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資本向下・爭議向上」的新經濟社會 - 林建山/財團法人環球經濟社社長 (台灣) - 主題論壇

兩岸「資本向下・爭議向上」的新經濟社會

林建山/財團法人環球經濟社社長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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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經濟學的實務驗證告訴我們，一國經濟社會之發展，平均每人所得3,000美元與20,000美元，都是挫敗困頓或翻揚躍升的重要轉折關口。今天兩岸的情境，都正好落在這個關鍵時刻之上：中國大陸正用超快速度跨越3,000美元，往6,000美元的新台階勁邁騰跳；而臺灣則在20,000美元上下擺盪，已歷十數年頭。
資本移轉與爭議擴散效應
不論處在哪個成長發展段落上，兩岸經濟社會，都還稱不上已然是先進或者已然是發達了，但卻同樣都處在一個「資本向下・爭議向上」的新經濟社會疆域中；所謂向下的資本，指的是實物資本(physical capital)、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與知識資本(knowledge capital)，而所謂向下的爭議，則是包括了涉及社會資源分配利用均衡的經濟爭議、貧富強弱勢之公平正義性的社會爭議、公民權力之動員失能的政治爭議，乃至一般社會所最不願見的，族群爭議與社群爭議。
這樣的發展與爭議，幾乎每當任何單一個項的失卻衡平性，就都必定會爆發成為摧毀整個社會進步發展之動能動力的大哉問題。
中產階級的資本化
資本向下的最具體呈現方式，乃源自於社會的中產階級(middle-class basis)基礎之擴大與增加。這種社會中產階級發展的加速膨漲結果，第一是促使社會的人文結構大扭轉，使原本高中低階層的三角形結構(triangle)，漸漸向菱形結構(diamond)移轉，高低兩個階層的同步銳角形化結果，當然就加速促使社會兩極化問題之更為趨向於惡化，第二則是中產階級的擴大與增加，並不會像傳統理論所認為那麼樣，會更加提高社會安定性，相反地，中產階級人口量體的膨脹，立即造成的是整體社會的更為多元化傾向，隨同多元化而至的，卻是社會價值觀的普遍化分歧與多樣性，其能醞生的共振效應，不是達成了協和一致，反而是肇致內在爭議爭端的社會爆炸( societal explosion)傾向的惡劣化，第三是政府治理(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的行政障礙與執行落實的滯後性問題，也因此大為提高，是則，政府機關之政令宣導與行政程序的信度效度，會同時受到更大更多的挑戰與質疑，「官不聊生」的難局與問題，會越來越趨極化。這種「中產階級效應」問題，事實上在2000年之後，就多有越來越發顯著突出的趨勢，尤其是對於兩岸四地公民社會的發展，這一傾向變化的波及影響更大。
中國社會進步的莫大障礙
在中國大陸方面，平均每人所得既已超越3,000美元之後，也就是跨過既往先進經濟社會經驗的「經濟社會起飛階段」(take-off stage in development)；起飛階段在先進社會所存在過、所發現到過的，種種經社現象與問題，幾乎也都會很自然映現在或存在於中國大陸的新經濟社會架構中。既往國際社會發展實務驗證，所得以看到的，第一是，示範作用(demonstration effects)的多面向呈現之普遍化，特別顯著的是，所謂「炫富」「驕其同儕」「驕其鄰人」傾向，都會很自然出現高度極化的全新發展趨勢；中國人之喜愛高級品(越貴的東西越有人要)，並在短短十年之內躍升為全球首要的「奢侈品大國」，其背後的經濟因素，是絕然不容輕忽的；第二是，整體社會的平均購買力將大幅度躍升，甚至是購買力有頂尖化或有越向上越為傾斜的現象；第三是，權勢與關係的重要性，有越來越受重視，越來越具有決定性的傾向：「有關係就沒關係」「沒關係就會有關係」的社會公平問題，未來在中國大陸社會將越趨惡形惡狀，也越趨成為中國社會進步的莫大障礙；第四是，既往主導性的「以國家社會整體為核心的」集體利益價值觀，越來將越發成為以社群社團為核心的另類中國集體利益價值觀，這尤其會對中國政府當局的施政及政治作為，影響將會更大；第五是，一個人均所得既已超過3,000美元的社會，其社會共同關注的議題，將會越來越發注重生態環保(ecological concerns)與消費者主義(consumerism)，這對於中國內需市場的開放與維持其永續性，都會著具重大之影響。
臺灣式的新大鍋飯主義
至於在臺灣方面，人均所得既已跨越20,000美元關口，應該是已經到了「接近富裕社會」(approaching to an affluent society)之階段，除了會加速加深整個社會之傾向於「自以為富足已到達足可以維持社會之永續營運」的先驗印象，而使整個經濟社會之加速淪陷於「財富驅動發展」(wealth-driven development)新階段，以致普遍存有普遍強烈的「虛幻繁榮」與「自我感覺良好」傾向，造成大家一致性的不再勤勉、認真、用心、努力。
尤其最有可能會引申出若干重要的新經濟社會傾向與問題：第一是，社會惰性(societal inertia)之擴散，進一步有反過頭來，極力要求政府必須照顧一切的「吃大鍋飯，不吃白不吃」心理與價值觀，這種社會隨性的傷害性，在於使其原本既有能力、有條件作更多作更好的人群，竟也都會放棄初衷、理念與堅持，而一頭栽進了「共吃大鍋飯」的大社會醬缸之中；第二是，對於特定社群或族群的超級化濫情現象，尤其是無限上綱了對於祇佔社會2-3％之窮人、弱勢者的過度垂憐傾向，竟完全無視於其他97-98％的正常人者之存在與需求，就理性上而言，這終究祇是一種假性的悲憫，然而，卻會因此而事實挫敗了，一個健康社會所必須要有的效率與競爭力發展；第三是，傳統既有的社區(area communities)凝合力，反而會因此而更加弱化，但是，社群(occupational communities)的自我保護主義(protectionism)與自我防衛性之更加強化，前者的趨勢發展結果，最容易肇致即使同棟同層同住的鄰人關係，都會為之更趨冷漠冷淡，社區事務的同理心與諒解力，也都會因此而失去了穩健性與包容性，而後者的趨勢發展結果，則更加容易高升對抗與對立的情緒與忿懣，當社群的對抗對立，被利用而加速其演化為族群的對抗對立之時，則社會的離析崩壞，而使政治陷於鎖國，使經濟陷於自閉，乃謂為絕對必然之態勢。
兩岸同時淪陷新僵局亟待能者領導突破
全世界經濟復甦情勢在2013年第一季，突兀地大幅度逆轉，當然也就會造成所有亞洲國家普遍性的再次逆轉衰頹。兩岸公民社會與社區發展的共性特徵，以及其在經濟社會引申效應的轉為負向之現象，乃因此而會益發突顯。不論是中國大陸模式或是臺灣模式的新經濟社會現象，其實都同樣在最近期內，面臨新的瓶頸與新的挑戰，無一不是亟亟有待於兩岸新領導人團隊，都擁有足夠的智慧與能力，可以分別帶頭突破，再肇新局；同時，也更應該積極期待兩岸社會之本身，能夠共同警覺或彼此自省自覺，完全跳脫現行的「發展陷阱」(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trap)，而能夠有力轉進到另外一個新疆域與新境界；否則，兩岸社會將因此而同樣僵滯沉淪，祇會空讓近鄰周邊國家，享受其能快速崛升與超越的快感。相信這樣的發展趨勢，必然都不應該是，兩岸領袖與社會大眾公民的共同寄望、期待與前瞻願景的罷。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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