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新領導團隊施政如何讓人民有感 - 曾建元 / 中華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教授 (台灣) - 主題論壇

兩岸新領導團隊施政如何讓人民有感

曾建元 / 中華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教授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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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三年二月，農曆新年期間，臺灣中華民國政府改組，原行政院副院長江宜樺接替陳沖就任行政院長，並提請總統任命新閣員；海峽對岸，去年十一月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則選出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政治局和總書記，副國家主席習近平依事先規劃順利當選總書記和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並且預計將在今年三月由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依共產黨之規劃，當選國家主席與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並進一步經全國人大同意任命現任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出任總理，完成第五代領導人的完全接班。
兩岸在二零一三年春天同時出現新的領導團隊，他們在各自的統治領域中如何開展新局，回應各自人民的期待，而兩個新政府的內政作為，將會對兩岸關係產生何等的影響，則是我們所感到興趣的問題。

江內閣：苦民所苦，為政以誠

新政府的施政作為要讓人民有感，首先則必須瞭解人民當下最期待政府解決的問題是什麼，縱使問題冰凍三尺、千頭萬緒，政府也必須提出足以振奮民心的願景，使民間的積極性被調動出來，使社會自行形成變動的機制，而提供現況改善的契機。可能導致陳沖內閣下台的原因，應當是臺灣經濟低迷，而導致民眾對於生活的危機感，並引發對於階級不平等問題的反感，油價電價雙漲、勞工保險破產危機引發的軍公教人員特權爭議，都與此有關。陳沖任內兩岸簽訂〈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曾經使臺灣人幻想會為臺灣經濟的提升帶來立即的效益，然這一事實則未嘗發生，反而把臺灣主體性給拖了下水，換來的是人民因為將個人生計前景與臺灣前途掛鉤而生的憂慮。關於臺灣經濟的發展，江宜樺內閣要在短時間內如何提供高明的戰術，恐怕很難一時擺脫臺灣鑲嵌在國際經濟體系當中的現實，由不得自己，但眼見大量傳統產業臺灣企業從中國大陸撤退，東南亞等國經濟崛起追趕，美國與日本重新重視本國製造業，致力於新興產業開發突破與互惠貿易，江內閣有何錦囊妙計？
