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關係轉進改變了臺灣產業經濟前景 - 林建山/財團法人環球經濟社社長 (台灣) - 主題論壇

兩岸關係轉進改變了臺灣產業經濟前景

林建山/財團法人環球經濟社社長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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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產業經濟發展，從傳統落後到科技先進的68年進程中，先前四十年的進步躍升，完全仰給於「向東望洋策略」的成功，無論是望向東洋的日本、望向西洋的北美或更遠的西歐，爭取到了臺灣可以永續成長的奶水；但是，因為最近二十年兩岸關係的解凍，乃至最近五年的休兵和解，甚至可見未來兩岸經濟的深化整合可能性，竟全面扭轉改變了既往發展策略方向：臺灣產業經濟發展驟而掉轉籠頭，猛然全面性地朝向西陸退守，轉為依存於開發中經濟奶水的汲取。這樣子全然反向的策略扭動，對於長程觀點下臺灣未來命脈所寄的產業經濟，究竟會是為之引向更燦麗的應許之地？還是會為之而踏向無法再持續有成長再持續有成就的不歸陷阱？識者無一不在高度驚覺的審察探討之中。

要素供給與內需市場的絕對吸引力

　　使臺灣產業經濟在持續向上升級發展的路程上，遽作180度大翻轉的最關鍵改變因素是，正當臺灣面對愈趨激烈的全球成本競爭挑戰之際，適逢兩岸關係豁然緩解寸開，物豐價廉的生產要素，包括中國人口紅利與土地紅利的最繁盛，立即成為「絕對吸引力」，尤其是在80年代後半及90年代前期，遭到對外市場挫折與對內經營被邊際化的臺中市產業類項及其眾紛族繁的中小企業，立時競擠潛躞，渹湧西進。臺灣的夕陽紛紛變身成為中國大陸經濟初發的燦亮朝陽，也是中國民間經濟部門長大活化的起燃火種；對於斯時的臺灣社會而言，西線無戰事所引申出來的活路出口，有效解決了產業新陳代謝的輪替與淘汰所可能發生的社會爭議與摩擦、成本問題，也同時解脫了產業成長發展過程的舊包袱與拖油瓶負擔，這種極其顯然的現實效益性，當然遠遠大於用固陋守舊意識型態所編派的「抗爭」「叛逃」「掏空」「投靠」之虛擬成本。
　　但是，另有一項極其重大的結構性政經效應，過去較少被注意與提醒：也就是因為兩岸關係的「善意」發展，解決了臺灣產業經濟持續轉型升級的摩擦、阻障問題，甚至越到晚近越更開放的中國內需市場消化能力，給了臺灣產業經濟可以「停步不前」的強烈支撐力量，既有的技術水準、產品組合與經營模式，可以搬到中國大陸去「照舊」運作，甚至達到可以「永續發展」的作用，當然更讓臺灣產業經濟及企業經濟，都逬生了前所未有的「經濟社會惰性」，這種惰性的擴散普及，不但及於產業層次，企業層次，甚至也普及於人力資本與基礎勞動力層次。其結果，就是在世界金融海嘯接連歐債危機的撞擊之下，臺灣經濟國力的遽然衰落，國家經爭力萎退不起，國內經濟活力的大困頓，以至於內外投資大消滅，出口大退縮，國民消費無以振興，頓然成為莫大的臺灣經濟新危機。

