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本土”到“國家”：臺灣的政治現狀與前途 ——從壹傳媒並購案說起 - 陳軒/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生 (大陸) - 主題論壇

從“本土”到“國家”：臺灣的政治現狀與前途
——從壹傳媒並購案說起

陳軒/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生 (大陸)

回上一頁

反媒體壟斷中的社會爭執

讓我們從日前的一則新聞說起：在臺灣聲勢浩大延綿日久的“反媒體壟斷”社會運動所針對的壹傳媒並購案終於有了尾聲，臺灣年代電視董事長練台生最終以14億新臺幣買下了壹電視。
關於反媒體壟斷抗爭的結果，不同立場的人有不同的解讀：那些原本積極投身此次社運的人們認為抗爭大體是成功的，因為早在3月25日原本準備並購壹傳媒的親中商人，也是這次反媒體壟斷運動主要的針對對象旺中集團總裁蔡衍明決定不再續約，停止並購案。而之後壹傳媒原本的主席黎智英也宣佈不再出售壹傳媒的平面媒體，包括臺灣四大報之一的蘋果日報以及很有影響力的壹週刊。
但是，那些本身對反媒體壟斷的浩大聲勢持疑慮態度的人們對這個最終結果反而置喙：本身反媒體壟斷運動打出的口號是“反對媒體壟斷，捍衛新聞自由”，但是壹傳媒旗下壹電視的最終買主練台生本身就是臺灣有線電視系統台三大霸主之一，收購壹電視之後，練台生的媒體霸主地位將更加鞏固。如是自然有質疑言論：如果反媒體壟斷社會運動的訴求真的只是向抗爭人士所表達的那樣，是為了防止臺灣媒體市場出現一家獨大的壟斷局面，那麼目前壹電視新的並購交易之後，原本那些投身此次社運的青年學生還要不要繼續抗爭呢？如果就此偃旗息鼓，那麼在反對人士的邏輯中，為什麼親中商人蔡衍明收購壹傳媒就要抗議，而名字叫“台生”的媒體大佬收購壹電視就沒有問題？

“國家條件”難題與“中國因素”
實際上，這次反媒體壟斷社會運動的訴求從來不是單單針對反對媒體壟斷而言。在其背後的，更是“抵制中國因素”的動力，與對於中國軟性攻台的恐懼。壹傳媒，包括旗下的蘋果日報，一向秉持的是反共立場，而這次原本打算收購的辜仲諒和蔡衍明，都有非常明顯的親中表現。臺灣朝野反對力量更加擔心的，實際上是這些資本勢力借收購壹傳媒而染紅“蘋果”，造成臺灣言論市場單一化，新聞立場全部轉向親中，從而為中共的“統戰”政策做開路先鋒。而在之前一系列的抗議與質疑抗議的社會衝突中，實際上反映的是臺灣本土社會沿著“藍綠”立場分裂的社會現實。

我們觀察臺灣的政治生態，比較引人注目的一點是，不同於一般的民主國家中政黨政策立場譜系是沿著“左右”的坐標軸分佈，臺灣的兩大黨國民黨與民進黨在經濟問題上的政策立場都是偏右的。要求社會福利、分配平等的左派聲音起碼在臺灣政壇中並沒有得到較好的體現。實際上，臺灣的政黨政治生態更多的是沿著“藍綠”“統獨”的議題來做切割：主張中華意識、強調中國統一、反對臺灣獨立的政黨、社團與個人被劃入“泛藍陣營”，而相對地，強調臺灣本土意識和臺灣民族主義、主張臺灣獨立建國的被劃入“泛綠陣營”。
這並不是一個正常的國家中自然演化出的政黨生態。我們看大部分的歐美代議制民主國家，議會中基本是由經濟政策主導政治話題。這是因為這些國家政體上來說無論是對內還是對外都有著清晰的國家主體定位：對內，政體執政合法性既定，政黨間政策爭執只在具體的憲政框架下運作；對外，聯合國中主權國家的席位清楚明白，在國際社會中原本的政府已經能夠代表國內民眾正常發聲。
但是在臺灣，我們看到的是一個風雨飄搖、來路未卜的國家前景：對內，隨著兩岸分治的現狀持續發展，臺灣本土意識根深蒂固，構建中的“臺灣民族主義”也從“想像的共同體”走向鞏固的政治現實；對外，伴隨著中國方面持續的外交壓制，中華民國遲遲不能在聯合國爭取到席位，這樣更加促使了臺灣更改國號、獨立建國的聲音為重視利益的現實主義者們所認可。於是，在“帝國邊陲”和“本土自治”的矛盾與撞擊中，統獨問題壟斷了臺灣大部分的政治想像，也定義了臺灣獨特的政黨政策光譜。
我常和臺灣朋友交流時提到，臺灣現階段一切政治問題，都是統獨問題。不是說臺灣社會沒有其他值得關心的社會問題，而是說，在現階段，未定的國家前景形塑了大部分的社會矛盾，也主導了整個社會的族群劃分和政治立場的切割。而只有等到國家主體性確定（包括無論是與中國統一，還是獨立建國）之後，統獨這層扣在一切問題之上的問題蓋棺論定，正常國家中類似于財富分配、社會公正等經濟衝突才能完全徹底地浮出水面。這也正是研究政治體制與民主轉型的學者Linz與Stepan曾經指出的一些主權遭受挑戰的國家民主化過程中存在的“國家條件”（stateness）的難題。

