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城與突圍的希望 ——當下中國公民社會的面貌 - 曹培鑫/中國傳媒大學傳播學副教授(大陸) - 主題論壇

圍城與突圍的希望
——當下中國公民社會的面貌

曹培鑫/中國傳媒大學傳播學副教授(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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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的夏天，北京城四面楚歌。聲稱為了保護本國公民的安全，八國聯軍的隊伍浩浩蕩蕩，向皇城挺近。城內，義和團正殺紅了眼，洋人該死，跟洋人沾邊的東西也該死：毀了鐵路，拔掉電線杆，鏟平教堂，也鏟掉中國基督徒的腦袋。慈禧政府態度曖昧，收與放，打還是不打之間仔細拿捏，可這些貌似高端的政治手腕終於沒能挽救沒落王朝的命運，十年之後，一片新天。

2012年的夏天，同樣炎熱。中日釣魚島爭議升級，全國各地爆發反日大遊行。城外沒有大軍壓境，城內依然殺聲震天。只是此次，被焚燒的大部分是本國生產的日系車，被打穿顱骨的還是同胞，就連打人者也不再是頭上包著紅布容易指認的“拳民”，在那個人人都被允許上街遊行的夏季，在激憤的隊伍裡，喧囂口號聲中，似乎每個人的心裡都藏著魔鬼，平民轉瞬就變成暴民。

資中筠說：一百年了，沒有長進，上面還是老佛爺，下面還是義和團。

我們回顧這兩個夏天發生的悲劇，開始中國公民社會的討論，這是因為，一百年的兩端，發生的故事如此相似：一旦平民作為社會力量起身行事，每每都是“搞砸了”收場，一百年來，毫無進步。公民社會作為現代民主政治最重要的指標，何以在中華大地躑躅不前；全球化與新媒體科技衝擊下的當下中國，可否也期待一個嶄新的公民社會？

只要一、二，不要三

公民社會一般被定義為第三部門（third sector），意指它是獨立於第一部門（政府）與第二部門（商業）之外的所有民間組織與民間關係的總和。在中國，國與商之外的民間力量，曾無數次登上歷史舞臺。無數次的農民戰爭、改朝換代，其實質，都是農民階級圍繞土地權利展開的爭權運動。不過，民間力量，從未形成持久、穩定的社會組織，在和平時期以民主政治的路徑參與政治進程。從此意義上講，我們並沒有真正的第三部門。

究其原因，百年以來，受到列強剝削與殖民的歷史，使得大部分的社會成員，聚集在民族主義的大旗之下，為尋求國家獨立自主的現實主義政治功用所役。三十八年的民國政府當政時期，更是軍閥混戰與抗日戰爭此消彼長之時，個人權利再次服從國家利益，公民社會無喘息之機。而1949年之後，在嶄新政治體制與意識形態治下的中國社會，一切民間力量，都被同化為為著共同的社會理想緊密團結的一體：民主黨派、共青團、少先團、甚至工會，莫不從組織到綱領，高度同質化。
改革開放以來的三十五年，經濟全面市場化，政治改革卻遲遲未啟動，時至今日，反倒有政商聯手，共治雙贏之勢。今天正發生在全國各地的地方政府與房產開發商相互勾結，私賣農民耕地、暴力拆遷就是明證。

回首百年歷史，公民社會未遇機遇、沒有土壤、又受到扼殺。今天，在中國大陸，政府對待民間組織的態度是一貫地嚴格審批與監控，登記成立任何民間組織，其審批與管理流程都異常繁複。俞可平（《民主是個好東西》的作者）總結為：分級登記、多重管理、多頭管理。許多社會活躍人士申請成立民間組織都未獲批准，因而不得不採取個人化甚至“非法組織”的社會活動形式。

公民與公民社會是互生的兩個概念：公民社會因公民的傾力投入而強大，公民則須經歷公民社會的歷練，才更成熟，從而成長為現代政治意義上的真正公民。因此，從未經歷真正公民社會的洗禮，中國社會，鮮見公民。文化學者余世存，便將這種未經歷真正現代化的中國社會大眾，稱為“類人孩”。

類人孩更屬於東方社會，更屬於專制國家……大致來說，類人孩跟民主國家的成年公民是不太一樣的。在心智結構方面，類人孩尚不具有健全的文明理性，或說他們跟文明理性即交往溝通理性有很大的距離，他們難以正當有效地溝通。在外在權利方面，類人孩沒有說話權、交友權、走路權等生命權力。有人總認為我是誇大其辭，其實看看歷史和現實，就知道我這個概念幾乎只是一種最平實的描述。

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公民，欲建公民社會，談何容易？

權利協商：政治進程中的“雙盲實驗”

