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南台灣的一個小鎮。
對童年的我而言，高雄就是世界的盡頭，而大貝湖也是我童年夢境的最邊緣景象。
後來我們舉家搬到台北，日後還出國唸書工作，在這段過程中高雄依然扮演著那個顯得遙遠也模糊的英雄城市角色。只是我越來越清楚她並不是世界的盡頭，當初夢境的邊緣，原來也只是一張待啟的簾幕，揭開後一個接一個更華麗的夢接踵飛撲而來，最初衷情的幻夢情景，原來只是主戲前的序曲，是漏看了也不遺憾的那種故事，甚且還在不覺間早已退離出我的記憶戲碼行列了。
我因此有很長一段時光，不知當如何來面對這個我童年英雄般的城市。當歌頌嗎？追憶嗎？或是批判（如面對老醜家人一樣羞恥著與自己相干的矛盾心情）呢？
非常的混亂。
九○年代初期，我由美國回到台灣，因為參與在墾丁國家海洋生物館的設計工作，而又再度住居在高雄城市。那時候高雄正期待興建中的好幾棟摩天高樓，我在當時日日住居的旅館，可以望見正在向上攀爬中的鋼骨結構體，以及巨大構造體後灰濛濛污染嚴重的天空。
也許，那時我剛返自天空晴麗無塵的鳳凰城，對太陽整日形貌總看不分明的高雄大環境，的確生出了一種失望的哀傷感覺。
但一心想追趕上西方工業國家，想成為國際大都市般高雄的心情，我是完完全全能夠明白的。那種心情是像此刻衣履門面深怕會絲毫不如人的上海、像因蓋出世界第一高樓而自己洋洋得意著的吉隆坡、像其他許許多多前仆後繼的亞洲城市一樣的，在整個二十世紀的都市發展過程中，如何鄙視著自己原來的模樣，如何虛榮的巴不得能長得像紐約巴黎柏林一個樣。
因為被科技羞辱過的亞洲國家，都以為現代科技是板回顏面的唯一路途，以為套用西方都市以科技與資本利益為思考點的發展模式，就是自己的救贖之道。即使科技上先進如日本東京，也一樣令她的市民產生出不安的矛盾感覺（明明不是很滿意自己的城市，卻因她好像正走往未來紐約模樣的康莊坦途，而暫時忍耐著也不敢批評）。
曾參與2000年威尼斯建築雙年展，以「寵物建築」議題受矚目的日本新世代建築師塚本由晴，提到在他由法國遊學返回東京時，對自己發出了這樣矛盾猶豫的問話，他說比諸巴黎：「東京究竟是怎樣的一個城市呢？竟能允許這樣許多不可思議的建物出現。我們已經有著和歐洲人一樣的科技了，為何竟不能產生出和他們完全相同的城市來呢？」
他詫異著組成東京的大多數建築（不是那些美術館、企業總部、商業中心、市政府大樓，而是真實存在佔九成的一般平凡建築），竟然都長出幾乎是「無恥」的樣貌，他對著這樣完全「不巴黎」，而因此顯得滿目瘡痍的東京，有著不知如何是好的無力感。
我當初也有著如同塚本由晴一般的詫異與無力感覺。
然而意識到自己的城市終將無法成為巴黎的塚本由晴，卻也因此不得不開始真實面對自己的城市。
「東京的建築究竟是什麼呢？」他問著自己。
之後他花了幾年工夫，穿走東京的大街小巷，以探討當科技已不是問題了，東京的建築為何還是「不如」巴黎的建築呢？他日後出版的書《東京製造》中，塚本提出了以「混血建築」為思考點的觀察心得。
塚本說東京的建築是混血的建築。
這樣的混血是一種使用性上的混血（例如樓上補習班樓下麵攤，隔壁則是高級公寓），而非西方使用分區嚴明的住商不交混；是一種構築上的混血（鋼筋混泥土的主構造上，可以添加鋼骨或木構造的臨時附屬建築），並不堅持維持構造方式在外型上的統一角色；再來就是美學上的混血（菁英美學／個人使用美學／西方古典現代／東方古典語彙都可以同爐並冶），並沒有統一的外在美學作規範。
高雄的建築似乎也具有一樣的混血個性（這種混血常常不是自覺與自願的，尤其常是伴隨著政治或文化的被殖民，因無絕對的一元價值觀所掌控而生），使用上更顯紛雜，構築上也更自由（如屋頂違建、陽台鐵窗的加建），美學上更是無政府的百花爭鳴。
塚本認為這樣的建築，才真實的反映出東京社會的真正混血面貌。
