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亞洲新情情勢看兩岸的挑戰與機會 - 魏啟林/台灣大學商學研究所教授 (台灣) - 主題論壇

從亞洲新情情勢看兩岸的挑戰與機會

魏啟林/台灣大學商學研究所教授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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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諺云：「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佛家說：「因緣具足、開花結果」。台灣近十五年來，所面對的情勢變化、挑戰與機會；回首來時路，恰可用這16字箴言，暫作一個總結。

順著時序的縱向，台灣所面臨的情勢變化，約略可區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應從90年代兩岸開始「融冰」談起，時任經濟部長、經建會主委，乃至入主行政院組閣，成為閣揆的蕭萬長，為搭建中國大陸經濟崛起後，與國際接軌跳板，兼具發揮台灣優勢的平台，而在當時的財經兩岸政策上，曾經規劃出一個「亞太營運中心」的重大計劃。

15年前，蕭內閣主導的「亞太營運中心」計劃，是想透過兩岸必須有更深一層交流的認知，為讓台灣發展成，在中國大陸經濟崛起以後，與歐美市場之間，一個整合的平台，當時也具體而微地規劃出製造、海運、空運、金融、電信、媒體等六大營運中心，甚至於積極的思考過，可以階段性地設立境外特區，來因應兩岸特殊的需要；這樣的願景，在當時可謂萬事俱備、只欠「三通」，躍躍欲試的規劃中。

但事與願違，「兩國論」之後所發生的96年飛彈危機，台灣在政治上的政策，突然之間又轉變成「戒急用忍」，三通談判戛然而止。當然，在兩岸三通無法談下去之下，三通時程遙遙無期，整個亞太營運中心有一半地區無法通達，加上政策的改弦易轍，因此，這個蕭內閣曾經努力過的財經兩岸政策，就一直處於「環境不成熟」，而被束之高閣。

第二個階段，則是1997年7月起，由泰國肇始的亞洲金融風暴。事實上，這也是台灣在戒急用忍之後，另一個新情勢的來臨與挑戰，當時台灣的蕭萬長內閣因應政策算是成功的，其政策的主軸一言以蔽之，就是先穩定金融再說；以當時整個亞洲大部分的幣值幾乎減掉一半，人民財富大幅縮水，台灣只受到輕微的衝擊，因而甚受各方稱道。不過，也因為這項穩定措施，而埋下日後必須進行金融改革的種因，因為當時整個產業的負擔，包括紓困、穩定股市、金融等等籌碼，全由金融業來吸收。

距此10年後的2008年，又發生了一個國際性的金融海嘯，從美國華爾街開始，金融業、國際基金等相繼崩潰，席捲全球無一倖免，整個金融市場大幅萎縮，全球市場重新洗牌，從這時起，新的環境出又現了，同時，也醞釀出第三個階段。

新環境出現的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居世界經濟板塊最大的美國，為了解決其次級房屋信貸危機，唯恐遭遇第二次金融海嘯，而一直將其貨幣政策，用很寬鬆的方式處理，其聯邦基金的利率，竟從原來的5.25%掉到0.25%，美國政府旋即採取「經濟穩定緊急法案」等振興經濟，與解救金融機構等諸多方案，如此空前大手筆，總計約花了二兆美元，因而造成整個量化的貨幣寬鬆政策，導致資金充斥於國際間，由於全球化的關係，遂形成熱錢四處游竄。

從2009年底，到今（2010）年上半年，又發生一個歐洲主權債券危機，游走的熱錢為了避開這些債務壓力大的歐洲國家，整個資金就湧向了新興市場國家，畢竟，這些國家的政府債券是最安全的，因此，國際熱錢大概都流向亞洲，感受到一股沛然莫之能禦的現象。在這理必須順帶約略探討到，最近亞洲匯市被炒得沸沸揚揚的一些個人觀察。

日前台灣央行宣佈，升息0.125個百分點，央行為了「打房」，祭出這一記升息之計，卻形成匯市、股市兩頭熱，後來為了穩住雙市，防止熱錢覬覦股市、炒作匯市，還忙著坐鎮匯市、約見外資。其實，央行的這個舉動只可以「可愛」視之，因為，央行打房所依據的主計處統計資料，是有點問題的，台灣的貧富懸殊應該不如統計上，想像中的那麼嚴重。

