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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01
月號論壇主題
從領導人更替看日韓經濟發展
領導人更替 亞洲經濟路向大轉變?
林建山/財團法人環球經濟社社長 (台灣)
亞洲三大經濟強權,中國、日本、南韓的國家領導人,在不到一個月時間內,全面更替輪政,對未來亞洲經濟發展的路向與策略,是否會因此出現重大的變革調適甚至於重大翻轉?當然成為各方關注的聚焦重點。
 
同時向右派經濟發展路線傾斜
中日韓三大經濟強權領導人換替後的最大共同點是:同時向右派經濟發展路線傾斜,將會形塑亞洲經濟比較既往十年更加用力邁前的新地景(new era landscape of Asian Economy)。未來一個十年世代的亞洲經濟,勢必會在全球社會中,扮演更積極進取的角色,也可以在全球經濟架構上爭取得到更大更高的影響地位。而日本與南韓政治經濟格局的全新階段變化,尤其對於臺灣未來產業經濟發展,在世界場域知地位與角色變化,影響衝擊更為重大,特別值得重視。
在中日韓三國一齊轉為右派當家的新態勢之下,如何搶救後海嘯年代的經濟衰頹情境,當然是三國領導人共同的首要任務。在可預見的期間內,東北亞三大經濟強權國家政府,應當都會同時採取不同程度和不同形態的更積極性「經濟擴張政策」,自60年代以來,日本與南韓,跟臺灣情況一樣,一直都是高度依存對外經濟的國家(export-led economy),其在安倍晉三與朴槿惠主政後,分別採取有力的激勵對外出口部門加速度發展的經濟擴張政策,應會是可預期的首要優先施政策略,至少會優先搶救各自國家經濟所正面對的商品出口不振與對外投資不足之迫切問題,至於日韓內需市場的活化與增進,也應該是一個重要的主政新取向;至於中國方面,鞏固並強化大陸內需市場的實力,則會是習李新政權的首要政略責任,習李體制會優先採行積極的內需市場活化政策,一方面減緩貧富落差的激化程度,一方面則以所得倍增手段,改善國民生活水準,後者之措施,也不啻是同時會更進一步擴張了中國大陸內需市場的實力與深厚程度。
加速度調整國家產業結構提高對外競爭力
無論是安倍晉三的日本或朴槿惠的南韓,在其保守主義意識形態的政策主張之下,產業經濟部門之對外競爭力的再加強與再提升,應該會是一個新政府核心國政議題(national agenda)所必然要特別強調的重點。自80年代初期即已風靡全球的日本式國家產業政策(national industrial policy, NIP),預計會在未來一個十年世代,同時在東北亞三大經濟強權中,再次復位站上三個國家的政府經濟政策核心地位。在這一發展面向上,至少有兩個重大發展取向,是值得全世界經濟新發展之重視與預期的,第一個重大發展取向是,中日韓三國會同聲一氣地加速度調整其國家產業結構。
其未來新興的策略性產業重點項目及使用產業科技的升級進步方式與重點,在可預見的期間,中日韓三國應該都會配合國際經濟情勢與全球市場發展階段,作出重大的調整與改變,而其變革的核心KPI (關鍵績效指標),也應該都會以其對外國家競爭力(national competitiveness)或全球競爭力(global competitiveness),作為最主要重點。這一方面的產業政策變革,以及其國家經濟結構之精進策略的遂行,則2012年5月13-14日中日韓三國北京高峰會所達成的「產業合作平台」協議,以及其所衍生的中日韓三國產業平台合作園區之建置計畫,對於合作產業市場的彼此開放,用以作為三國共同的產業發展練兵場,以至三國產業科技的交流學習應用與砥礪成長,不啻都是最佳的可以同步改善三國產業對外競爭力的重要基礎助力。
而這一個面向的最大可能發展,當然也就會是臺灣產業經濟與整體對外出口產業持續向前發展的一種極重大之威脅來源,亟須臺灣政府與民間決策當局之能及早洞燭機先,預為防制,乃得有效應對化解;然則,以現行臺灣所具備的條件狀況看,則似乎也祇能從兩岸ECFA協定機制作為支點,趣尋索可能的紓解之道。
堅持典型的國家公司主義經濟
第二個重大發展取向是,企業經濟政策(national business enterprise policy)的發展。儘管說,不論中國習近平、李克強,日本安倍晉三及南韓朴槿惠,都是接班輪政之先,幾多公開聲言,在新體制的國政議題上,會優先要改變目前「大廠商大企業經濟治國」的現況情境,並亦極力聲稱要採行「以加強扶植中小企業,使之成為國家經濟骨幹」的新經濟政策。不過,從各國國內現實條件及其所面對國際間競爭挑戰更趨險惡的客觀理性條件看,中日韓三國新領導人的「中小企業當家論」,幾無在可預見未來有所成真落實的機會與可能:日本在60年代的國際化崛起,主要依恃的是家族企業主體的六大總合商社(Sogo-Shosya),直到今天,日本系列企業(keiretsu)營收占GDP的份額,雖無當年商社高占65%份量,但亦仍然高達三成以上;而崛升於80年代的南韓經濟,亦是完全依憑財閥經濟之力,財閥迄仍高占南韓經濟的55%以上;過去二十年的中國崛起,其所真正倚為國家經濟總提升的主力,也無非就是超級集中壟斷的國營企業(國企),中國經濟崛升期間,雖亦曾經有過短期少量的個體戶經濟之蓬勃,但是,就在2008年世界金融海嘯前後的「國進民退」現勢衝擊下,又打回了國企壟斷的原型。
