釜山「中華民族所有土地」(清朝遺留之國土)上合資興建「華韓」商業大樓，展現華韓兩大民族源遠流長之共存共榮和患難與共之特殊關係。
(三)台灣如取法韓國政治體制則尚有自救餘地：
除了前述歷代大統領承先啟後之英明作為外，最關鍵點尤在於現行5年單任大統領制，確是韓國今後持續飛躍進步之最關鍵因素。5年單任之大統領當選後，完全沒有連任之壓力，乃能專念建功立業追求成為青史留名之領導人。
台灣若能採行韓國之5年單任制，而非現行四年一任連選連任一次之兩任制，則台灣必能不再沉淪且能自強。
(四) 國營企業之脫胎換骨決定中國之能否躍起：
若中國取法韓國大企業用人唯才(沒有國籍限制)並採取業續至上之經營管理方式，則全國各大企業必能當即脫胎換骨，其競爭力也必然快速提升，皆將陸續成為國際一流大企業，則其他各階層之企業體也將風行草偃，則中國必將快速躍起而為最富強大國。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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