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利」不為「義」的戰爭 - 李志德/媒體工作者 (台灣) - 自由論壇

為「利」不為「義」的戰爭

李志德/媒體工作者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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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撰稿時，台灣漁船「廣大興28號」遭到攻擊所引發的台菲衝突還沒有落幕。雖然經過雙方各派司法人員「平行調查」的結果，似乎顯示台灣方面對事件的詮釋和描述，比菲方一開始的說法更接近事實。因此，台灣方面的四項要求：「懲凶」、「道歉」、「賠償」和「漁業談判」確實可能實現，事件朝向平和落幕的機會大增。
但事件發展過程，卻是一次刺激台灣人民，乃至中國大陸民眾認識及思考「有限戰爭」的最好機會。
「廣大興28號」遭到菲律賓漁政船掃射的情景，殘忍到令人不願意再重述。台灣民間由此激起的空前義憤，也不難理解。然而義憤歸義憤，對於「該怎麼應對菲律賓」，特別是軍隊的力量該怎麼使用，台灣社會的輿論卻走向「主戰」和「非戰」的兩極。主戰的一方認為，菲律賓連一艘能發射飛彈的軍艦都沒有，台灣海軍的實力在東亞僅次於日韓，沒有縮手的道理。主張「非戰」的一方強調「兵凶戰危」，極端一點的，甚至連「不要當義和團」之類的批評詞語都出籠了。
然而「主戰」與「非戰」之間難道如同黑白一樣分明嗎？操持國政者有沒有介於兩者之間的運作空間？當然有。這就要從「有限戰爭」說起：
「有限戰爭」(limited war)的概念起於上個世紀六十年代。美國國際關係學者奧斯古德(Robert E. Osgood) 總結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和韓戰的經驗後，這樣界定有限戰爭：
「交戰國家對於其所爭取的，僅限於具體而確定的目標。而且既不要求雙方把最大的力量使用出來，又可以尋求談判獲取共識。」
「戰爭限制在一個局部地區，而且只指向選定的目標。......交戰方各自保持原本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常態，並不受到嚴重的擾亂。」
提出「有限戰爭」的概念，是針對兩次世界大戰「總體戰爭」痛切檢討的成果。儘管兩次世界大戰已經結束六十年，但曾經捲入其間的國家、社會和人民仍然記憶深刻。在這類戰爭裡，國家最大程度的動員人民、投入所有資源支持戰爭。更重要的，是通過教育和宣傳，將敵國從政府及其治下人民「妖魔化」。藉此讓本國人民相信，自己所服務的，不是站在正義的一方，就是歷史潮流所趨。而敵國官民，自然就是處於對立面；這樣的觀念一旦被推到極端，那怕對敵方人民殘之逞之，也都是「義」之所在，理所當然。
「總體戰爭觀」，從拿破崙時代起主宰了人類對戰爭的認識，長達一百五十年。再加上兩次世界大戰的沈痛經驗，更加使得公眾看待戰爭的方式走向兩極：不是發洩情緒的快意恩仇，就是把它當作絕對開不得的潘朵拉的盒子。在這一波台菲衝突中，包括台灣和中國大陸，不只一般民眾，部分意見領袖或民意代表，也都深陷在這兩極拉扯裡，彼此找不到交集。
「總體戰爭迷思」也存在於台灣政府中。也因此應對廣大興28號事件時，一直把「使用武力」當成「最後手段」，力求從「抵制旅遊」、「停止菲勞輸入」、「暫緩學術合作」等看似「低強度」的制裁手段開始逐步升高。即使動用軍力，也要遮遮掩掩，例如口頭表述時以「護漁」取代「演習」。
這種由外而內，逐步升高的傳統手段和思維，看似謹慎妥貼，事實上卻使得這起原本只是漁權爭議的衝突，無端蔓延到台菲關係的其它領域，傷及無辜。「便當文」事件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近年來，舉凡台灣和菲律賓發生外交糾紛時，台灣政府總是不假思索的祭出「涷結菲勞」這項「制裁措施」。姑且不論這樣的舉措究竟實質上制裁到了誰，（需要赴海外打工謀生的菲律賓窮人？政商關係良好菲國仲介業者？政商關係一樣良好的台灣仲介業者？或是需要菲律賓勞工的企業主和家庭？）但它無疑向台灣人灌輸這樣的觀念：菲律賓在台灣的勞工，也要為這起海上行凶事件承擔連帶責任，拿他們出氣，雖不中亦不遠矣。

