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的台灣，一會雨，一下晴，讓人捉摸不定。台北中山北路兩邊的人行道，有人穿著短袖，也看得到有人穿大衣。隨著2008後，兩岸關係大幅和緩與進展，時序進入馬英九第二任期，兩岸之間是否面對著政治談判，開始出現多方的耳語。台灣老百姓對寫入十八大政治報告的「兩岸應該協商和平協議」的心情，恐怕就跟四月台北的天氣一樣複雜多變。
當下，台灣立法院正在為了兩會(大陸海協會與台灣海基會)互設辦事處的細節吵得不可開交。日前，地點同樣在台灣立法院的中興大樓，由台灣學術界一群青壯年紀的學者所成立的「台灣守護平台」協會，發表「《自由人宣言》－以《人權憲章》重構台灣與中國之關係」。
這篇宣言的重點在於表述，兩岸之間真正永久的和平與政治信任，來自於落實自由、人權、社會公平正義等核心價值。他們認為真正的政治互信來自於共同對人價值的尊重，他們倡議兩岸簽定人權憲章，並反對在落實之前簽訂任何所謂的政治協定，包括和平協議。
這份宣言是明顯被低估的新聞，也許同樣不被兩岸政府所重視。躍上台灣媒體版面的，是在該宣言研討會上，擦槍走火而出的民進黨路線之爭，而非這宣言的主張精神。我以為這多少會讓他們沮喪，但發起人之一的台灣中研院學者吳介民樂觀地對我說，他並不感到灰心，相反的，他認為如果可以讓更多人因此認識他們的主張，在這議題上產生更多討論，不但達到他們預期的效果，對台灣的民主來說也是深化的過程。
兩岸關係發展至今，許多大陸朋友，尤其是共產黨官員無法理解，當大陸已經「讓利」甚多的時候，為何在政治認同、民族認同上都仍然有極大的鴻溝，無論從大陸所倡議的兩岸聯合保釣的反應，或者台灣民眾對於統一意願的民意調查，都可見差距。
「錢能解決的，都是小事情」，這是台灣人熟悉的一句話。兩岸關係與人的價值，顯然不在這範圍之內。台灣經歷過經濟發展與「向錢看」的年代，這與隨後掀起政治民主法治與社會正義的改變熱潮，都來自於對於個人價值提升的自我願望。
這也許是兩岸之間真正的距離，但相信並非兩岸人民的距離，而是自認柔軟彈性提出一國兩制的共產黨政府與台灣人民之間對於價值認定的落差。當「讓利」成為大陸對台的「主旋律」時，台灣對於兩岸政策的思維與評價也將僅止於利益分配。然，當政者何必曰「利」，上下交相利者，國恆亡！
對台灣人民來說，賺錢當然是重要，但不是追求價值的全部，也不會無可取代。「讓利」的思維不但沒有抓到兩岸之間真正的距離在哪，長期以往，兩岸的彼此認識，反而是奠基在一廂情願的政治目標，跟狹隘的「利己」與消費主義上，兩岸就更難存在為彼此著想的同理心。
當中國一方面強調民族情感與中華文化的時候，我們都必須捫心自問，沒有共同價值的提升與達成共識，這樣的訴求，尤其在面對新生代的台灣人，是否會有影響力？在中華文化上，我們也質疑，中華文化是否就不存在的個人價值與權利的不斷提升？文化價值的內涵是否僅止於所謂「漢唐盛世」時候的標準？這面向，相信亦可為近一、兩年來中國政府與香港人民之間的摩擦，提供一個客觀的思考。
這份自由人宣言也許陳義甚高、政治上沒有明顯的可操作性、發表宣言的知識分子在台灣的整體社會號召能量仍不足夠，也易於被外界認為具有一定的政黨傾向或政治色彩，但我們不能忽略他們所點出兩岸的核心問題，以及他們訴求背後的正當性、代表性與展望性。
一位敏銳的台灣記者在該新聞報導的結語，對這群提出宣言學者的形容，可以提供關心兩岸關係未來發展的朋友，一個重要的觀察面向：「這批學者自主性高，強調的多為人權、民主和務實的財經需求，與早期中國研究學者有很大不同。」
台灣早期的中國大陸研究學者是另外一種「特許行業」，因為可以接觸許多左派的書籍，原因是國家的需求，名稱是「匪情研究」。這些學者多是在台灣政治大學東亞所、國關中心任職，現今大部分在台灣的中共研究者都是系出於此。
不過，他們的目的在於研究共產黨與預測共產黨，具有一定的時代性。隨著中國大陸的崛起與融入世界體系，中國與中共遠不僅止於過去的研究範疇，因此國內相關研究紛紛加入經濟研究、社會文化研究背景的學者。另外，以中國大陸百姓的生活與個人權利做為理解真實中國大陸的學者，也逐漸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