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新領導團隊首要「有感」施政 - 林建山/財團法人環球經濟社社長 (台灣) - 主題論壇

兩岸新領導團隊首要「有感」施政

林建山/財團法人環球經濟社社長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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癸巳銀蛇年春暖，兩岸執政團隊都進行了重大的換崗交班，因為在時間上，正值是世界政經大環境持續低迷盤桓頹盪不振，地緣政治衝突危險則亦迭宕多發，尤其從東北亞到東南亞的主權爭議對抗問題，更是繫乎風火一線之際，兩岸新領導團隊之既經更迭，究應必須如何施政，未來才能讓本國百姓有感，讓國際社會有察，當然成為當下極其夯熱，也最引關注的大哉議題。

對兩岸未來發展的兩極期許

從國際社會的宏觀角度探測，各方面對於兩岸未來發展的期許與看待，是相當兩極的。中國大陸，是從封閉固舊到繁盛強壯，換班賡續的新領導人團隊，究竟能否繼續持盈保泰，或者能夠更進一步成就為天下第一大國，亦或者因為政治社會劇變影響又再倒退返回毛澤東後期的前開發經濟國家之窘態？國際仍有諸多的設想；主要是，對於中國大陸之從三十年前的貧窮落後、民生艱困，到了今天，已經中國崛起，甚且多方看好即將擠下近鄰的亞洲極大國日本，而實質成為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因此國際間對於習近平、李克強之繼替胡溫體制主導國政，首發的高升期待(rising expectation)，當然是習李二人組將會如何作為，而得以維繫中國經濟社會既往一個世代，在全世界市場的聲勢，及其在全球政治社會的功能地位，中國大陸會否在未來十年習李二人掌政手中，更向上推升層樓，甚至能夠超日挫歐趕美，雄霸全球？抑或者是就在習李二人掌政手中，眼睜睜看中國經濟社會的暴起暴落、盛極而衰？抑或者是就祇能在2013年現況的玻璃天花板上，小作疲乏盤旋而後「軟著陸」甚至於「硬著陸」地向下滑落？當然，截至目前所見，預期持續看好中國大陸近期未來良好態勢的，還是占有絕大多數，足可映現出各方對習李二人的積極正面態度。

從谷底再次翻身的臺灣機會

至於臺灣，則是從侷促一隅的鄙薄微弱小島經濟，竟能迸肇特出經濟奇蹟而雄傲全球，祇是旋即就又忽忽猛然退卻陷溺於自閉自封，成為失去國際效能效率與全球競爭力的「平庸經濟體」(mediocre)。開春後換班賡續的江宜樺內閣新領導人團隊，究竟能否重拾山河一體，統整民心人氣，讓臺灣重返80年代高妙國際競爭力經濟、強固同心同德社會的情境，讓臺灣再度體現成為一個有高度世界級地位的，小而美的全球化自由開放國家？各方面對臺灣新領導人團隊的期許，終究與對中國大陸新領導人團隊的期許，是極其不同的。因為臺灣的主客觀資產條件，根本就與中國大陸相去太遠；不過，臺灣竟能以其極為貧薄的基礎體質，就早在三十年前，得以憑藉世界之一隅，創出臺灣奇蹟，並能夠勇占亞洲四小龍之首位，使國家聲勢達於極頂，所倚所恃的，不過祇是人心民氣所聚體一致型塑出來的那一種莫之能禦的「氣勢」而已；可惜就在臺灣奇蹟創造不過二十年之後，旋即因為領導團隊主政者之偏執驅動「本土化至上」及「鎖國保護」意識形態的治國方針，乃至鼓風脹勢使之成為義和團式鋪天蓋地的盲目民粹，肇致整個國情國勢為之迴轉急下，不但就在不到十年時間，直讓臺灣迭迭退落為四小龍之尾末，既已遠遜於南韓，甚且慘遭近鄰東協諸國的急起驅趕競逐之中；過去這二十多年以來，臺灣經濟社會的淪落頹退，是否到了今天新領導人團隊接班主政的當下時刻，就已經確然觸抵到了衰敗週期的最谷底？是否已經到了可以從谷底再次翻身的時刻？都還有得觀察與審視，而在另一方面，江宜樺主導的新領導人團隊，究竟在馬英九執政二任的末三年之急迫短促時間內，又將採取如何的戰略戰術，以謀截近突起，用力即時翻身，再肇區域政經職能，重振國際地位聲勢呢？這當然是，江宜樺接替陳沖主政之後，最為國內外各界所殷望期待的首要政務議題。

須有積極高效前瞻的外向型國家願景

不論是對中國大陸或者對臺灣的這種種切切之高升期許，無非就是兩岸人民對於新領導團隊之究竟能不能夠帶得來，能不能夠作得出高效「國家願景」(national vision)的焦聚所在。
依先進國家社會的歷史經驗，凡國家政府有積極前瞻願景(foresight vision)，執政團隊有高效率執行力(perspective execution)，亦且著有高效能落實度(effective realizability)，百姓選民當然就會有所感、有所念，國家的認同度就會提高，對於領導人的信任、信心與信賴度，也就必定會為之而提高；否則，就算國家政府主政團隊再有震天價響的理念論述，以至口號訴求，終究都還是無法抵受時間與事實的淘洗與驗證的。
既往先進社會的歷史體驗所映現出來的經驗事實是：越是讓人民百姓有感的政府，其所規劃擬議與落實體現的國家願景，通常是以「對外功能地位發展」的願景(outward looking perspectives)，高占70％以上為最主要，而「對內功能效用實現」(inward looking perspectives)的願景，則較居次優先地位，僅占30％以下。
這種結構性之定制對比趨勢之形成，乃是因為在驗證中，外向型國家願景，或開放型國家願景的落實體現，最能夠帶給整體社會國民的普遍「有身份的榮耀感」「有國際功能地位的信心度」以及「可寄望於未來的前景感」，社會國民的「有感」與「有滿意度」，就是來自於這種對國家願景本身及其可實現之積極性，所產生的信任與認同而來，甚至於因此而有更高度的國家信心與國家認同。

