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怎麼看東海、南海爭端 - 李鵬/廈門大學臺灣研究院教授 (大陸) - 主題論壇

兩岸怎麼看東海、南海爭端

李鵬/廈門大學臺灣研究院教授 (大陸)

回上一頁

2008年以來，兩岸關係實現了歷史性轉變，取得了突破性進展，進入和平發展的新時期。特別是兩岸關係在經歷了年初臺灣地區領導人選舉的重要考驗之後，兩岸在經濟、社會、文化等各領域的合作也在不斷鞏固和深化之中。但與此同時，南海地區和東海地區不時呈現緊張局勢，海峽兩岸與相關國家就南海、釣魚島等問題的爭端不斷出現。那麼，在兩岸關係已經進入鞏固深化的新背景下，兩岸在南海問題上的合作到底是否可能和可行，或者說在什麼情況下在哪些領域有可行性，合作的方式或路徑由哪些等等，都成為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

兩岸開展南海合作的基礎和條件

任何合作都有一定的基礎和前提。要討論兩岸在南海問題上是否有合作的可能，首先必須分析當前兩岸開展合作的基礎和條件是否具備。祖國大陸一貫主張維護南海諸島及其附近海域的主權是兩岸同胞的共同責任，在合作意願上不存在任何問題。馬英九上臺後，臺灣當局在南海問題上的立場有所調整，馬英九表示其“一貫立場是主張擁有主權，但我們強烈認為，各方應該以和平方式來解決爭端，保障公海航行自由，共同開發、共用資源”。兩岸關係的改善和馬英九當局立場的調整，使得兩岸在南海問題上的合作開始具備了一定的基礎和條件。

第一，兩岸在南海主權歸屬問題上有著基本一致的立場。中國大陸政府一向堅持，中國對包括西沙、南沙在內南海諸島及其附近海域擁有無可爭辯的主權。1993年3月，臺灣“立法院”正式通過了“南海政策綱領”，在序言中就明確指出：“歷史性水域界限內的南海區域是中華民國管轄下的海域，‘中華民國’擁有海域內的所有權益。” 2012年4月26日，臺灣“陸委會主委”賴幸媛明確表示，南海諸島或是釣魚島這是“中華民國固有的領土”，“我們擁有主權”。雖然兩岸的表述不盡相同，但在雙方都表示堅持“九二共識”，並在“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問題上不斷形成更清晰的共識和一致立場的情況下，這種差異並不影響到兩岸對南海主權歸屬問題上明確而一致的立場。

第二，兩岸針對南海問題提出的主張有明顯契合之處。為了處理與南海周邊國家之間的分歧，兩岸都提出了解決南海問題的相關政策。馬英九當局上臺後，多次重申將秉持“主權在我、擱置爭議、和平互惠、共同開發”的原則處理南海問題。大陸在南海問題上的基本主張則是“主權屬我，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由此可見，兩岸在處理南海問題的主張上，有著明顯一致的地方。大陸希望能夠從維護地區和平穩定的大局出發，加強與相關國家或地區的溝通，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爭議海域的海洋資源。臺灣當局同樣希望在維護南海主權的基礎上，加強與其他國家或地區的共同開發、積極促進南海合作、和平處理南海爭端。

第三，兩岸歷史上在南海已經有過某種默契合作的經歷。由於兩岸之間長期的政治對立和軍事對峙，兩岸在南海問題上雖然有著相近的政策立場，但卻沒有直接溝通對話的機會，但這並不影響兩岸在共同維護南海主權問題上有著某種心照不宣的默契。兩岸在南海問題上經常會被提及進行默契合作最有名的例子是，1974年1月，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在西沙群島對入侵的南越軍隊進行自衛反擊戰時，海峽兩岸雖然處於緊張的敵對狀態，但臺灣當局仍發表聲明強調，西沙和南沙群島“為中國固有之領土，其主權不容置疑。” 實際上，除此之外，在過去二十多年的時間裡，兩岸在南海地區從未有過爭端，也沒有發表過攻擊或反對對方南海的政策聲明，從某種意義上講也是一種默契的表現。

兩岸南海合作的現實可能性和制約因素

雖然兩岸在新形勢下在南海問題上進行合作具備了某些條件，但這種基礎和條件能否轉化為現實可能性，還必須要深入分析其當前遇到的問題和制約因素。過去四年，兩岸關係雖然已經取得了很大進展，但迄今為止，這些進展都還停留在經濟和社會領域，並沒有發展到政治領域，兩岸之間的政治對話遲遲未能開啟，兩岸固有的結構性政治難題也未能突破，馬英九在臺灣島內施政再次陷入困境。在這種形勢下，兩岸要進行南海合作，還必須能夠超越和突破某些政治現實。

第一，兩岸能否擱置在政治定位問題上的結構性矛盾。臺灣當局的政治地位、兩岸的政治定位問題是影響兩岸進行合作的重要因素之一。雖然目前兩岸在“同屬一個中國”的問題上有更多的共同認知，但對於“一個中國”的政治涵義，雙方的分歧依舊。馬英九當局更強調南海的主權歸屬“中華民國”，而“中華民國”不與大陸處理“主權”爭議，目前臺灣當局立場就是擱置“主權”爭議，不會談論到“主權”問題。在兩岸未能通過政治談判解決定位問題之前，兩岸很難在南海主權歸屬“中國”或“中華民國”的問題上形成完全一致的立場。