從60年代直到廿一世紀的今天,中日韓三國經濟之能夠國際化,甚至於爭得全球競爭力的高升,端賴其大型廠商大型企業的範圍經濟力(scope economy)以及規模經濟力(scale economy)之鼎柱,也祇有拜大廠商大企業的企圖心與積極能力之賜,乃得以維繫其各別國家經濟的持恆進步與晉級,中日韓三國的經濟本質,都應該被定義為是典型的國家經濟主義(nationalist economy)或所謂的國家公司主義(nationalist incorporation economy) ,這亦即是源起於80年代,所謂日本公司(Japan Inc.)、南韓公司(Korea Inc.)及中國公司(China Inc.)之論述。
不會轉進發展鬆散的中小企業經濟體制
相對於臺灣經濟而言,固然過往65年完全是依賴草根型的繁眾中小企業的勤奮、努力與不斷的彈性調適變革創新,而得以創造了臺灣經濟奇蹟,也創造了臺灣的國際經濟地位,但是當全世界經貿遊戲規則,在1995年後,已然掉轉乾坤似地轉進了無國界經營(borderless operations)的自由開放社會運作型態,臺灣的中小企業經濟能耐,立即為之失能且失力,在廿一世紀的今天,也祇能勉力維繫著「創新」一項國家利基(national niche),而已經完全無法再像既往一樣可以得到世界級的範圍經濟優勢與規模經濟優勢了,這種全球化經濟發展的「臺灣型困境」,豈會不給中日韓三國新領導人,帶來莫大的啟發與警惕?豈敢輕易棄大型廠商大型企業為主導的國家經濟主義典型,而改幟以「有玻璃天花板嚴格發展上限」的中小企業鬆散經濟體制呢?
所以,可以斷言預期的是,中日韓三國在可預見的未來,一定不會放棄當今遂行順當的國家經濟主義之基本政策路向;當然,其會因此衍生的社會貧富差距問題,恐怕也就一時不可能獲致太大的絕然改變了。而其政經社會結構的時格勢禁,也並無要立即絕然改變的太大必要性在。
 
中日韓貨幣強勢新時代
另一方面,在象徵經濟(symbol economy)發展方面,基於新領導人的新政策取向下,中日韓三國的財金合作將有更為積極且有雄心企圖的進展,尤其是在國債交互流通及顯著結構數量相互持有方面,三國公共財政態勢的安定性,可以因為此項合作機制,而更形穩定,至少不可能有類似歐債危機情事之發生,對於亞洲區域經濟的安定作用,將會極其務實而且有效。
同時,也可以預期,中日韓三國貨幣相對於歐美不夠堅強的貨幣,在可預見的至少一個世代時間之內,應該都會繼續維持一種基本的強勢態勢,也就是說,人民幣、韓圜的持續升值,日圓的保持相當強勢地位,是必然可以預期的。至於亞洲貨幣戰爭是否會在三五年內發生的可能性之事,恐怕祇會是一種繪聲繪影,遠甚於實際情境的推測,不必要過度當真。
東北亞經濟將更坐大發
展望中日韓三大經濟強權領導人換替後的東北亞經濟,應該會持續看強看大,而整體亞洲經濟在全球經濟發展格局中,份額比重也必然會持續更為提高更為坐大。臺灣處在這樣子的全新政經情境中,究應如何乃得脫穎而出,再肇新局,確是當家主政者與社會民間智慧的莫大挑戰。
End
作者簡介
Author Intro
林建山/財團法人環球經濟社社長 (台灣)
學者、教授(生於1949年,台灣花蓮人)
現任:財團法人環球經濟社社長兼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長、知名制度經濟學者,專注於公共政策、應用經濟與國際事務。美國聯邦政府韓福瑞獎金中華民國首位得主、美國聯邦智庫經濟評議會亞太經濟預測工作委員、中國傅爾布萊特學友會級美國馬利蘭大學在台校友會理事、蘇聯遠東基金會台灣地區秘書長、並任教於國立政治大學、輔仁大學等多所大學。
美國馬里蘭大學公共政策學碩士、美國拉撤勒大學經濟管理學博士、英國牛津大學國際政策學人。
曾任:經濟部外銷服務團團長、環保署環境評估常任審查委員、勞委會職訓諮詢委員會,以及國科會、交通部、僑委會、外交部、國防部、全國工業總會等政府公、民營單位之公共事務之公共事務重要顧問及諮詢角色。
著作:《經濟知識學》、《商情預測》、《產業政策與產業管理》、《現代服務謝行銷學》、《台灣企業原理》、《永續政策經濟學》、《讓市場真正市場化》等二十一種,並經常著文評論時政議題,文章散見各報章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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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更新時間:2015年1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