資本主義經濟共產主義化的窘困與危險

而以國境之內的功能效用實現為主的內向型國家願景，其落實體現，所頂多能夠帶給整體社會國民的，通常都是以較能產生國民生活切身有關的「所得效應」(income effects)與「就業效應」(employment effects)，以至真實國民總福祉的提升為主要；但是，當所得效應與就業效應既已得到滿足之後，則隨之而至與國民生活切身相關的「生活水準效應」(standard of living, SOL effects)與「生活素質效應」(quality of life, QOL effects)的需求驅動力，就必然應勢高升，然則，最為弔詭的趨勢現象是，生活水準效應與生活素質效應在本質上乃屬於是社會「分餅機制」的產物，必須是在一個國家社會有了相當高度的所得效應與就業效應之後，才有可能取得，也才能夠獲得增進，但是多數國家社會國民的一般民粹傾向竟然是，在取得更好的生活水準效應與生活素質效應之後，就會反過頭來，無限上綱地要反對、抵制、破毀其原來創出國家社會所得效應與就業效應之「造餅機制」，其實，目前臺灣經濟社會發展的基本態勢，就正深陷在這種「市場經濟共產主義化」的窘困渦漩之中，而中國大陸則亦有在「共產主義市場經濟化」之後，在胡溫體制末期因受民粹勢力壓迫，隱隱然有再度轉回「市場經濟共產主義化」的固舊老路之莫大可能。
這種內向型國家願景或封閉型國家願景的強調與貫徹，或其落實體現的結果，通常都會衍生出相當嚴肅的，足以抵銷整體國家的對外國力與對內國民福祉水準的負向作用力。因為沒有所得效應與就業效應作為基礎的生活水準效應及生活素質效應，頂多祇能帶給社會國民老百姓的，一些華而不實、小家碧玉式的普遍化個人個體的國民小福祉而已，對國家整體國民福祉水準，反而沒有太大的提升，也不會有太大的進步；反倒是，生活水準效應及生活素質效應的過度講求，甚至無限上綱的結果，卻必然會帶給社會國民，乃至整個國家施政的民意決策，納入更多鎖國主義，以及保護主義的思維與價值觀，終致完全破毀掉全球化知識經濟時代應有的自由開放社會機制，而讓整個國家社會，與國際體制脫軌，與世界市場疏離。過去的美國保護主義與關門政策，以及當下臺灣的保護主義與鎖國政策，無非都是如此。
從這兒大家也就會具體見識到，為何在歷史上絕大多數先進社會民主國家領袖，凡有面對社會支持度或施政滿意度低下的時刻，總是會疾急運用外交或政治或軍事的對外行動來予以轉移，來予以改變情境態勢的最重要原因，以美國為例，過去百年歷史中，哪一位身為國家領袖的，哪一個作為國家執政團隊的，不是如此作為的？
這樣的實證體驗，當然應該務實作為兩岸新領導團隊的重要執政參考。

高舉外向型國政績效才能贏取認同、信任與信心

回頭檢視兩岸領導團隊的執政軌跡，應該更足以清楚映現今天習李體制與馬江體制，為了作出「有感」施政，所應有的作為取向，究竟該如何為宜。
在中國大陸，從鄧小平到胡溫治國，都是秉持「讓中國富起來了」「讓中國強起來了」的外向型國家願景而治國施政，以致得以爭取得到絕高的國家認同、民族認同及領袖信心。不過，在胡溫體制的十二五計畫的規劃設計，及其後續的方案計畫的制定中，則已出現了微妙的轉變現象，也就是又有了由右向左逆轉的返退跡象，不啻正是習李新領導團隊的關鍵性挑戰。而在臺灣，卻是早在李登輝、陳水扁，乃至踵繼其後的馬英九手上，扭轉改變了蔣經國之前的外向型國家願景策略，而全盤轉換為內向型國家願景的執政策略，這一改變，可以由最近二十年臺灣的內向型國家願景高占85％以上，外向型國家願景則根本連15％都不到的景況，具體反映，從政府預算分配，以至國家發展方案計畫的制定安排，也可以充分看得到，以致使得臺灣在二十年間，遽然由盛趨衰，由強轉弱；對於江宜樺內閣新領導人團隊而言，更是執政成敗的最富關鍵性挑戰。
也就是說，癸巳銀蛇年春天到臨，兩岸新領導團隊正式主事主政之後，無論是習李或是是馬江，其是否能夠充分有效體察到這種雙向對開的深一層趨勢之微妙變化，彼此在迥然不同的競爭地位立場上，分別作出積極前瞻的攻勢作為來，是深具決定性的；不過，其有一點必須共同一致秉持的是，都應該是以外向型國家願景策略優先取代內向型國家願景的執政策略，才有可能讓兩岸社會人民都真正會「有感」「有察」，增進彼此當家作主之下的國政支持度與施政績效滿意度。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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