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
年
09
月號論壇主題
從兩岸外交休兵看台灣產經前景
從兩岸外交休兵看台灣產經前景
曾建元 / 中華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教授 (台灣)
活路外交是馬英九總統二零零八年五月就任以來我國的外交政策指導理念，活路外交係以「尊嚴、自主、務實、靈活」為原則，基於兩岸雙邊互信的基礎外交休兵，不再進行惡性競爭式的「支票簿外交」（checkbook diplomacy），而是提倡「經貿外交」、「文化外交」和「形象外交」，活路外交主張臺灣應放棄大國的迷思，認清自身是小國，而以小國事大的智慧參與國際社會，與重要國家建立夥伴關係，並增進與無邦交國的實質關係。
活路外交實施的結果，的確是相當程度地終止了兩岸的外交零合遊戲，二零零八年中國國民黨回復執政迄今，尚無任何邦交國與我斷交，幾個有意轉向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皆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所婉拒，杜絕了若干邦交國對我進行政治勒索的意圖，但我國卻也因此失去了拓展邦交的機會；另一方面，我國在停止爭取重返聯合國的外交作為之後，則換來對岸以個案方式放手容任我國逐次參與國際政府間組織如世界衛生大會（World Health Assembly）等，但我國迄今則亦再無加入其他國際組織的機會。
活路外交至少使我國得以在國際撤銷承認部份達到充分的風險管理，使國家人格萎縮的狀況不再惡化，但不容否認的，在外交承認之外，實質的國際交往能力也是建構或證實國家人格的一個要素，而對於一個以對外貿易為導向的經濟體而言，毋寧更是國家命脈之所繫。外交休兵並非意味著外交可以休息，而是外交資源的重新調整。舉例而言，我國在爭取護照於各國入境免簽證和落地簽證上有很大的突破，對國人出國考察與經商便有極大的幫助，這就有利於臺灣產業經濟的國際佈局，儘管這與臺灣的外交地位無關，因為香港護照在國際間的接受度比中華民國還高。另一個與兩岸外交競爭無直接相關，而更有利於臺灣產經國際佈局的國際交往行動，則是有關關稅減讓的自由貿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的簽訂。我國為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的會員體，以經濟實體地位從事國際經濟貿易交往之地位係受到國際社會的承認，儘管中華人民共和國拒絕兩岸經濟貿易關係直接適用世貿規範，但這並無礙於我國與第三國之間的經貿往來。在東亞各國當中，我國簽訂自由貿易協定的數量在新加坡與韓國之後，特別是與主要貿易夥伴美國和歐洲聯盟皆未簽訂，這對我國產品的出口顯然相當不利，當中自還有許多需要努力的空間。國民黨政府宣稱〈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簽訂之後，各國先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我國簽訂自由貿易協定的政治顧慮當可排除，而可加速我國自由貿易版圖的開拓，但事實的發展卻與國民黨的預言大相逕庭。在外交休兵的當下，無人可以將責任推卸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打壓，因而政府對此一政策落實不力的結果，必須自行承擔起責任，深切反躬自省。
二零一零年，馬英九總統宣示啓動〈黃金十年，臺灣經濟起飛〉國家政策，而以加入〈泛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為重要目標。〈泛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係由美國所主導，目標在建立亞細亞太平洋自由貿易區（Free Trade Area of the Asia Pacific），如果我國能加入該一協議，則自由貿易協定簽訂不力的情形將得以獲得稀釋改善，更者，還可以平衡對中國大陸出口的依賴，健全臺灣的經濟體質，
並且透過鞏固臺灣在以美日為首的世界經濟體系當中的地位，強化各國對於臺灣事實獨立和兩岸分治狀態的支持。
