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國之間──中國社區的難題 - 李政亮/文化評論者(台灣) - 主題論壇

家／國之間──中國社區的難題

李政亮/文化評論者(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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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００八年四月，台灣民謠歌手林生祥在廣州與北京的演出後，北京的思想雜誌《讀書》也以「歌唱與民眾」為題，邀請林生祥與文化界人士進行對談。這場對談當中，也播放了以美濃為背景的紀錄片《穀子穀子》。會後的發問，最讓當時在場的筆者印象深刻的是一位年輕研究生的發言，其意大約是中國年輕人在歷經多年的拼搏之後，終於可以離開家鄉如願以償地來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讀大學。
然而，到了大城市之後，家鄉印象已然模糊，而眼前的大城市又是一個生存競爭的空間。此外，在家國之間，教育體制直接告訴大家是中國人，但個人與國家之間卻沒有一個中介。
歷史回溯
社區，討論的是人與土地之間該是什麼樣的關係。
在國與家之間，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那個「國」字大大地宰制了中國的社區概念。一九四九年之後，社會主義烏托邦在毛澤東時代積極開展。一九五七年對中國來說是一個關鍵的一年，除了反右整風之外，戶籍制也在這一年實施。戶籍制區人口區分為農業人口與非農業人口，農民被限制在農村發展，不得移往城市，城鄉二元也正式確立。
在此前後，城鄉被賦予不同的定位，城市以工廠為單位發展工業，農村則以互助組、而後延伸的人民公社作為農業生產的基本單元。這樣的架構大約維持將近三十年，一九八五年代，人民公社才正式廢除。八０年代初期，貧困的農村被中國政府視為重要問題，在改變生產體制之後，農村發展曾一度發展蓬勃，鄉鎮企業甚至因為經濟績效卓著成為八０年代中國研究的重要議題。
然而，農村短暫繁榮之後，中國政府很快地將改革方向移轉到城市，一九八０　年代中期開始城市化成為政策方向。在發展城市成為大趨勢之下，一度興盛的農村勞動力很快地移向城市，盲流正是當時著名的景象。伴隨九三年全面市場化的政策，城市大發展的潮流不可擋，高樓大廈成為城市一景，而如同侯鳥一般的農民工也隨大樓的興建而出現。
除此之外，單位一詞也在全面市場化之後發生了變化。單位在社會主義體制之下，不只是工作之處，單位還提供很多福利，單位福利分房就是最重要的代表。單位福利分房依照個人在單位中的年資、級別乃至家庭成員等進行分房。不過，一九九八年單位福利分房制度宣告取消，這意味著商品房取而代之。
社區難題
在前面的歷史回溯當中，筆者想說的是談中國的社區（難題）其實必須放在這些脈絡下來理解：九０年代以來的農民工現象並未消解，每年的農曆春節，也就是中國春運的時刻，動輒三三十億人次的移動，是人類社會最大規模的遷移。移動的主體當中，農民工是大宗，在他們移動的背後，則是家鄉年邁的雙親與年幼的留守兒童。單位，也是一種社區，單位福利分房其實架構了我們是某某單位的認同感。商品房出現之後，新的空間取代了以單位為基礎的分類。
簡言之，從歷史來看，中國的社區概念被鑲嵌在昔日的政治運動與現今仍持續不斷的城市化浪潮當中，「家」其實都在「國」的政策之下被組織，「家」有時也成為「國」的感情動員資源，不無諷刺的是，一九九九年春晚，陳紅所演唱的《常回家看看》一時之間成為應景的流行歌曲，但是，對一年或更久返鄉一次的農民工來說，「常回家看看」卻也成為奢侈的夢想。
從家鄉書寫到權利要求
「家」該如何重新詮釋？二０一一年開始，不約而同地出現幾部家鄉寫作的作品，諸如梁鴻的《中國在梁莊》（二０一一）與《出梁莊記》（二０一三）、熊培雲的《一個村莊裡的中國》（二０一三）等。兩位作者同是農村出身，就讀大學時期便已離開農村，而後也在大城市任教工作，離開家鄉一二十年後，以家鄉為原點思考中國問題。
在《中國在梁莊》與《出梁莊記》當中，梁鴻回到自己的家鄉河南穰縣的梁莊，以紀實文學的方式探問了家鄉現狀，那裡，是中國的縮影：九０年代初期，第一代農民工上大城市打工，返家之後，他們用正來的錢蓋起樓房。而後，則是更多的年輕人效法這個致富之道到大城市打工，人去樓空成為農村寫照。事實上，除了打工者自願之外，地方政府也起了鼓勵的作用，大約三年前，筆者便曾在湖北的農村看過「發展打工經濟」的宣傳口號。
當年輕人前往大城市打工之際，爺爺奶奶留守家鄉待孫子孫女成為常態，「留守」不僅是媒體使用的語彙，在農村的長輩們已經很自然地使用這個名詞。中國留守兒童人數有多少？二００八年中國婦聯的統計數字是五千八百萬人，二０一二年中國教育部的數字則是中小學階段的留守兒童為二千兩百萬人。與父母的疏離是問題之一，問題之二則更為弔詭，中國政府近年來挹注不少資源於農村，但教育條件相對提昇之後，小孩反而無心上學，主要原因在於小孩覺得自己到十幾歲之後，就將追隨父母的人生路徑到城市打工。
在梁莊，也仍有一些年輕人生活著，這些年輕人當中也多有城市經驗，不過，「再也不去北京過那種非人的生活」成為他們的城市生活記憶的印記。如果說，年輕人都往外跑，他們都去那了？北京、天津、內蒙古、廈門、東莞都有梁莊人的足跡，他們大多是建築工人、保安、保母等職業。依照中國國家統計局的數據，二０一二年中國農民工人數二點六億人，其中，外出農民工一點六億人。外出農民供在大城市最直接遭逢的問題便是醫保問題，如果夫婦帶上小孩到大城市，農民工子女的就學問題也是一環。醫保與教育問題背後的共通點則是戶籍制之下，農民工在大城市並未有同等權利。
回到本文開頭年輕學生個人與國家並沒有中介的問題，社區與公民社會都可能是個人與國家之間的中介，但問題是如何從中國現實社會脈絡下帶出社區或公民社會？在筆者看來，權利的要求是必要的第一步，沒有個人權利，無以帶出關於（不）平等的討論。
家／國之間，是另一重政治。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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