就像這次反媒體壟斷中的雙邊攻防一樣，統派人士認為應該按照法律來辦事，壟斷與否存在一個清晰的法律界定，媒體並購案如果違法，自有法律機構裁決。但是更多的抗議人士，尤其是本土意識強烈的年輕學生並不這麼看。他們的意識中，如果讓跨海峽的政商聯盟主導了臺灣媒體生態環境，那麼統一親中的媒體言論將起到溫水煮青蛙的效應，而到那時再作反抗已然太遲，所以一定要在不可挽回的時候早作謀斷。
在我看來，中國的確有相當的動機去通過媒體收買來執行統戰政策。根據台大政治系專研中共外交政策的張登及教授的看法：「習近平在其任期內，即到2020年左右，要在兩岸關係上實行重大突破。而在中共的時間表上，到2050年左右要完成兩岸統一的政治願景。」
按照一般的市場化媒體的邏輯，在本土意識日趨高漲的臺灣社會，媒體如果反復宣傳親中觀點，並且在新聞中有過於明顯的篩選、裁剪痕跡，那麼必然市場份額會下降，直到由於經濟學中一般的供求關係和市場競爭被淘汰出媒體市場。但是，臺灣並不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它的政治前景有待確定，那麼中國方面必然有著足夠的動機在經濟層面之外在台從事市場活動。這也導致了臺灣並不存在完全獨立自生的媒體市場。背靠著中國雄厚的國家資本實力，統派媒體如果並不將市場盈利的因素看做企業最重要的考量標準，那麼隨著中方資金不計得失、源源不斷地注入臺灣媒體市場，臺灣人的本土意識有沒有可能潛移默化地被改變？我沒有能力下斷言，但是我知道，中方統戰部門顯然認為值得嘗試。
而這種對於統一前景的恐懼，就造成了臺灣社會議題中越來越凸顯的“中國因素”。中研院吳介民老師在創造這個概念時著重強調的是北京通過其雄厚財力與龐大經濟規模，通過塑造跨海峽的政商聯盟，從而使得中共政權對臺灣內政產生足夠的影響力杠杆（influence leverage），最終施行其統戰政策，引導臺灣走向兩岸統一。然而參考香港經驗，臺灣本土也逐漸意識到這個問題，所以才愈發使得統獨問題凝結成“中國因素”，壟斷了臺灣社會中各種政治政策紛爭。

有限、責任政府與統獨前景
從規範的角度而言，合理的政府規模從來不可能龐大到整個中國疆域這麼大。如此廣闊的面積是不可能維持一個責任政府的。要做到對民意的有效回饋，政府形式必然制約政府規模。單一制國家無法做到政策多樣化以符合在地人民的要求。參考世界上其他國家的政府形式，那些和中國國土規模差不多大的國家，例如美國、俄羅斯、澳大利亞、加拿大，無一例外都是聯邦制國家。並且從財政上來說，分權治理的政府形式往往也是最高效、最經濟的，這一點在Oates的fiscal federalism一書中也通過經濟學上的考察得到了經驗證明。
同時，龐大的單一制政府規模較難以保持社會力量對政府權力的有效制約。專制力量把持全國政權，這在國土規模較大的國家產生的效應將是毀滅性的。這也是美國建國時期各個國父們所重點考量的問題之一。可是我們看到，隨著美國整個聯邦層級的政府許可權不斷加強，美國也越來越有走向不受限制的大政府的趨勢。這也說明有限政府必然不能規模太大。