兩岸外交休兵與臺灣產經前景未必有關，臺灣產經前景在根本上是由臺灣的國家發展戰略決定的，過去臺灣迷信臺灣接單、大陸生產的兩岸分工模式，公元兩千年以來短短十年，兩岸經濟形勢逆轉，臺灣製造業出走中國大陸，連帶技術與管理人才大量流失，高度國際化和中國化的臺灣企業主成為最大的得利者，而因臺灣本地投資不足而喪失大量就業機會的臺灣人民則成為最大的受害者，臺灣的國家治理能力，原本已因臺灣的國際孤立而存在一定的缺陷，而當中國臺商和中國關連產業成為臺灣經濟和臺灣政府財政的主要貢獻者，則中華人民共和國只要以政治手段和政策工具的交織運用，對臺灣人民在中國大陸的龐大利益構成巨大的引誘或威脅，便能夠影響臺灣的國家意志。〈泛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下亞太自由貿易區的建立，則是臺灣產業轉型的一個機會，因為這是一個以美國為首而將中華人民共和國排除在外的龐大自由市場，而且是一個真正公平競爭的自由市場，沒有單一的政治力量可以左右市場的秩序，因而可以讓臺灣產業不用遷就或過於依賴大陸市場，反而可以成為以中、美為中心的兩大單一市場的樞紐。而為了入T以及其後國際貿易上的需要，臺灣則必須加速經濟與金融的自由化、在本地建立優勢產業的生產基地和運籌中心、積極培養和吸收國際人才，這些也都有助於強化臺灣的國際交往能力。
以往我們都以加入聯合國作為國家正常化的途徑，如果〈聯合國憲章〉（United Nations Charter）不修正，握有否決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必然會阻擋我國入聯，但如果換一個角度想，臺灣在擁有經貿聯合國之稱的世貿體系內，則是具有完整權益和國際法人格的會員體，雖然有時不免會受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借勢借端的刻意矮化，但基本上在各國的支持下，還能維持一個完整的政治經濟實體地位，我們不能不視之為國際社會對於我國地位的特殊安排，所以我們應當強調我國作為特殊國際法人的特性，而基於博愛精神的人民集體國際參與權，要求中華人民共和國落實外交休兵，不要阻止我國參與國際社會，同時也應當要求國際社會與聯合國承認我國為主權實體，為我國在最終地位解決前的國際參與資格做出特別的安排。但無論如何，我們必須清楚認知臺灣是一個世界島，只有在七大洲五大洋才能自由徜徉，把臺灣緊緊鑲嵌入世界經濟體系，成為不可或缺的價值鏈環節，才是確保臺灣國家生存與發展的正道。
活路外交實施的結果，的確是相當程度地終止了兩岸的外交零合遊戲，二零零八年中國國民黨回復執政迄今，尚無任何邦交國與我斷交，幾個有意轉向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皆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所婉拒，杜絕了若干邦交國對我進行政治勒索的意圖，但我國卻也因此失去了拓展邦交的機會；另一方面，我國在停止爭取重返聯合國的外交作為之後，則換來對岸以個案方式放手容任我國逐次參與國際政府間組織如世界衛生大會（World Health Assembly）等，但我國迄今則亦再無加入其他國際組織的機會。
活路外交至少使我國得以在國際撤銷承認部份達到充分的風險管理，使國家人格萎縮的狀況不再惡化，但不容否認的，在外交承認之外，實質的國際交往能力也是建構或證實國家人格的一個要素，而對於一個以對外貿易為導向的經濟體而言，毋寧更是國家命脈之所繫。外交休兵並非意味著外交可以休息，而是外交資源的重新調整。舉例而言，我國在爭取護照於各國入境免簽證和落地簽證上有很大的突破，對國人出國考察與經商便有極大的幫助，這就有利於臺灣產業經濟的國際佈局，儘管這與臺灣的外交地位無關，因為香港護照在國際間的接受度比中華民國還高。另一個與兩岸外交競爭無直接相關，而更有利於臺灣產經國際佈局的國際交往行動，則是有關關稅減讓的自由貿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的簽訂。我國為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的會員體，以經濟實體地位從事國際經濟貿易交往之地位係受到國際社會的承認，儘管中華人民共和國拒絕兩岸經濟貿易關係直接適用世貿規範，但這並無礙於我國與第三國之間的經貿往來。在東亞各國當中，我國簽訂自由貿易協定的數量在新加坡與韓國之後，特別是與主要貿易夥伴美國和歐洲聯盟皆未簽訂，這對我國產品的出口顯然相當不利，當中自還有許多需要努力的空間。國民黨政府宣稱〈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簽訂之後，各國先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我國簽訂自由貿易協定的政治顧慮當可排除，而可加速我國自由貿易版圖的開拓，但事實的發展卻與國民黨的預言大相逕庭。在外交休兵的當下，無人可以將責任推卸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打壓，因而政府對此一政策落實不力的結果，必須自行承擔起責任，深切反躬自省。
二零一零年，馬英九總統宣示啓動〈黃金十年，臺灣經濟起飛〉國家政策，而以加入〈泛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為重要目標。〈泛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係由美國所主導，目標在建立亞細亞太平洋自由貿易區（Free Trade Area of the Asia Pacific），如果我國能加入該一協議，則自由貿易協定簽訂不力的情形將得以獲得稀釋改善，更者，還可以平衡對中國大陸出口的依賴，健全臺灣的經濟體質，