按主計處所統計，它是比較1990、95、2000、2005年等每5年之家戶所得，再以最高所得與最低所得的各20%，來進行差距分析，但事實上，這20年來，台灣家庭戶數結構已經改變，每個家庭人口數，已從過去的平均4.2人，修正為1.9人，小家庭一直出現，使得早年最窮的平均年齡是40幾歲，現在變成60幾歲，這裡就出現玄機了，老年人雖然沒有收入，但並不表示沒有儲蓄，這樣的家戶結構卻仍然以薪資收入，作為統計依據，必然會與事實有所出入。

然而，台北市的房地產價格，的確是處於「飆升」的狀態，政府在政治上著實也難交代，所以央行就「可愛」地想出升息半碼一招，欲加入遏止，這時，急著等待人民幣升值的全世界游資，正苦於找出路，台灣宣佈升息正好讓熱錢流進來。所以說，台灣央行為了不讓台幣升值，就只好拼命發行台幣吸收美元，同時，這些游資一多，資金氾濫，反而支撐了房地產，需求增加而投資供給有限，結果更加助長房地產的看跌不跌，鄰近的韓國也有類似問題。其實，癥結都在供需問題上。

再看人民幣的問題，在中國與美國之間，貿易逆差日趨擴大下，美國一方面採取貨幣寬鬆量化，一方面要提升其國內產業競爭力，所以一直認為人民幣低估，美方估計中國每個月從美國市場所獲得的盈餘約有200億美元，而中國目前的外匯存底已經高達三兆五千億美元，因此認為中國產品輸出美國，等同於將「失業」輸出給美國。但美國自己不敢升息，因為升息後美元就會上升，造成人民幣更低，這就是美國一直軟硬兼施、道德勸說，要求中共當局將人民幣大幅升值的主要原因。

面對美方的壓力，中國方面的經濟學者有兩派不同意見，一派比較自由經濟主義的學者認為，如果真如中共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美國演說中所稱，人民幣一旦大幅升值，大陸很多產品將無利可圖，那就表示說，這些產業能夠生存，是全中國人民在補貼他們，因為人民幣不升值，造就了這些產品得以便宜出口，而美國得了便宜還賣乖，故而要求升值以落實照顧全民福祉。

而另一派經濟學者則不這樣想，他們認為國情不同，中國不像美國或台灣，中產階級很多，尤其中國經濟體系不同，各地「經濟氣溫」不一樣，如果人民幣大幅升值，雖然解決了沿海地帶的通貨膨脹問題，卻會讓內陸地區雪上加霜，更加沒人願意前往投資了，據以建議採取穩定漸進的舉措。

溫家寶總理顯然接受了後者一派意見，在金融海嘯發生之後，他就宣佈人民幣釘住美元，直到今年6月以後，又宣佈匯率改革，採取浮動匯率政策，當時溫總理曾說，人民幣再升值3%差不多，而今年9月最後的兩個星期，人民幣曾有快速的升值，前後總計升值了約1.8%，所以各方預期，人民幣很快地還會有大約1.2%的升值空間。

就在這一波金融海嘯餘波盪漾之間，兩岸關係峰迴路轉，在重啟協商大門之後，實現了三通、擴大了交流，尤其是兩岸簽署了ECFA，對台灣而言，是在WTO架構下，一種避開香港模式（CEPA），也避開FTA（半官方組織）模式的一種折中模式，但是，在此架構之下，只要是列入「清單」上的產業，台灣與大陸，就等同於自由貿易的共同市場，這對於台灣而言，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意義，那就是，15年前，台灣所規劃的亞太營運中心，當年被迫中途停擺，所留下遺憾的環境障礙關鍵因素，如今卻逐一迎刃而解！

除了簽署ECFA之外，台灣在今年初通過產業創新條例，很戲劇性地將台灣企業的營利事業所得稅，從25%降為17%，而大陸類似稅賦稱為公司稅，目前仍是25%，台商盈餘如要匯回台灣，則需再課10%，加總成為32.5%，這就是「鮭魚返鄉」，台商出現回流的重要因素；再加上，去（2009）年1月23日，台灣將遺產稅與贈與稅從50%降到10%，讓許多富商巨賈不必再將資產移到香港，或者成為紙上虛擬公司遠走海外避稅天堂，這些優惠措施，更強化了台灣作為亞太營運中心的競爭條件。

因此，兩岸簽署ECFA後，加上兩岸直航班次大幅增加，台灣的亞太營運平台已隱然成型，如果台灣能夠再予適度開放，兩岸人民持續交流，台灣不但可以讓台商回流、迎向世界；外商可將台灣當作進入中國的跳板，台灣同時也是陸商國際化之前，亞太化的中繼站，用一句大陸朋友的話講，這正是台灣難得一見的「機遇」。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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