筆者認為，江內閣應當先選定幾項重大公共政策展現其治國的視野和施政的魄力。竹北生物醫學園區、桃園航空城和高雄自由經濟示範區的開發遲滯不前，深深影響投資信心，自然無法帶動臺灣本地經濟復甦。竹北園區與新興戰略產業發展有關，桃園與高雄則為傳統產業創新的新型加工出口區、自由貿易區。竹北園區必須有大型研究教學醫院進駐，但國立臺灣大學連竹北校區開發案都停擺了十五年，地方怨聲載道，顯示臺大受限於校務基金與預算規模，無法單獨承擔主導角色，所以政府必須加大對竹北園區的公共投資力道以及加快相關行政資源的整合。江內閣應當幫助臺大排除萬難，如果中央政府預算編列不足，就為之引薦民間資金，務必讓臺大生醫醫院今年就動工，而以此作為竹北園區再出發的誓師；桃園航空城成敗關鍵在海外客運與貨運的中繼轉飛業務與相關服務，故而桃園機場的中轉運輸量能應再提升，江內閣乃應當致力於與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內的各國展開桃園國際航線的延遠權談判，至少先確保日本東京下個月的天空開放不要生變。而航空城的招商，不必捨近求遠，長榮集團希望其航太維修業務能進駐航空城，江內閣和桃園縣政府請全力為之解決土地徵收問題，長榮是臺灣的國際品牌社會企業，有什麼比長榮進駐開發更具有政策行銷和產業群聚效益的？至於高雄自由經濟示範區，目前尚有諸多法令未備，江內閣宜讓評估可行而無爭議的部份先行上路，像租稅優惠、投資移民、外國勞工引進等，先納入發展特別條例草案，於本會期送交立法院優先審議，其他部份如金融服務日後再行跟進。
油電雙漲的問題，看在人民眼裡，是臺灣中油公司和臺灣電力公司將經營效率和生產效率的問題轉嫁給人民吸收。臺灣油電價格由國家大量補貼，低於周邊國家固然是一定的事實，但這並不足以作為理由說服人民接受，而臺電第四座核能發電廠竟於此時又送出追加預算案，在民怨沸騰中，終於迫使臺灣電力結構、價格與能源等問題面臨攤牌解決。我們認為江內閣應提出中油與臺電體檢計畫，同時鼓勵民間投資油電生產，增加人民的消費選擇與刺激價格競爭，核四成本評估未列入政治、社會與環境成本，臺電連歷年的核廢料都無能處理，怎可期待其能解決核四運轉後的新問題？江宜樺拋出核四公投，是最好的政治解決方案，無論結果如何，讓人民為自己的決定負責，可以卸除馬英九總統的政策包袱。因〈公民投票法〉禁止政府發動公投，加以其可決門檻全國過半數公民投票之規定導致棄權票被列入反對票，是懲罰公投發動者的制度設計，乃不利於公投推案者與反對者者間的公平審議和議決，古云：「為政以誠」，江內閣如果有誠意於公投解決，就應該修正〈公民投票法〉，納入政府發動權和下降可決門檻，或進一步藉此全面檢討〈公民投票法〉與完善臺灣公投立法。
　　再來就是國民年金改革方案。去年勞工保險基金瀕臨破產的消息震驚全國，軍公教退休給付之所得替代率卻取代因此陷入財政危機的希臘而高居世界第一，這兩個事實充分暴露臺灣過去在國民黨威權統治下所遺留的嚴重階級與族群不平等問題，江宜樺原就兼任行政院年金改革小組召集人，對於年金改革，更責無旁貸。軍公教的超額利益沒有信賴利益保護的問題，何況當前國家財政窘困和社會福利預算科目間的排擠效應，至少基於情事變更或公平原則，也應全面檢討國民年金制度。勞工階級並沒有提出均平主義的主張，他們只希望合理保障，而軍公教再怎麼調整，也都比其他受新階級好。江內閣一定要將年金改革法案儘快提出，與民進黨和全國總工會密切溝通協調，也要小心因應軍公教待遇調整而可能爆發的退休潮，避免造成短期國家財政壓力和國家失能現象。