1989年，李澤厚《告別革命》以來，四十年來的階級鬥爭意識形態從中國社會逐漸淡出，取而代之的是溫情脈脈的權利協商進程的啟動。中國政府甚至借由97年和99年的香港澳門回歸，向世界展示了自己在意識形態領域的包容與智慧。對外樹立起來的現代、開放的大國形象也漸漸喚起了國人對更加民主自由的政治體制的期待。

然而，作為民間社會與政府協商權利的最重要機構——公民社會的缺失，使得這場政治協商談判進行得並不順利。政府與民間雙方因缺乏有效的溝通管道，只能採取互探底線式的“雙盲實驗”，期間摩擦不斷，可想而知。
以失地農民的反抗為例。因官商勾結，失去耕地而未受到合理補償的農民，進京上訪、自己與開發商對抗、組織同村農民集體對抗強拆隊伍，組織失地者走上街頭喚起民眾關注，或者組成地方甚至全國性的農民土地權益保護組織，這些行為，到底哪些會被當地和中央政府允許，哪些會被禁止，又有哪些會招致牢獄之災甚至帶來性命之憂。沒人知道。因此，種種形式的反抗本身就成了“雙盲實驗”的一部分。結果是，有些人得到更多的補償，也有人慘死開發商鏟車的履帶之下。過程“雙盲”，結果也似乎完全隨機。

沒有成熟的公民社會，民間運動的合法性、路徑以及可預期的結果，便都是未知數。因此，群體性事件成了當下中國社會運動的最直接和有效的形式。據統計，目前中國每年發生的百人以上群體性事件，約有25萬起。

社交網路：公民社會的希望？

中國民間社會運動並未因其所面臨的風險而偃旗息鼓。究其原因，除去此事常常與安身立命的切身利益相關，另外還有，當下的社會運動，因為新型社交網路的興起而發生了重大變化。中國公民社會的意見領袖：公共知識份子集體登臺亮相。中國的公共知識份子群體，接近葛蘭西的“有機知識份子”的概念，有了他們的參與，中國的公民社會與社會運動，發生了巨大的變革。

公共知識份子的概念在中國大陸出現很早，卻因為微博的出現真正深入人心。微博上被數萬、數十萬、甚至數百萬粉絲關注的博主，不僅僅是影視體育明星，更有公共知識份子。他們有意識地關注中國問題、發表觀點、引導社會認知、教育大眾、有時候還親身實踐。

公共知識份子主導的社會運動，關注更廣泛的社會人群，因而更具有聯繫整個社會的力量。從2009年開始，關心幫助塵肺病人、幫助被拐賣兒童回家、免費午餐行動、外來務工人員子弟當地入學權利、大地震的民間救援等等，短短三四年間，全國規模的社會救助活動開展得有聲有色。尤其在蘆山地震的救援中，民間救援與政府救援幾乎平分秋色，成為國家救援的重要補充力量。

公共知識份子與其粉絲組成的虛擬的社會組織，令政府不安。因此，最近出現的極左派（又稱毛派）對公共知識份子群體的攻擊，其背後的原因就更加耐人尋味。極左派也借助微博平臺與公共知識份子展開辯論，互有攻守。雙方有時還劍拔弩張，相約線下打架。加上政府培訓網路評論員（又稱“五毛黨”），線上上平衡/去除極端言論，替政府多做正面宣傳。社交網路立即成為眾聲喧嘩的“觀點的自由市場”。

好在，線上再沒有強制宣傳，再沒有官方聲音，再沒有事先審查。即便是五毛黨，也要放下身段，以理服人。一個虛擬的公共空間，就這樣不經意而誕生。有了公共知識份子的參與，有了無形的網上公共空間，中國公民社會雖然步履維艱，但似乎仍有未來。

結語

霍爾在《公民社會》中提到了公民社會的五個敵人，即專制主義、道德政治化、特殊形式的愛國主義（民粹主義）、集體主義意識形態和本質主義的文化理想。對照當下中國可見，這裡不是成長公民社會最好的土壤。然而，大風起於青萍之末，發端即使弱小，即使年幼，也未可預料其未來的成長。畢竟，被喚醒的人們，已經開始想辦法從鐵屋子裡走出去。

編者註:
在台灣較少人知道的資中筠女士是一位受人尊敬的知識分子，被尊稱為資先生。她是國際政治與美國政治的專家，並曾做過毛澤東與周恩來的非專職翻譯。其主張思想自由，並對於時政敢言批評。
主要學術著作有《追根溯源：戰後美國對華政策的緣起與發展，1945-1950》、《戰後美國外交史：從杜魯門到列根》、《冷眼向洋：百年沉浮啟示錄》(主編四卷系列，並撰寫其中《二十世紀的美國》) 、《財富的歸縮》等，以及多篇學術論文。學術著作外，出版多種隨筆雜文，最新出版《資中筠自選集》共五卷—《感時憂世》、《士人風骨》、《坐觀天下》、《不盡之思》、《閒情記美》。
去年在香港出版《思想不能用錢買》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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