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了四百年的「初戀」 ──談澳門公民社會的建立 - 李展鵬/學者、文化評論者(澳門) - 主題論壇

等待了四百年的「初戀」
──談澳門公民社會的建立

李展鵬/學者、文化評論者(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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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討論澳門的公民社會發展，我想從一個表面上很不相關的問題談起：澳門人是從何時開始大聲講「我愛澳門」的呢？　　
香港人或台灣人很容易把「我愛香港」或「我愛台灣」宣之於口，但澳門人卻似乎一直對於「我愛澳門」這句話難於啟齒；我們會說澳門有人情味，澳門小而美，澳門人純樸，這幾年甚至敢說澳門有文化，但我們就是沒有建立一種「我愛澳門」的論述。然而，年前因為有發展商擬在澳門氹仔小潭山上建高樓，破壞離島的山體與生態環境，引起從官員、議員到民間的齊聲反對，在抗議聲音之中，從未在澳門流行的「我愛澳門」，竟然一語風行。澳門人，終於要跟這個城市發生「初戀」了嗎？

難以啟齒的「我愛澳門」 　　

談「我愛澳門」之前，可參考香港人建立「我愛香港」的論述過程。很多研究顯示，在七十年代以前，香港人並不以香港為家，他們大多抱著寄居心情。這種心情巧妙地表現在電影中：影評人林超榮曾提到，在六十年代的黑白粵語片中，演員伊秋水最常講的對白是：「有什麼大不了，還是可以回鄉下！」作為移民城市，香港只是一個暫居之所。但在七十年代初，隨著內地社會不穩，港督麥理浩的一連串利民政策，香港經濟發展，市民有安居之所，甚至漸漸認同殖民政府，再加上粵語流行文化的興起──包括無線電視開播、許冠傑的歌曲及許冠文電影大行其道，香港人漸漸視香港為家，並為香港驕傲。　　
到了八九十年代的移民潮，當人們憂慮香港前景之際，竟又反過來強化香港論述：「香港要多好有多好，我怎麼捨得走！」一個洋酒廣告，具體化了「我愛香港」的自傲；當時的香港人移民之後，總是說：唉，加拿大（或澳洲、紐西蘭）好沉悶，那像香港什麼都有！流行文化方面，當時張國榮梅艷芳成龍周潤發叱吒風雲，香港人的認同有所依據，香港人的驕傲合情合理。過去四十年，香港人愛香港，從來可以宣之於口。這不是一句話而已，它後來化為公民社會的抗爭力量：保育文化，因為愛香港！保護環境反對填海，因為愛香港！關注社會弱勢，因為愛香港！文化研究早有說明，一種論述，從不是紙上談兵，而可以化成行動、社會力量。　　
對比香港，不難發現以前的澳門人與「我愛澳門」的距離：我們當年並不認同葡萄牙殖民政府，我們沒有驕人經濟成就，我們沒有流行文化去推動一種「愛澳門」情懷。澳門人的所謂「含蓄」，不盡是天性，而是有其政治經濟脈絡。而回歸之後，官方的「愛國愛澳」宣傳又始終缺乏來自民間的情感力量。與此同時，民間經過最近幾年的洗禮，包括賭權開放、申報世遺成功、保護燈塔景觀及五一遊行等連串事件，對澳門的關心與認同持續增加，早就蘊釀「我愛澳門」的論述，只等待水到渠成的時機。終於，文化局局長吳衛鳴當時在小潭山工程的公聽會中慷慨陳詞，表達他對澳門生態環境的擔心，並情感充沛地道出：「我真的很愛澳門！」此語一出，不但引起市民對小潭山的關注，經過傳媒報導及網上討論，「愛澳門」的宣言變得順口順耳：民間、網上，「愛澳門的人請關心小潭山」，「我愛澳門因此不能沉默」、「致所有深愛澳門的人」等表述，不絕於耳。這種論述凝聚了很多社會力量，難能可貴。