習李體制：依憲法治國，法大於黨

習近平就任總書記未久，即多次公開宣示依憲治國、依憲執政的執政路線，在去年十二月首都各界紀念〈八二憲法〉公佈施行三十周年的大會上發言強調「憲法的生命在於實施，憲法的權威也在於實施」，「憲法的根基在於人民發自內心的擁護，憲法的偉力在於人民出自真誠的信仰」，令人耳目一新。但言猶在耳，習近平尚非國家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便簽署授階令晉陞第二炮兵司令員魏鳳和為上將，個人已對違憲越權做了錯誤示範，接著於二零一三年開春期間，又接連發生《南方周末》新年獻詞〈中國夢，憲政夢〉遭共產黨廣東省委員會宣傳部長庹震篡改抽版、以及《炎黃春秋》網站因刊登新年獻詞〈憲法是政改的共識〉遭關閉的言論迫害事件，而前共產黨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谷開來夫婦的貪瀆與謀殺案是否能夠公平公開受審，也在考驗著習近平貫徹反腐與法治的決心。

一九八九年之後，江澤民大幅擴編公安部國內安全保衛警察，胡錦濤則除了賦與國保監聽大權、又擴大網絡安全保衛警察規模以及作為黨國線民和打手的維穩志願者隊伍，兩人前後二十年主政，以維持穩定為名，將中華人民共和國搞成活生生恐怖統治的警察國家。前重慶市公安局長王立軍就曾經運用國保系統對胡錦濤等人實施電子監聽，前公安部長周永康亦利用國保對政敵進行監聽，對艾未未和余杰等異議者予以軟禁，便可見得國保系統的囂張和目無法紀。不論是媒體輿論控制或是異議者所遭受的人身安全侵害，這些由共產黨各級宣傳部和政法委員會所直接指揮領導的維穩行動，都是違反現代憲法精神，也都大部份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現行法律的。現代憲法中如存在於〈中華民國憲法〉第二十三條的法律保留原則，係指國家對於人民基本權利的限制必須具有法律的授權，而限制程度則必須符合比例原則，限制事由必須依法定之，限制手段必須接受司法的監督和審查。在〈中華民國憲法〉之後於中國制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沒有一般法律保留的規定，〈立法法〉雖規定有特別法律保留，其範圍與基本人權有關只包括：犯罪和刑罰、對公民政治權利的剝奪、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和處罰等等，〈國家安全法〉和〈人民警察法〉規定電子監聽僅需經「嚴格的批准手續」，沒規定批准單位及其程序，網路監控所依的〈電信條例〉和出版媒體言論審查所依的〈出版管理條例〉和行政備案制度，乃至於公安對人民濫行監禁而實施的勞動教養措施，則根本皆非法律授權，而單憑國務院或行政機關內部的行政命令。〈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由中國共產黨領導，說明共產黨不是一般政黨，而是國家機器的引擎，是國家體制的一部份，共產黨不論是對內部或對國家的民主集中制領導，譬如中宣部和政法委對於黨營事業和從政黨員的領導、指導或者處罰，都不能逾越憲法和法治的規範，直言之，共產黨不是國家的治外法權，不能任意對內部動用如祕密會黨般的家法私刑。

怎麼實現依憲法治國執政和法大於黨，當然至少就要共產黨名副其實地忠實遵行憲法和有關法律的規定，特別是宣傳部和政法委在行使其權力時，應依循法治精神和國家行政流程。舉例而言，共產黨要干涉黨管《南方周末》言論，則應先認識到《南方周末》所屬的南方報業傳媒集團公司是獨立的法人，不是宣傳部的內部下屬單位，而關於炎黃春秋雜誌社網站關閉的決定，則應當有公安部的立案，以便被處分人有提起行政復議的依據和尋求國家賠償的機會。宣傳部唯一可以不經國家行政權力而行使的言論檢查，只能針對共產黨各級黨委自行出版的機關喉舌刊物。至於政法委，如果習李未來希望實現司法審檢獨立並扮演人民基本權利守護者的角色的話，則不應當再將各級人民法院院長和人民檢察院檢察長納入同級政法委，而政法委的職權，應當放在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的政策規劃協調，原有督促、推動大要案的查處工作，研究和協調有爭議的重大、疑難案件一項，乃極易侵害司法獨立，影響檢察官與法官的獨立辦案，應當予以廢除。如此一來，司法便能發揮監督黨國的功能，得到人民的信賴，所謂「法大於黨」才有實現的可能性。

三月召開的第十二屆人大和政協，是宣告習近平新政的絕佳舞臺，習近平領導的黨中央只要放手讓兩會發揮其憲法上的功能，使各黨派的人代與政協委員能在其中自由為新政府提供建言，便能形成新的國家意志，也許能還提供更有見地的治國方略，並為新政府奠定領導國家轉型的正當性基礎。

執政表現對兩岸人民各自制度認同影響不同

兩岸國家發展程度不一，政府所面臨的挑戰亦有所不同，但民意對於新的國家領導團隊皆必然有所期待，臺灣人民儘管對於統獨認同有所歧異，但對於立憲民主的制度與價值認同則高度一致，因為人民不必等待聖君明相，他們可以在下一次的選舉中選擇新的執政黨。因此江內閣必須兢兢業業，才能為國民黨保住繼續執政的機會；中國大陸人民別無選擇，〈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保障了共產黨一黨專政領導的地位，人民只能期待於共產黨領導人「五百年聖人出」，就此而言，習李體制豈非任重而道遠？因為如果黨國體制不能回應人民的要求，則共產黨的命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命運捆綁一起的結果，那將恐怕導致中國大陸人民對社會主義民主和黨國體制的全面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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