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七月，我連續在南京、杭州和北京以“你的XX（城市名），誰的香港”為主題做了三場講座。講座的主題初看似乎是在談論香港，其實我更想從我所熟悉的香港出發，去探究在城市意識不斷覺醒的今天，何為城市生活的真意？我們“在此城”的經驗又在何處？
我一直有一種很深切的感覺，居於城市中的我們，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和我們所生活的城市是脫節的。這種脫節的意思不是指物理空間上的離開都市，也不是指情感上和城市的一種疏離，而是指在行動層面，我們身邊的很多人，都沒有進入到愛護城市的行動場域中，通過實際的、一點一滴的行動去切實改變我們日常的生活軌跡，進而在量上積累到改變城市運行的邏輯軌跡。換句話說，作為城市人，絕大多數的我們，僅僅只是擁有熱愛城市的一份熱情，或者是留戀家園的一份親情，甚至從功利主義的角度出發，是在利用城市攫取資源、地位、利益，而唯獨缺少了“這是我的城市，我要參與它的規劃和決策”的決心和行動力在。如果沒有行動，我們又從何談起我們“在此城”；如果沒有行動，無論我們在言語上多麼讚美城市，“此城”依舊只是“他城”，不是“我城”。
從“他城”到“我城”，這一字的改換，中間卻有著巨大的鴻溝，但卻並非不可跨越。以香港為例。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香港都被人們稱作“浮城”，是“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方”。本土學者呂大樂曾將此形容為“淺薄的本土意識”：在前途未明的殖民地歲月裡，人們不願作多於五年的投資，這個移民社會不過是人們的暫居之地，大難臨頭各自飛。到了回歸之前的整個80年代到90年代，香港人對回歸更加感到恐懼和擔心，九七就是“大限”，香港就是一座《玻璃之城》（雖然張婉婷導演的這部電影的中心是講述黎明和舒淇的愛情故事）：玻璃從外觀上看是繁榮和璀璨的世界，但是當颶風襲來的時候，卻很容易破碎，那些繁榮在一瞬間就會煙消雲散，再也無法復原。這反應出當時香港人普遍的焦慮、迷茫、不知前途的心態。在這樣的心態之下，香港人紛紛選擇移民，香港只是一座“他城”。
但是2006年底的一場社會運動，卻徹底改變了這座城市。那一個月，港府為了建設中環新海濱，決定拆掉有一百多年歷史、承載了無數人集體記憶的天星碼頭。保衛碼頭的年輕人於是手挽著手，用身體擋在推土機前面，他們雖然不停地被員警阻撓、不停地被抬走，不停地被驅趕，卻一直堅守在碼頭前，為香港的庶民歷史和公共空間而吶喊、流淚、流汗。他們的行動深刻喚醒了香港普通民眾對本土文化的珍視，對回歸城市空間的訴求。這之後，愈來愈多香港的年輕人深入到城市的角落裡，努力挖掘城市所賦予的身份意識、本土情懷，以對抗單極的地產主義和中環價值。從天星碼頭起，這之後的皇后碼頭保衛運動、反高鐵運動、反國教運動、佔領中環運動，我們看見香港人主動要求參與決策社會事物的決心，並樹立出自主和承擔的立場。這些在行動力度上點點滴滴的積累，不僅展示出香港民間社會強大的抗爭力量，也照射出現時一代香港人對本土社會發展的一種希冀：這是“我們的時間、我們的地方”，是“我城”。
當香港人開始對本土元素越來越珍視和重視，香港年輕的一代，無論是身處何領域，更願意投入到社會議題當中，並透過自己的專業領域去推動社會做出改變的時候，反觀我們內地，同樣年紀的一代青年人，卻顯得過於溫文爾雅，過於小心謹慎，紛紛退縮在房子、票子、車子的現實洪流之中，只渴求城市中一份穩定的、體制化的生活。這個社會上有很多議題，但人們都已經習慣按部就班地去做一些事情，而不去關注社會上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這些議題跟我有直接的關係嗎？如果沒有直接的關係，為什麼我需要（主動或者被動地）參與其間，投入力量？喪鐘響起，又非為我而鳴。
他們只有當自身的利益受到侵害，比如炎熱的寢室裡不安裝空調時，才會選擇以對抗的姿態出現在大眾的視野裡，而所謂的對抗，充其量也只是通過從高樓摔熱水瓶以作為向校方宣洩不滿的途徑。但是當牽涉到更加宏大的社會議題時，內地這一代年輕人是集體缺位和失聲的，對於想改變社會的決心和力度，都被狹隘的經濟至上主義和犬儒主義所掩蓋。他們在行動領域缺乏擔當，缺乏對於社會以及自身的反思。換句話說，他們專注於自身的利益得失，更加功利，對政治冷感，對行動漠視。
我無意在此去深入剖析為什麼在今天，內地年輕人愈發喪失改變社會的意願，成為行動的矮子？那將會是另一篇很長的論述，對於政治體制的反思，對於內地教育制度的批評會躍然於紙上。我們的政治框架接納不了新青年們抗爭的行動空間，我們的社會容不下過於野心龐大的教育目標，我們的城市擴張強調高速和排斥一切，以至於人人都被捲入到“發展”的大口號之中。整個社會所追逐的，是現實主義的行為邏輯。理想和改變呢？那只是格格不入的遙遠的詞彙，只能從緬懷上世紀八十年代的記憶深處去找回點滴的殘影。
我很憂心，內地這一代人在歷史的進程中會不會失位。當他們喊出“我要爭空調”的時候，要知道，香港同時代的年輕人們正站立在街頭，迸發出“我要爭普選”的“我城”最強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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