第二，兩岸合作能否超越臺灣島內朝野政治紛爭。臺灣島內的藍綠對決的政治生態也會影響到兩岸南海合作。馬英九當局要想與大陸進行合作，必須在島內形成一定的共識和民意基礎。但是，民進黨和其他“台獨”分裂勢力不斷對馬英九當局的南海政策提出質疑、抹黑和扭曲，對兩岸南海合作更是抱持堅決反對的立場。馬英九連任以來，在島內施政上遭遇困境，已經自顧不暇，也使得臺灣當局在南海合作問題上難以有積極作為。

第三，兩岸是否能夠就臺灣參與涉及南海相關活動問題達成共識。在李登輝到陳水扁執政時期，臺灣當局不斷渲染由於大陸的“打壓”，企圖讓臺灣以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身份參與南海對話與合作，讓臺灣沒有機會參與到南海問題的多邊對話與談判機制中。馬英九上臺後，兩岸在臺灣參與國際活動問題上取得了一定的進展。大陸提倡兩岸可以通過務實協商，對臺灣參與國際活動問題作出合情合理安排，但臺灣當局迄今不願進行政治對話，使得兩岸涉外事務的協商遲遲無法開展。

第四，兩岸合作是否會影響到臺灣與相關國家或地區的關係。兩岸南海合作不僅牽涉到大陸和臺灣，也會影響到美國、日本等大國，以及臺灣周邊的東南亞國家。特別是美國在南海問題上的立場和行動，對臺灣當局有著重要影響。馬英九當局認為美國是臺灣對外關係中“最重要的一環”，希望與美國發展出“沒有意外的關係”。美國雖然公開表示對南海地區的爭端“不持立場”，但同時又強調美國在本地區有強大的利益，這些都是制約臺灣當局是否能夠下決心與大陸進行合作的關鍵因素。

當前兩岸南海合作的可行路徑和模式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兩岸在南海主權問題上現有的共同基礎和條件，目前未能轉化為共同合作，是因為受到各種內外因素的影響和制約，時機和條件尚不成熟，對此不應操之過急，而應該著眼大局，重在默契。兩岸在南海地區的合作又很多種路徑和方式，兩岸可以“由民到官、由易到難、由淺入深、先急後緩”，循序漸進地探尋合作的領域和機會，不斷累積互信和合作經驗，最終達到共同開發、共同維護南海主權的目標。從目前來看，比較可行的路徑包括以下幾種：

（一）民間性合作非官方性合作。由於兩岸短時期內在一些結構性政治難題上尚難以取得實質性突破，兩岸官方要想在南海問題上進行合作的機會有限。可以由兩岸的民間團體、學術機構等先行進行合作，既包括合作研究，也包括行動合作，民間合作的敏感度不高，但合作的領域卻非常廣泛。一方面可以為兩岸政治對話創造條件，預作準備，另一方面也可以進行前瞻性規劃和設計，為條件成熟時兩岸開展南海合作預先打好基礎和搭建框架。

（二）功能性合作非政治性合作。在兩岸政治性合作尚不成熟的情況下，可以先行進行功能性合作。兩岸在南海地區有著共同的利益，包括海洋資源、漁業捕撈、礦產勘探、油氣開發、打擊走私等等，這些都可以成為兩岸進行功能性合作提供了豐富的選擇途徑。臺灣政治大學教授高永光認為，兩岸可以在南海商討保護雙方漁民捕魚之安全、展開聯合的軍事演習、預擬如何對付東南亞各國不合理的軍事行為、在太平島的使用上相互合作等等，不僅以此作為兩岸軍事互信機制的一個前置性的試探，更可以為兩岸和平發展開創一個探索的模式。

（三）默契型合作非宣示型合作。現階段而言，兩岸南海合作面臨著諸多因素的制約，兩岸要想大張旗鼓地公開進行合作，有相當的難度。因此，當前只要兩岸在南海主權歸屬問題上能夠形成一致的立場，對對方維護南海主權的努力不唱反調，在某些特定的時候不扯後腿，就能在客觀上能夠實現分進合擊的態勢，其實就是一種默契。只有在默契的基礎上，雙方才能夠為今後的合作累積更多的互信，才有可能在某些問題上形成“無勝於有”的宣示性效果。

（四）配合型合作非聯合型合作。不少人希望兩岸能夠在南海問題上能夠“聯手抵抗”外來侵犯，捍衛南海的主權，但筆者認為，兩岸之間的合作模式用“配合”而非“聯合”的方式更符合兩岸關係的現狀。海峽兩岸任何一方，在對方的南海權益受到侵犯時，都應該挺身而出，從道義和行動上進行聲援，但不能超越兩岸關係發展的現實。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是一個長期過程，當前兩岸關係在很多方面還很脆弱，如果過於強調“聯手”，不僅會讓某些外國勢力更為警惕，阻礙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進程，更會讓臺灣當局投鼠忌器，欲速則不達。

（五）應急型合作非機制化合作。兩岸機制化合作尚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但這並不意味著兩岸只能消極等待。隨著南海地區的爭端有升級之勢，海峽兩岸針對南海的默契或合作也面臨著緩急的問題。雖然當前兩岸尚未建立起機制化的合作管道，但有時候形勢的發展逼迫兩岸必須要做出表態和選擇。因此，在常態性合作機制尚未建立之前，兩岸需要先著手探討建立應急型溝通和合作的管道，避免意外突發事件的發生。

綜上所述，當前兩岸南海合作既有機遇，又有挑戰，只有從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大局出發，看到兩岸關係發展的大趨勢，才能夠為兩岸南海合作找到最為務實、最為可行的合作模式。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不可逆轉，兩岸政治對話無可避免，兩岸經濟、社會、文化交流愈加深入，只要條件成熟，兩岸南海合作完全有機會建立合作機制，深化合作領域，創新合作模式，做到既維護國家主權，又能夠共用資源，最終有利於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與本地區的和平穩定。

End

回主題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