也因為此樣的現實性，使建築必須藉自體與異體價值不斷的混血過程，來適應改變中現代都市多元的需求與價值觀，像一隻為了生存，不得不持續扭曲自己形貌的巨大變形蟲。
然而混血的建築與變形蟲般的城市，究竟是好或不好呢？
整個現代都市文明的面貌，不僅多元而且朝夕變易，二十世紀西方城市所仰賴由上而下的都市計畫理念，已經發覺無力應對這樣的社會多元變化現象。外在的、規條化的、統一的都市與建築規範，反而成了都市在生存適應中的金箍軋，讓許多都市在面對真實情境時絆手絆腳甚至動彈不得。
近年來西方新一代的建築師，已不再全然以落後的觀點看待亞洲城市，反而會重新以全新目光，來觀察亞洲都市在二十世紀被殖民的過程中，所顯現的混血與變形蟲生存特質，藉以思考並反省西方城市在二十世紀的問題（例如使用分區的不符人性、都市核心因無機而衰亡、都市體系僵化無法因應都市快速變化等）。例如目前如日中天的荷蘭建築師Rem Koolhaas，就是勇於挑戰現存西方現代都市神話，並以亞洲城市作反思例子的西方先鋒之一。
也就是說，事實上許多在高雄我們嗤之以鼻的都市現象，像多元雜亂、任意生長使用、無固定秩序風格，正都是現在在東西方同被引來作都市再省思的議題。
那麼難道多元雜亂、任意生長使用、無固定秩序風格就是好的嗎？
當然不是。
年逾八旬的日本建築師蘆原義信，在1989年以英文出版了名為《隱藏的秩序》的書，提出極重要對亞洲城市本質再定義的新觀點。他對於何謂城市與建築的秩序（order）提出再思，尤其對亞洲城市的自我位置，有十分有趣的觀點，他也是以東京為例作說明：「東京給人的第一印象就是雜亂，整座城市給人的感覺是不統一，以及建築物的不協調，……建築物表現出來的是無秩序、沒有一致性、缺乏傳統的外表。」
他接續著又說：「但是，毋庸置疑的是，東京在功能上成功的成為了一座有效率、勤勞、有秩序的都市。……這種特質是一種生存競爭的能力、適應的能力，以及某種曖昧弔詭的特質，渺小與巨大的共存、隱藏與外露的共生等等，這些是在西方秩序中找不到的東西。」
蘆原提出了東京（也是亞洲都市）以內在需求為其秩序準則，而非西方強調的視覺與機能使用的外在秩序控制。他也相信這差異乃是源自東西方文化，在追求內在性與外在性上本就有其本質的差異。蘆原認為東方的城市並非無秩序，只是無西方式的外顯式都市秩序，事實上還是有著其獨特「隱藏的秩序」在操控著。
高雄作為一個奮力想擠入世界一流行列的城市，恐怕必須理解到，沒有先對自身「隱藏的秩序」何在作出了解後，才對他者的秩序模仿，是不可能真正從中得益的。目前高雄猶具有的建築混血性、與都市變形蟲特質，可能都是她的力量所在，也是她出發面對世界可憑藉的特質；而像之前沒有意識的盲目蓋摩天大樓，不切實際空大口號的提出，除了滿足短暫的虛榮外，對市民的真正生活與城市的真實形貌，反而是毫無裨益的。
作為一個已經具有有機性格的城市，高雄應當是更發展其有機性，而非阻礙它。而政府系統也當一樣要追求並配合這種有機性格，放棄易僵化的一元中央系統，採取分散式的有機細胞架構（允許不斷的死亡以利不斷的再生），設法結合社會現存的各樣通路（便利超商、寬頻網路、有線電視、快遞宅急配等），使政府的功能能真正及時觸及需要的對象，讓城市回歸到本是為市民需求所建造的基本觀念來，讓虛榮的歸虛榮、讓真實的得以真實出現來。
對於高雄終究該成為怎樣的一個城市，我仍然有些迷惘與混亂。但面對這個我童時英雄般的城市，我已不再有過去曖昧羞恥的感覺（如同蘆原與塚本的不再以東京為恥），我很清楚高雄並非天堂，但也不是地獄，像任何其他的城市一樣，都各自浮沈在自身處境的天堂與地獄之間，並不用企望他人的天堂，也不當鄙夷他人的地獄，而是當認知自己真正的人間何在，並以真正愛的態度，去尋找自己唯一的天堂所在。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