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眼裡的港臺中及其碰撞 - 加藤嘉一/時事評論者 (日本) - 主題論壇

在我眼裡的港臺中及其碰撞

加藤嘉一/時事評論者 (日本)

回上一頁

（一）
2003年來到北京大學留學之前，我對“台港中“這三者之間的一體感也好，區別性也罷，都毫無概念，沒想過。不過記得，對於中國大陸和臺灣的事務，日本媒體往往是分開報導的。不管是紙面報導、電視節目還是書籍，“中國”和“臺灣”是兩個不同的分野。
我在日本度過的18年，沒有中國的朋友，也沒有臺灣的朋友。
對於“中國的崛起”這一話題比較感興趣，並深受重視“中國要素”（包括歷史、人物、思想）之祖國教育體系的我大概知道，1972年，日本國是先與中華民國斷交，後來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的。日本人往往把前者叫做“臺灣”，把後者叫做“中國”。
在日本讀中學期間有個疑點。
日本人去臺灣是免簽的，去中國是要簽證的。難道我們不是與臺灣斷交後與中國建交的嗎？況且，人們說，臺灣是最親日的，中國是最反日的。之前也沒有去過臺灣，因為周圍的人都勸我說“臺灣很近，很方便去，任何時候都可以去，所以，不用急著去。”
至於香港，對於時事問題不夠敏感的我始終認為，那裡是英國的一部分，這與19世紀的鴉片戰爭有關，香港人就是英國人，香港人享受英國的統治，它的發達、繁榮、幸福與“英國要素”密不可分。我則忽略了“97年回歸中國”的重大細節。
反正，帶著一些疑問與眾多無知，18歲的我來到中國的首都——北京。

（二）
我在北大住的宿舍叫勺園，北京不少司機都知道它，說明它有著一定的地域知名度。那是一座留學生樓，即外國人所居住的地方。我在國際關係學院讀書，大部分同學是中國大陸本地的學生，除了外國學生之外，還有屬於“中間地帶”的香港學生。她們與大陸學生共用衣食住行，兩者之間似乎沒什麼心理上的隔閡，在我看來，始終貫徹著共勉的狀態。
引起我注意的是，有些自稱香港人，但持有外國護照的學生住勺園，還有來自臺灣的學生也住勺園。前者不用想太多，畢竟在法理上的身份是憑藉護照屬性，這與主觀上的自我認同感是兩回事。至於後者，還是思考的。有一次，在勺園門口跟臺灣女生聊天時，她言及到，“畢竟學國際關係，我很想去聯合國工作。但臺灣早已退出聯合國，只能當做夢想吧。”我接著問她，“那如果你要從事國際關係類的工作，還有什麼選擇呢？”她說，“比如外交部。”我問“外交部？”，她說“恩，中華民國外交部”。
我明白了。

（三）
我在北大上學期間開始為中國媒體寫稿子，在電視上做時事評論，也出版圖書。在此過程中，我深深體會到來自“政治”和“體制”的壓力，即有什麼能講，有什麼不能講。每當涉及“中國”與“臺灣”的時候，必須把前者說成“中國大陸”，最好把後者說成“臺灣地區”。我研究生畢業之後也開始為香港媒體和出版社寫稿子。發現，對於尺度的把握截然不同，就是說，我既不能拿港臺的自由度在中國大陸寫稿子，也不能拿中國大陸的壓迫感在港臺發表言論，否則我必然在三地陷入“要麼被人趕走，要麼沒有市場“的兩難。當然，中國大陸的言論環境也逐漸趨於多樣化，我供稿過的《環球時報》與《南方週末》是持有不同價值觀的報紙。不同的港臺媒體對於“如何與大陸的體制保持距離感”也有著不同的態度和策略。
我也經歷過在大陸與港臺之間產生趨同化的媒體現象。例如，我做過時事評論的中國中央電視臺和香港鳳凰衛視，兩者的風格和角度有所不同，但其尺度和市場日益趨同。在央視談和在鳳凰談，在處理“敏感問題“的時候，即在說什麼和不說什麼之間，我的“狀態”基本一致。我在北大上學期間，經常在食堂播放的是鳳凰衛視，大陸學生也願意觀看，對於學新聞的大陸同學來說，加入鳳凰衛視簡直是非常光榮的事情。香港人則不怎麼看鳳凰衛視的，我也沒有接觸過“喜歡看鳳凰衛視”或“很想加入鳳凰衛視”的香港朋友。（我本人是央視和鳳凰的忠實觀眾。兩者始終為我瞭解中國提供著可貴的資訊管道和新聞內容。）
總之，從我這個日本人看來，圍繞港臺中年輕人互相交流的大環境既錯綜複雜，也日益變遷。對我來說，不理解這些環境因素和時代背景，就無法走進三者是如何相互理解和信任的。