並且透過鞏固臺灣在以美日為首的世界經濟體系當中的地位，強化各國對於臺灣事實獨立和兩岸分治狀態的支持。
兩岸外交休兵與臺灣產經前景未必有關，臺灣產經前景在根本上是由臺灣的國家發展戰略決定的，過去臺灣迷信臺灣接單、大陸生產的兩岸分工模式，公元兩千年以來短短十年，兩岸經濟形勢逆轉，臺灣製造業出走中國大陸，連帶技術與管理人才大量流失，高度國際化和中國化的臺灣企業主成為最大的得利者，而因臺灣本地投資不足而喪失大量就業機會的臺灣人民則成為最大的受害者，臺灣的國家治理能力，原本已因臺灣的國際孤立而存在一定的缺陷，而當中國臺商和中國關連產業成為臺灣經濟和臺灣政府財政的主要貢獻者，則中華人民共和國只要以政治手段和政策工具的交織運用，對臺灣人民在中國大陸的龐大利益構成巨大的引誘或威脅，便能夠影響臺灣的國家意志。〈泛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下亞太自由貿易區的建立，則是臺灣產業轉型的一個機會，因為這是一個以美國為首而將中華人民共和國排除在外的龐大自由市場，而且是一個真正公平競爭的自由市場，沒有單一的政治力量可以左右市場的秩序，因而可以讓臺灣產業不用遷就或過於依賴大陸市場，反而可以成為以中、美為中心的兩大單一市場的樞紐。而為了入T以及其後國際貿易上的需要，臺灣則必須加速經濟與金融的自由化、在本地建立優勢產業的生產基地和運籌中心、積極培養和吸收國際人才，這些也都有助於強化臺灣的國際交往能力。
以往我們都以加入聯合國作為國家正常化的途徑，如果〈聯合國憲章〉（United Nations Charter）不修正，握有否決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必然會阻擋我國入聯，但如果換一個角度想，臺灣在擁有經貿聯合國之稱的世貿體系內，則是具有完整權益和國際法人格的會員體，雖然有時不免會受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借勢借端的刻意矮化，但基本上在各國的支持下，還能維持一個完整的政治經濟實體地位，我們不能不視之為國際社會對於我國地位的特殊安排，所以我們應當強調我國作為特殊國際法人的特性，而基於博愛精神的人民集體國際參與權，要求中華人民共和國落實外交休兵，不要阻止我國參與國際社會，同時也應當要求國際社會與聯合國承認我國為主權實體，為我國在最終地位解決前的國際參與資格做出特別的安排。但無論如何，我們必須清楚認知臺灣是一個世界島，只有在七大洲五大洋才能自由徜徉，把臺灣緊緊鑲嵌入世界經濟體系，成為不可或缺的價值鏈環節，才是確保臺灣國家生存與發展的正道。
End
作者簡介
Author Intro
曾建元 / 中華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教授 (台灣)
學者、教授（1966年生於台北市、台灣苗栗客家籍，祖籍廣東省梅州市蕉嶺縣）。
現任：中華大學行政管理學係副教授、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副教授兼客家研究中心特約副研究員、華人民主書院董事、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教育學系兼任副教授。
東吳大學法律係比較法學組法學士、政治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法學碩士、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法學博士；2002年財團法人彭明敏文教基金會暨紀念陳同仁先生台灣研究博士論文獎得主。
曾任：台灣教授協會法政組召集人
現任：中華大學行政管理學係副教授、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副教授兼客家研究中心特約副研究員、華人民主書院董事、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教育學系兼任副教授。
東吳大學法律係比較法學組法學士、政治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法學碩士、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法學博士；2002年財團法人彭明敏文教基金會暨紀念陳同仁先生台灣研究博士論文獎得主。
曾任：台灣教授協會法政組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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