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2003年春天“非典”高峰時期來到北京的。至今依然記得從北京首都機場第二航站樓（那時還沒有第三航站樓）走出來，北京的土地與天空給我留下的第一印象就是沙塵暴，我人生中第一次看到黃色的空氣。在日本長大的18年期間，我基本沒有去流覽關於當代中國的新聞或資訊，“黃色沙塵暴”給我的衝擊力就變得更加地活生生。那是我與後來成為第二個故鄉的北京之間的第一次接觸。
 “非典”迫使許多當地人隔離在屋子裡，也迫使許多外國人撤離北京。記得，我剛來北京的時候，籠罩新聞輿論的兩大新聞，一個是“非典”，另一個是伊拉克戰爭。以“一句中文都不會”的狀態來到北京的我，遭遇身邊發生的突發事件之後也保持相對的冷靜，決定“那集中精力與時間學習漢語吧”。
    談到“學習漢語”，整個過程充滿曲折，卻是格外充實的。
    除了查詞典，練習發音，讀報紙，聽廣播等以外，我每天走到北大西門外的胡同裡找賣東西的中年阿姨聊天。當時在18歲的“伊豆少年”看來（我是日本伊豆半島出生，諾貝爾文學獎獲獎者川端康成曾寫過《伊豆的舞娘》），那些阿姨是基本沒什麼事情可幹，除了簡單應付客人的消費行為之外，就是跟鄰居聊天，打發時間。
   剛開始覺得很奇怪，在日本，不管是城市裡的還是農村的，高收入的還是低收入的，人們都顯得很忙碌，沒有太多時間與精力享受聊天本身，何況打發時間。但在眼前的阿姨們卻毫無猶豫地接受“沒什麼事可幹”的生活方式，輕鬆而愉快，她們應該是一輩子都這樣過去的。
   後來，我學到了一個詞彙叫“閒人”，也發現除了北大西門為外的胡同裡，中國到處都有以“有工作，但沒什麼可忙的；有最起碼的經濟基礎，不為人生而操心的；沒有什麼目標或野心，輕鬆愉快過一輩子的”為特徵的“閒人”在中國全國各地無處不在，無時不有。那麼，隨著自己對時事評論的參與日益深化，從“中國政治學”的角度慢慢產生，“這些閒人對中國社會的穩定，未來的發展起到獨特的戰略作用，不容忽視”的觀點。這也是我至今觀察中國政治的視角之一。
    我每天從北大外國留學生宿舍“勺園”出發，走過著名的北大西門，到胡同裡的小賣部跟那些阿姨們聊天。實話實說，沒有錢的我是別有用心的，就是利用阿姨們沒事幹，顯得有些無聊，想找新鮮事物的狀況，有意勾引，使得她們無意中對我產生好奇心。剛認識的時候，她們對我表現得有些抵觸，畢竟是外國人嘛，中文也不怎麼會，有一次（如果我沒有聽錯的話），其中一個賣冰棍兒的阿姨感歎說，“都買完東西了，這個小夥子怎麼還不走呢？”
    我的目的當然不是買冰棍兒，而是找會話的對象，提高漢語水準，但儘量自然地表現出“交朋友”的欲望。有一次，我從包裡拿出紙和筆，用漢字把我要表達的意思寫下來。她們動不動就表示一種興趣，說（如果我沒有聽錯的話）“這個小夥子不會說中文，但怎麼會寫漢字呢！？”
   我想，她們應該不知道日本人平時使用的語言結構裡面漢字占了很重要的組成部分。不過，也好，這樣能夠進一步拉近我與她們之間心理上的距離。
    接下來的交流是愉快的。我每天過去，在北京阿姨們自由自在生活的胡同裡度過白天的時光。我把每天的“聊天目標”設定為8個小時，不管有沒有話題（經常遇到“沒什麼事可聊”的困境），身體有多疲倦，對方多不耐煩，我都堅持聊天。   每天，每一天…
    我的中文是在那裡學的。那裡才是我的語言學校。
    開始學習中文過了2年左右，我開始在中國媒體寫文章，做評論。內容往往涉及到日中關係和中国政治这两个使得中国当局最为敏感，紧张的话题。眾所周知，中國政府對意見市場採取這樣那樣的管制，作為一名外國人，更是日本人，在“這個不能說，那個不能碰”的言論環境下謀生，發展是帶有一定程度的困難的，尤其是日本與中國之間的政治關係陷入僵硬的時候。
   不過，在“大時代”面前，每一次感到困難的時候，感到壓力的時候，感到無奈的時候，我都回想18歲自己什麼也不是的時候自己在北大西門外的胡同跟沒事幹的阿姨們聊天的時光。不知為什麼，這一回憶給我注入信心，使我放鬆，有決心面對中國這一不確定的巨龍。
   如今，北京成功舉辦了奧運會，進入“後奧運”的時代。
   城市改觀了，交通發達了，網路普及了，富人增加了，窮人醒來了，汽車氾濫了，大廈鼎立了，環境污染了，就業困難了，腐敗嚴重了。
   我無法判斷北京是順著時代走，還是逆著時代走。這個問題只能讓歷史去加以審判。
   不過，深信，對我來說，一成不變，永遠不朽的記憶只有一個，它才是北京這座東方的新天地曾經給過我的最美好的時光。
   只要它在，我會回來。
   此時，此刻，此身。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