便當文當然是假的，但有人舉著牌子在菲勞聚集的台北車站叫囂示威卻是「有圖有真相」。在這樣的氣氛下，在台灣的菲律賓移工心中的壓力和恐懼，更是實實在在的。單單菲勞這一塊，就牽連了多少原本不相干的台、菲人民；更不要說其它制裁和中斷的交流，斷送了多少不同領域的專業人士往來交流的可能性。
因此，在今天重新檢討馬英九政府的處置應變方針，有沒有可能換個腦袋，用「有限戰爭」的思維處理這場爭端？廣大興28號事件，原本就可以，也應該是場有限戰爭（或者有限衝突）。它的核心爭端有二：一、台菲經濟海域的重疊，菲國不願比照日本和台灣談判、劃界。二、菲國漁政船不當執法，甚至涉嫌濫殺無辜。
核心爭議是這兩點，台灣政府何不就直接動用海巡和海軍艦艇，長時間在台灣主張的專屬經濟區內巡弋，一方面以壓倒性的軍事力量，迫使菲方放棄基於「一個中國」原則而不與台灣談漁權的政策。二方面「緝拿凶嫌」。如果菲律賓漁政船再來騷擾台灣漁民，就以一切手段解除菲國公務船的武裝。同時，持續通過外交途徑磋商解決之道。但兩國相爭，不斬來使，更不需要羞辱使者。
最重要的是，當台灣政府在巴士海峽發起行動時，必須在第一時同時聲明：這是台菲兩國政府，針對經濟海域和廣大興28號這起刑事案件的紛爭，不涉其它。菲勞是台灣老闆的員工、是台灣民眾的家人，善待他們是責任也是義務。兩國其它交流，也不受因此影響。
這就是「有限戰爭」的思維：目標有限、手段有限。這場戰爭即使真打起來，目標也不可能是攻下馬尼拉，將菲律賓納入中華民國版圖，而只是逼菲國坐上談判桌，比照日本和台灣，好好在巴士海峽畫條線，期待從此井水不犯河水。開戰是專業軍人的工作，百姓一如以往，各安其份。既然如此，那就無需動員民眾情緒，更可以不牽扯其它領域。
更不要說這場衝突中，台、菲兩國背後共同的老大哥「美國」，勢必成為約制雙方升高戰事的關鍵力量。
在過去的百餘年歷史裡，戰爭很習慣的總是和民族主義的語詞聯繫在一起。時至今日，儘管核生化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早已擴散到世界多個地區的情況下，「總體戰爭」早已是不可想像之事。但公眾的輿論和意識仍然不加反省的讓自己浸泡在這樣的修辭和觀念裡。進退失據的結果，就是馬英九政府一再被批評的：「該軟的軟不下去，該硬的硬不起來。」而部分大陸憤青網民和台灣部分特定媒體的論述一再拿這起事件向著「中華民族主義」上綱上限，更有令人啼笑皆非，不知今夕何夕。
有限戰爭，指向的是可計算、可捉摸、可衡量的「利益」；斷斷不是「崛起」、「主權」、「復興」之類的「民族大義」。以彼就此，輕則進退失據，重則引致巨大災難。「作為戰爭的原始動機，政治目的對於決定軍事力量的目標，以及所應作努力的分量，都將是一種標準。」克勞塞維茨「戰爭論」的這句話，值得決策者再三思索。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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