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視臺灣大兵洪仲丘之死 ─論臺灣政治文化之憂─ - 張競/國防大學解放軍研究所教授(台灣) - 主題論壇

省視臺灣大兵洪仲丘之死
─論臺灣政治文化之憂─

張競/國防大學解放軍研究所教授(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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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兩個月臺灣社會面對陸軍下士洪仲丘案，引起公民集會表達抗議與改革理念，立法院亦以回應民意為由，迅速通過軍事審判法修正案。但隨著洪案偵辦審理移交司法機關，未來能否符合訴求人士所抱持之初衷，都還待事態發展證明。吾人實應藉此反省臺灣社會經過民主改革洗禮，當面對洪案時，社會群眾所顯現之訴求，可否支持未來民主機制健全發展；其所展示之政治文化，對於未來兩岸關係發展，又會產生如何之衝擊與影響？此皆具有再作探求討論之空間。
面對任何社會爭議，吾人首應審視其為制度設計之不當，抑或是人為執行之偏差。洪案不幸事件之緣由，在於主事者執意將其送交悔過處份之決心；但悔過與禁閉此等軍紀再教育機制，其立意在於教誨與警惕，幫助入營服役戰士順利完成役期，而非報復或懲罰。司法矯正之監所，其早經多年演化，使其服刑過程從遵從報復主義之思維，轉經懲罰主義而終至感化主義，使服刑者得以重新作人回歸社會。假若監所矯正都是如此，軍紀再教育怎可喪失原本感化約束初衷，而成為主事者一逞其快之手段？
就目前看來，確實在執行程序上是有所爭議，致使受到社會評議，亦面對司法調查，未來必有適當論定。但話說回來，此等軍紀再教育機制若曾產生過具體效能，使戰士能夠悔過向善，順利完成役期，就不應因個案失當將其廢止；而應加強防弊機制，避免再因執行失誤肇生悲劇，而非因噎廢食，將個案執行失當，轉嫁成為整個體制無能。其實針對體制下手，未見得就能真正解決問題根源。
從以洪案為由，要求修訂軍事審判法來看，更可以看到「制度決定論」謬論之陰影。政治過程係由政治實踐所體現，而政治實踐端賴政治體制與政治文化兩者匯集而成。換言之，孟子離婁所提「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就是要讓人知道，就算訂立再完善之遊戲規則，並不能保證整個過程運行無礙；同樣主事者本身之良善，亦非主政成事之保證。
多少年來，臺灣的民主歷程，經常有人以改革者自居，聲稱以往體制窒礙難行，因此不斷在修改體制，希望藉由修訂體制防弊杜患，確保未來能夠萬事無虞。但實際上仍不免是存有私心，希望藉由更動體制，使整個政治過程對其有利，使其能夠藉由體制掌握權力獲得上風。
於是整個國家體制如同麵團般，每個人上臺掌政後，都要隨其主觀意願將其重新捏弄，而且還要堅持聲稱，昨皆為非今改為是，私心自用追求歷史名位昭然若揭。不論教育、司法、交通、文化、經濟、財稅、國防與外交體制、政策與方針都是如此，整個政局都因此無法恆常運作，其實論其弊源，就是在於「制度決定論」之謬論。
更可怕的是此等以改革者自居之人士，通常還會自以為其佔有道德上之高地，動不動指摘反對其意見者，扣上許多不堪之名號，以民粹威迫手法迫其就範。當改革者耳中聽不進他人異見，其實於獨夫無任何差別，但此亦為整體社會再啟悲情宿命之開端。
當政治文化未趨成熟，無法與政治體制配套時，不論再完備之規則都會遭人曲解。政治文化猶如土壤，而政治體制就是將有在此土壤上滋長之植物，兩者必須相互支持配合，才有可能開花結果。
當改革者堅持藉由更改體制來解決問題，而無視真正問題緣由在於執行者之偏私與窳劣時，體制本身就可能無端遭殃。此等改革者以其自命救世之熱情來衡量判斷世事，但卻忽略絕無可能建立完美體制，並藉此杜絕所有弊端之現實。對於社會缺乏配套條件，相關政治文化並不成熟，此等改革者都視而不見，最後或能遂其所願，獲得表面上之體制變革，但卻無法正本清源解決問題。
回顧天安門上要求民主年輕學子，北非中東群眾對阿拉伯之春民主運動寄以厚望，東歐民眾與企業面對震盪療法之無奈，其實歷史就是要讓吾人知道，歷史本身不會重演，但歷史上之悲劇與錯誤，卻不幸是人類社會中之常態。沒有適當的土壤，怎有可能讓強加之體制生根？
改革者總是以為自己最是聰明，開天闢地以來之前人，都無法窺破改革應行之路。但事實真是如此嗎？任何事物能夠奉行多年都有其理由，假若窒礙難行，怎可能維持如此之久？此等基本現實，往往都無法讓自命改革者駐足再作深思。
回頭審視立法院面對洪案所生社會壓力，以急促步調通過軍事審判法修法，要求若干類別罪行案件，立即由軍法單位移交司法機構；並要求在五個月內，將所有軍法審判活動終止，美其名為全面回歸司法，但卻留下戰時再啟動軍法審判機制之但書，其是否暴露出某種程度之理則盲點，此確實值得全民省思。
在整個過程，全國無疑顯現出對軍法審理公正性不信任之社會氛圍，又認為移交司法將可增進人權保障。此種不去從根本上檢討，確保軍法審理機制能夠確實維護司法正義，兼及保障人權，只求從權鋸箭便宜行事之策，其實是無法落實真正之司法保障人權理想。
對於軍法審理品質高低，人權保障程度，由於不具法學專業不敢率爾訾議。但若指控其無法保障人權，而必須移交司法機關，戰時再交還其審理，試問戰時人權就可輕忽嗎？人權本身並無假期，不論平時戰時應受同樣保障，假若軍法機構被認定平日無能明斷獄，那戰時怎可見青天？戰時因為戰爭需要，若干公民權利或可受到限制，但人權卻不能打任何折扣。
假如平時從根本上就否定軍法，認為其無法保障人權，那戰時又何能期待其能煞時脫胎換骨，維護司法正義與保障人權。難道又要在戰後，成立軍法冤案錯案調查委員會，再指控軍法機構戰時曾經濫用職權嗎？假若平日以保障人權為由否定軍法體制，戰時就不應再乞靈於軍法審理機制來明正典刑維繫綱常，而應由司法機關一以貫之，方能確實保障人權。
總而言之，因為個案而否定體制，其實並不公允，亦有理則之盲點。認為轉換體制就可改變結果獲得正義，其實亦未免太過樂觀。許多人篤信改名就可改運，殊不知能夠成就功業，條件必然繁多，假若改運之說可信，為何不見業者得以門庭若市大發橫財？假若臺灣還是如此濫情與理盲，總是認為遊戲規則不好，將永遠走不出「制度決定論」之心牢。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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