愛，從了解本土開始 　　

開埠數百年，到了現在才有「我愛澳門」的論述，很晚，但也剛剛好。因為各種原因，我們對腳下這片土地真的不夠了解；而穩固的愛，必須要透過了解才能建立。當日的小潭山事件顯示了澳門雖小，但我們要了解這小城仍得花很多功夫。在破壞環境的工程計畫曝光之前，很多人連小潭山的確實位置都不知道，也有人以為它在路環。這座小小的山上的植物資源，市民也不甚了了：山上植物有可以醫便秘的，可以醫風濕的，物種頗為豐富。作為澳門人，我們一直懵而不知。　　
是的，因為本土教育幾乎空白、本地傳媒影響力不足、本土研究並不盛行，澳門人一向不了解這城市，包括它的歷史、地理、文化，我常常用我自己從小住在歷史城區而渾然不覺作例子。近幾年，每當某些有價值的東西受威脅，我們才匆匆忙忙稍加了解，包括舊建築望廈兵營、山體小潭山及市集桃花崗等等。　　
我們對澳門的愛，其實像初戀。前年的小潭山事件，解放了「我愛澳門」的呼喊，也呼喚了本地藝術家用獨特方式關注社會：一群創作人參照內地的知名作品《為無名山增高一米》，創作了《為小潭山增高一米》，赤身在小潭山山頂上用疊羅漢方式為山體增高一米，既是宣揚人與自然應有的親密關係，也鼓勵市民關心自然環境的破壞。這個在澳門前無古人的作品，得到很多網友的支持嘉許。　　
這種在「愛澳門」的覺醒下孕育的公民社會，也許就是澳門人近年的最大收穫。最近幾年，澳門表面風光，但社會問題叢生，澳門人開始熱衷於數算自己失去了什麼：樓價太高，我們失去了置業安居的能力；人口膨漲，我們失去了閒適的生活環境；交通擠塞，我們失去了行動的便利；賭業發展，我們失去了純樸民風。然而，在這困局中，公民社會卻在澳門慢慢成長。

澳門人要搶麥克風 　　

以往不怎麼關心社會的戲劇界，突然屢屢在社會問題上發聲，有人用經典作品影射今天的澳門，有人探討賭場中的人心百態，有人質問經濟發展的疑惑，就是中學生的演出都不時談到賭業發展的問題。平時多談風花雪月的報紙副刊，突然多了針砭時弊的文章，談文化政策有之，談教育問題有之。在社會上一向比較沉默的宗教團體也有行動，有基督教團體針對賭城風氣組織「明亮行動」，有基督教組成關注社會的組織「公民門徒」。而以往澳門人不關心的議題，包括文化保育、動物權益、同志議題，都一一被提上社會日程，有不同團體為不同議題持續發聲。　　
以往的澳門人像個去唱KTV時永遠不唱歌的人──這種人，有人戲稱為「分母」，因為他們的功能只是負責分攤唱費用。然而，才幾年光境，澳門人開始搶麥克風了。如果一支讓人被聽見的麥克風是一種「我存在，別把我當隱形」的主體性宣言；拜這幾年的社會問題所賜，隨著澳門人社會參與度的提高，澳門人的主體意識已在不知不覺成長了。　　
澳門人的主體性曾經在殖民統治下被隱埋，後來又在強勢的香港傳媒中被淹沒。然而，回歸之後，一方面經濟的勢頭與世遺的招牌令澳門人有了自信，而另一方面，社會上各種問題又逼使澳門人反思自己的城市。評論人謝曉陽這樣說：「就在自信心和反思力這兩種肥料的栽種下，澳門人原本那被埋沒壓抑的主體性，今天逐漸萌芽、成長，也許會成為重要的公民力量。」這裡的兩個關鍵詞──主體性及公民力量，對澳門人來說曾經是如此的遙不可及。香港前議員余若薇曾經在她的專欄中說過：「一個窩囊的（香港）政府，逼出一個公民社會。」這多多少少也適用於澳門。　　
如謝曉陽所述，澳門人在殖民統治與本土傳媒的弱勢之下，主體性是被隱埋的，因此澳門人很少有高喊「我是我」的自信。尤其在殖民時代，我們既對政治社會事務沒有發言權，又被香港傳媒處處把我們定型。我們早已經習慣「兩岸三地」或「中港台」的概念中澳門的隱形，我們也很清楚「港澳」的概念其實只有「港」沒有「澳」。我們不被殖民政府重視，我們不被華人社會重視，久而久之我們也不重視自己，默認自己人微言輕，而最終失語。沒有社會參與，沒有本土意識，主體性不彰──這就是澳門人以往的「無我」狀態。　　
然而，在歷史的進程之中，在社會的變遷之中，今天的澳門人開始發出自己的聲音了。在批評社會的同時，其實我們也在建立對這個城市的愛，為澳門人的主體性奠基。此一機遇，是以往數百年難得一見的，而現在我們只是處於起步的草創期。種種原因，我們用了很多很多年才把「我愛澳門」宣之於口。澳門其實是一個牙牙學語作自我書寫的後殖民城市。而在學語的過程中，無論談的是政治經濟，或是文化保育，其實都是在愛中建立一個公民社會。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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