（四）

在北大，有一次，我有機會主持來自北大和台大學生之間的兩岸對話。作為東道主，北大學生熱烈歡迎台大學生。台大學生彬彬有禮，其中一個代表站起來對北大學生表示深深的謝意，並開始致詞，說道：“這是我第一次來到中國…”突然間，北大一個學生中斷了他的致詞，批評說“你剛才的措辭有誤，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那樣表達是有問題的。”氣氛有一度緊張起來，作為“調停人”，我也盡力說服雙方冷靜下來，尊重彼此生長和教育環境的不同。不過，當時的我內心興高采烈，能夠產生這種碰撞本身意味著兩岸青年之間的交流是有價值的，還可以利用大量的空間去彌補彼此的誤解，增進理解。
2011年春夏，我第一次訪問臺灣，也第一次在臺灣出版書籍。那本書的名字叫《愛國賊》（大塊文化出版社），由於其措辭和內容的敏感性，拙書恐怕暫時無法在中國大陸加以出版。不過，令人欣慰的是，許許多多的大陸人去香港的書店購買《愛國賊》這本討論中國大陸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書。我目睹，只要在臺灣出版的書就基本流入到香港，同一時間，一定輸出到大陸。這也是新時代跨越邊境的知識交流。它是積極的信號。我也第一次與在臺灣生活、讀書、工作的的臺灣年輕人面對面地交流。我本以為他們很“反共”，在措辭上肯定把“中國”與“臺灣”分開來對待。雖然她們堅定地認同自己是“臺灣人”而不是“中國人”，但他們也用“中國大陸”四個字或“大陸”兩個字來表達對岸的事宜，使我有些驚訝。他們談及中國大陸的姿態沒我預想得那麼極端、尖銳，反而紛紛說“兩岸民間交流日益繁榮是好事，中國遊客到臺灣訪問，參觀也是好事，一方面可以促進臺灣經濟，另一方面兩岸人民也可以逐步知道對方的情況。”
2012年春夏，我訪問香港參加叫做“海峽尋新香港論壇”的活動，與來自香港、臺灣、大陸的有識之士共同探討兩岸三地如何增進理解與信任。我在發表中主張一直貫徹的觀點，“一國兩制意味著戰略過渡，這段時間兩岸三地做什麼，不做什麼是重要而需要抉擇的。這段時間的表現必將決定兩岸三地未來的發展空間。”在會場裡，聽到我這番話的大陸學生在點頭，顯得很滿意，香港學生基本無表情，來自臺灣的幾個學生明顯在搖頭，顯得“不高興”。其中一個男生嚴肅地對我說，“你剛說的前提不符合現實，本來不是一國兩制，而是兩國兩制。一國兩制是大陸政府的說法，臺灣什麼時候承認過它？”我心裡忽然覺得很焦慮，並想到“我可能在大陸呆得太久了，是否被洗腦了…”，從而感到“著急”。

（五）
2012年10月，我應邀“中華民國外交部”的邀請出席有關尖閣諸島（大陸稱“釣魚島”、臺灣稱“釣魚臺）的學術研討會。參會人員裡面有幾名來自大陸的學者，其中有一位是我曾經常在中央電視臺共同評論日中關係問題的學者。出乎意料，能夠在臺灣跟這位學者相逢，並討論領土爭端這一最為敏感的話題。畢竟涉及到主權的問題，各方不可能輕易做出妥協，但無論如何，彼此面對面的交流是有價值的。那天的會議還向媒體開放，讓臺灣本地的大學生參與旁聽，提問。我感慨地想，時代還是會進步的。
那是我第三次訪問臺灣，訪問期間與正在台大讀研究生的大陸學生私下交流，問問她在台大過得怎麼樣。她說“很難得的經歷。本地學生對我也很友好，剛開始有些感到距離，但慢慢好了，沒什麼障礙，我也很喜歡臺灣，很寧靜。不過，發展空間還是小了點，我接下來會回大陸或出國繼續深造。”我相信，這位學生的感受是有著一定代表性的。我走進臺灣師範大學，在街頭問問臺灣本地學生對從大陸“留學”過來的學生的評價，他們說“陸生很用功，值得我們學習。”我問道“交流上有何障礙嗎？”他們回答說“沒什麼，相處得很和睦。”
我目前在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訪問研究。在校園內，經常看到的情景是：來自臺灣的男生和來自大陸的女生一起吃飯，聊天；來自香港的學生跟來自大陸的學生們一起組織活動；來自臺灣和大陸的政府官員一起參加活動，拍照…觀點不同、立場不同、約束不同，但依我看來，三者之間的交流是能動性的，從中看到了彼此之間的尊重，以及對於未來的共同願望。
多樣化、多層化、多元化是當前兩岸三地新時代交流所面臨的大趨勢。縱觀所述，這樣的交流日益變得無處不在，無時不有，不管是中國大陸、香港、臺灣，還是像美國這樣的第三地。不過，我認為，它依然處於所謂“初期階段”，還不是探討“兩岸三地的青年應該如何交流，如何理解，如何信任“的時刻。范式的建立務必基於一定的積累之上，今日則是開始積累的起飛階段。重要的是，無論在什麼地方、什麼場合、什麼方式，來自兩岸三地的台港中的新人類力所能及地走進彼此的價值觀、人生觀、世界觀、甚至歷史觀，從而逐步體驗、思考、梳理有哪些“異”與“同”，而非“是”或“否”。
新世代剛開始，君子和而不同。

End

回主題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