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在談及與香港的不同時，「澳門冇統試，學生壓力冇咁大」往往是澳門人最常舉的特徵之一。當然，那時候，是否該有公開考試對這個小城而言尚是個遙不可及的議題。不過，隨著社會發展，近幾年澳門社會開始出現了一些躁動和不耐，覺得這座人均生產總值已經超越香港的城市，必須要對全澳學生有一個公開而統一的考核。
然而，別說統考，澳門四百年來根本就未曾出現過適用於整個社會的考試制度，教育界總是呈現出一片「放牛吃草」的無政府局面。當局毫不理會學校篩選學生的機制，而學校亦不干涉（和支援）學生畢業後報讀各地大學、參加不同地區入學試的過程。這種考試體制發展的「滯後」，以澳門作為亞洲最早擁有西式教育制度的地區而言，非常令人吃驚和失望，也加深了我們對葡萄牙殖民政府不思進取、無所作為的印象。不過，這背後的歷史因素，其實更為複雜。
這必須得從澳門開埠之初說起。當時，赴華傳教的天主教修會把歐洲相對成熟的教育和慈善體制複製到澳門來，以培養出精通、科技和哲學的本土傳教士。相對地，澳門政府那時還只不過是由總督、幾個富有的貴族和善戰的士兵組成的粗陋架構，這種發育不良的機構根本毋須，也無法控制只向歐洲總部效忠，財雄勢大的修會學校。
到了民國時代，情況就更加複雜。天主教修會擁有出產大量公務員和社會名流、中葡學生混合的菁英學校，以及針對窮苦家庭為救濟和傳教目標的慈善學校。於是天主教學校猶如牢牢抓緊整個澳門島的一棵大榕樹，往下紮根基層，往上則延伸出整個布爾喬亞階級。同一時間，此一時期又見證著挾著英美新勢力入主的新教學校，和因為戰爭而南逃的中國學校。後者向廣州市政府註冊，剛開始時純粹以作客的身份留在澳門。最後，在一次因葡萄牙警察阻止親共學校建校工程而引發的大暴動後，所謂的「紅底」(指支持中共的)學校徹底取代了親國民黨的學校，這些學校對葡萄牙充滿著不信任感－如果不是徹頭徹尾的憎恨的話。他們雖然比修會學校貧窮，但同樣不受在暴動後已淪為「跛腳鴨」的澳葡政府節制。
這種由各有海外效忠對象的私立學校主宰的，萬花筒般的教育環境，一直延續到現代，使回歸前後的廿年間當局任何由上而下的統一改革和規範舉步為艱，只能放任學校採用自己喜歡的學制和教科書，並各自提供自己的中小學入學試，每間學校儼然成為一個封閉的獨立王國。一位小六畢業生一旦進入某間中學，之後的六年都只須應付該中學的規定和考試，他用的教材、老師、他是否需要留級，或甚至被趕出學校等－換言之就是他之後六年的命運，全由他就讀的學校一手主宰。
若我們把統考看成是教育秩序的指標，那透過檢視統考在澳門「缺席」為學生所帶來的痛苦，應能進一步瞭解教育秩序混亂的惡果。缺乏統考制度至少在兩方面做成了學生極大的痛苦：首先是海內外大學接受澳門學生申請入學時，澳門本身根本沒法提供任何可供參考的統一成績指標，這些大學因此只能各自為澳門學生提供自己的入學試。於是，相比香港的中學畢業生，只需專心準備同一個公開考試，且這個公開考試的成績既可以同時供申請本地和外地大學之用，澳門畢業生卻發現自己必須在一年之內同時應付台灣、內地、英國和澳門本地大學、五花八門的大學入學試，且內容往往天差地別，令學生的畢業年在兵荒馬亂和極端的恐懼中渡過。有時候，某些入學試的考試內容則是學生在整個學習生涯中根本未觸碰過的，例如台灣的入學試包括難度頗高的中國史題目，但不少學校從高中起就沒有歷史課。
此外，由於沒有統一的教學與考試標準，教育部門和家長極難監督學校的教育品質。特別是近幾年來多座大型賭場落成，吸收了大量勞動力，學校往往有人手不足，而被迫降低招聘要求的情況。不少教育工作者因此都有師資一代不如一代的慨嘆，而存心在學校混口飯吃的劣質老師，卻往往能透過調低測驗難度來拉高學生的分數，以掩飾自己的無能；又或是透過操縱測驗分數，來恐嚇那些對教學內容有異議的學生。若說學校是獨立王國，教師則成了自己課室上的土皇帝。
此種情況下，也就難怪近年不斷有要求設立統一考試的呼聲了。政府在這幾年來已先後針對學制、課程內容、老師的工作時數及每班學生的人數等作出規範，更在幾年前成功迫使五年制的英文中學改為標準的六年制，顯示了在回歸後強勢的澳門政府希望加強學校管理，且它的統治機器的確逐漸擁有這樣的能力。然而，不少學校對當局的規定仍然陽奉陰違，各自死守著自己的教學傳統。有意見認為，若統一考試能夠實行，將有力地驅使各校自發地調整教學質素，不同學校的教學內容亦將趨向統一。
然而，社會對統一考試，事實上仍有強烈的疑慮。
澳門學聯去年的一項調查就顯示，五成二的學生不贊成統考制度，其中擔心統考會增加學生負擔和學業壓力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不過，調查亦發現高中畢業生以壓倒性的比率支持統考，這顯示缺乏統考令畢業生無所適從，可能反而增加了他們在畢業年的壓力。此外，在沒有統考的情況下，各校爭相提升自己的考試難度，每年淘汰出大批的學生，以顯示自己是對學生品質要求嚴格的「名校」。凡此種種，皆令我們質疑沒有統考是否就代表著較輕的學習壓力。
反而真正令人憂慮的，也許是香港國民教育爭議所揭示的，統考可能淪為「洗腦」工具。統考使政府部門成為知識的最終仲裁者，那怕是再有風骨的學校，為了學生的前途著想，到時都必須將政府的立場灌輸到學生的腦海裡，而這些立場幾乎不可避免地帶有偏坦建制的政治成份在內，特別是在博雅、國情及公民教育領域之中就更是如此。傅柯提醒我們注意，考試作為規訓的權力，往往比法律來得更有效。畢竟，以言入罪的惡法只會讓你不敢說自己相信的事實，考試卻讓你必須反覆說著一些你不相信的事情，而且還要努力競爭著如何比別人說得更好，說得更有理有據，直到你自己也相信為止。
其實，對於澳門教育界的多元面貌，我個人是始終感到慶幸的。唸中學的時候，班上有老師跟我們提到六四事件，但亦有老師滿臉驕傲地花好幾堂時間大談鄧小平的豐功偉績的。後來我赴台灣留學時，雖然深感自己的知識學得不夠台灣學生紮實，但在批判中學時代的各種刻板觀念方面，卻總顯得更得心應手。拜沒有統考下的無政府狀態之賜，澳門學生從小就深深感受到教師、學校的侷限性，以及不同知識體系之間的矛盾，在批判他們時，似乎往往能快人一步。
澳門教育改革正站在一個十字路口上，統考有利有弊，未集思廣益之前難下判斷。不過，重要的是改革者應務實分析統考對澳門的利與弊，切勿只懷抱著「人有我有」的心態，一廂情願地把統考看成是某種進步文明的象徵，而忽略了澳門教育傳統中自有其可貴的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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