中國的全面進口替代與供應鏈在地化嚴重衝擊整個臺灣產業經濟

　　臺灣經濟向西退守的結果是，使得整個產業架構與價值鏈完全移出且被完全取代，舊有的臺灣產業經濟，幾乎已經完全「被空洞化」了。
　　過去二十多年時間，臺灣產業經濟態勢，由中小企業領先大量西移(relocated to the west land)，繼之大型企業的「臺灣接單．大陸出貨」方式，已經事實把產業價值鏈中，極其大宗而且核心的製造工程、加工段落部分，完全移植到了中國，這一整批「製造業」的落地生根或就地帶動啟發促進，也高效地加速了中國外向型類項產業價值鏈的完形與在地化，讓越來越多以外銷為導向的中國產業經濟具有更高度「自給自足」的發展獨立性，甚至隨後慢慢擺脫了對「臺灣製造業」的依存度與互補性，尤其是在最近五年間，當絕大多數的陸企或臺商企業，其「臺幹」逐步從少量變成多數被「陸幹」完全取代之後，中國外向型製造業之「超高比率」在地化生產，立即衝擊了，包括臺商在內的所有外資製造業，在中國的供應鏈，乃至整體產業運籌網(logistics)。外資製造業之普遍「被擠出」(crowding-out)或被拒斥(be ostracized)，正是造成2011年沿海包括台商在內的大量中小企業倒閉潮的原因之一，也是促使美商為主的大量外資製造業從中國撤出他遷（或返還美國本土的再工業化運動），甚至連超大型臺商富士康的郭台銘、昶虹集團的余勇才之轉向印尼、波蘭另行立地發展；而其他中型小型臺商則「鮭魚返鄉」，轉回臺灣再投資。
　　中國製造業的全面進口替代與供應鏈在地化發展，對於當地臺商，乃至對整個臺灣產業經濟的衝擊，在可預見的未來，祇會越來越發嚴厲，越來越發沉重。

產業價值鏈後段職能是再造臺灣產業經濟新出路的有力條件

對臺灣而言，為今之計的最佳新策略是，立即啟動政府的誘因獎助機制，不應該再作過多花俏繽紛瑣細的「新興產業」推動方案，而應該聚焦集中於促進幾項骨幹支柱型大產業（即其所得效應及就業效應顯著，且其年產值至少五千億元以上的國際競爭型產業），並以中心衛星體制模式營運的大投資，以作為國家經濟結構大轉型之引擎動能。面對這種挑戰情勢下的所謂骨幹支柱型大產業投資，應能有效達成兩個重要目標：一是讓製造業占國家GDP比重不再低於25％的世界級經濟強國下限水準，二是要特別強化工商專業服務及可全球貿易之服務業類項的「進口替代」，並使其產值比重不再低於GDP的40％。
從更長遠的發展前景看，臺灣產業經濟的全球化大優勢，應當是建立在產業科技的研發創新應用、全球市場行銷能力，以及品牌化的高品質高品級競爭力之上。
臺灣所必須強化本身產業的結構再造工程（industrial structure re-inventing），當然是維繫臺灣產業經濟之國際市場地位，以及鞏固臺灣在全球經濟大分工職能價值的極關鍵要務。
既往68年臺灣經濟的成長與躍進，可謂完完全全是得助於產業經濟發展上的高度開放與自由對外整合，尤其是與歐美先進產業企業的大量整合，至少在產業科技研發、應用，以至標準化量產能力上，獲益尤大；這種開放整合，並使之高度內部化之發展，更是造就既往臺灣產業奇蹟的關鍵基礎；而與歐美產業企業的整合，其中另有一大部分迄今仍未被移植到中國大陸的是，屬於產業價值鏈後段職能(rear-end branch)的「市場開發工程能力」，即所謂的市場探索調查能力、國際行銷能力、生產到市場消費的品質管理能力與檢測管控、標幟化系統能力，以至於2010年以後漸見浮出全球競爭場域的品牌化及標章化之能力。這些相對上具有較高附加價值率的實力與潛力，應該就是臺灣經濟在全球場域猶能保持未來產業優勢之關鍵所在。
對於臺灣民間企業領袖及政府領導人而言，這些固有的優勢能量，尤其產業經濟價值鏈之種種後段職能，更是臺灣經濟長期發展的保命丸，也是再造臺灣產業經濟新境界的有力條件，不能妄以輕忽，也千萬不能輕用政治意識型態而濫為阻滯與扼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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