所以，從有限、責任政府兩方面考量，聯邦制應該是最適合整個兩岸政治構架的形式。
那麼，臺灣是否真的可以考慮通過一國兩制的形式，和中國組成某種形式上的聯邦制國家呢？實際上，參考香港回歸後各方面民主倒退的實例可知，一國兩制其實是個偽問題。這個世界上從來不存在一個國家中央層級保持專制集權形式，而在地方層面單獨實現民主化政府。正如香港將要面臨的2017年特區首長普選與否的問題。為究竟特首候選人應不應該由北京指定或是劃限，現在香港社會已經起了相當的紛爭。正如《北京之春》雜誌主編胡平所分析，一個單一制國家某部分地區最高行政長官如果真的是通過普遍民選決定的，勢必造成對該國其他地區的示範效應，其他地區的人們一定會問，都是一個國家的屋簷下，為什麼有的地區能夠通過民選決定行政首長，為什麼我們不行？這樣的問題會帶動社會抗爭的聲浪，最終對中央層級的專制政府形成極大的壓力。所以，在一國的框架下，兩制不可能得到有效施行。
概括而言，一國怎麼可能兩制？兩制，又何必一國？
具體到臺灣的社會情境當中去，我常常問臺灣的統派朋友一個問題：在目前中國仍然是一個專制政權的情況下，你願意明天就和中國統一嗎？這時候你就會發現，幾乎所有臺灣統派給兩岸統一的前景設定了一個並未明說的大前提，就是有一天中國必然會實行民主化。而兩岸統一也必須要構建在中國民主化的前提之上。那麼問題就很清楚，臺灣本土的前途和命運，為什麼要寄存在另一個政治實體未定的國家前途之上？不願意和專制政權統一，又不能獨立建國，為了等待他者的民主化，臺灣社會要忍受正常社會議題不能有效浮現，國家認同被統獨左右，國際社會得不到有效代表等種種困境和痛楚，並且這些困境和痛楚會進一步促進臺灣的族群分裂和社會矛盾，這正是臺灣在“國家”與“本土”夾縫之中，痛苦的社會現實。

一方面，統合的好處是扁平化與規模經濟，另一方面，分治的好處是有限責任政府的有效建立。作為一個政治學學生，我常常問自己：這個世界的最終政治形態是怎樣的？我相信這會是一個不斷整合同時又不斷碎片化在地化的雙向過程：一方面，超國家機構不斷出現，從經濟一體化，到相近意識形態的國家政治層面不斷融合，直到達到“世界政府”的全球單一代表秩序；另一方面，政治代表性又不斷地碎片化，擁有最終決議權的政治機構不斷向社會底層滲透。參考經濟學上的概念，在“國家”和“本土”的動態博弈中，“整合秩序”的效益和“有效代表”的效益將通過邊際效用最大化的原則，在一個適當的層級達到平衡。對於兩岸現實而言
我相信臺灣島的人口和國土規模將是比較適宜的。
至此我的結論也呼之欲出：臺灣的自我想像，應該從相對於北京政權“帝國中心”而言的“本土”立場，轉換為具有主權意識的“國家”定位。換言之，臺灣現階段的目標，應該努力爭取獨立建國，讓政治合法性無論對內還是對外都能夠擺脫冷戰至今的歷史遺緒，達到充分的有效代表。當中國走上民主化道路以後，無論是考慮大中華情結，還是考慮整合規模的效益，可以透過協商和談判的方式，參考歐盟的經驗，逐步走上區域整合的道路。隨著歷史的進程足夠綿長，到那時，不光包括臺灣，整個東亞地區可能真的能夠浮現出一個“大東亞共榮”的政治實體。但是我要強調，這其中一切過程都是基於談判和協商等自願參與的形式以及每一個在地民眾的訴求都能得到有效整合的前提之上。暴力和脅迫，不可能達到經濟學上的最優化，無論從什麼角度來看。
至於說在這個先分再合的過程中，中國的強烈民族主義情緒作為一個參考變數將如何安置，那又是下一個話題了。

End

回主題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