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士與被收容者之死 - 曹培鑫/中國傳媒大學傳播學副教授(大陸) - 主題論壇

下士與被收容者之死

曹培鑫/中國傳媒大學傳播學副教授(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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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仲丘在24歲時突然走到人生的盡頭，沒有預警，充滿偶然。而他的死亡在公共和私人領域中所引發的震動，卻註定會被寫入歷史。
醫生、記者、律師、政治家以及數以十萬計的民眾走上街頭，在《你敢有聽著咱的歌》聲裡，淩虐的施害者受到懲處，軍審法三日修法，民眾向不透明的權力舉起拳頭，臺灣最高行政首長也備受批評。公民1985行動聯盟所取得的成就令世界各方的公民運動的士氣為之振奮。
在洪案發生十年之前，2003年3月，湖北青年孫志剛在廣州被員警收容，三天之後死於收容所。法醫鑒定死亡原因為毆打致死。此事經《南方都市報》報導，舉國震驚。2003年6月，五日之內，在中國實行了41年的《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突然被廢止，取而代之的是《城市生活無著落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法學界將此惡法的廢除，歸因於孫志剛之死。當年，孫志剛也只有27歲。
海峽的兩岸，時隔十年，兩個年輕的生命隕落，同樣是被淩虐致死，也都推動法律的革新。是否應該務實地稱之為死亡的勝利？——我真心地如此希望，卻也真心地不相信！如果我們輕易地將這兩個死亡案件抽象為好萊塢的故事橋段，不僅會歪曲事件重要的意義，亦會對死亡本身有不切實際的評估。
人，死而平等嗎?
2010年，浙江樂清人錢雲會被工程車碾死。此前五年之內，擔任村主任工作的他不間斷地為被強行征地的農戶上訪，期間三次因此被投入看守所，被當地政府和開發商當成麻煩製造者。此事最終被當地公安局認定為交通事故結案，肇事司機僅因交通違規得到治安處罰。圍繞錢雲會死亡真相的小道消息與討論，彌漫網路卻也無果而終。他那張以腹著地，被擠壓在巨型車輪之下血泊之中的照片，最後成了無聲的抗議，亦或是強權者的恐嚇令，也無從蓋棺。
2013年洪案發生兩周之後，湖南郴州的瓜農鄧正加被當地城管以秤砣重擊頭部致死。案發後，當地公安部門竭力掩蓋真相，一方面搶屍滅證，另一方面與家屬談判火速下葬（89萬元的賠償費，“如果晚一天下葬，就少賠10萬”）。更有人盜用死者女兒微博帳號，發文稱“賠償滿意，感謝政府”。
錢雲會和鄧正加只是這個時代“非正常死亡者”的零星代表。非正常的死亡，正成為這個時代司空見慣的死法。他們身後是無數默默死去的冤魂，未能為自己的冤屈昭雪，未能推動立法改革，甚至未被知曉。
若要以結果論價值，顯然洪仲丘、孫志剛、錢雲會與鄧正加的死亡，意義不同。我相信在這些同胞故去的瞬間，也不能預料自己的死亡會引起怎樣的反響。人，死而平等嗎？支持與反對者都可在這一個個死亡案件中，找到論據。死亡的意義，除去偶然的因素，要看生者以怎樣的姿態應對之，也要看，我們面對怎樣的權力的高牆。
雞蛋與堅牆
成長於戰後衣食無憂的日本，村上春樹仍然寫下“雞蛋與堅牆”的比喻；生活在亞洲民主楷模的臺灣，洪仲丘依然慘遭淩虐致死；躲避在大英帝國首府厄瓜多爾大使館裡的阿桑奇更是搏命解密，披露看似文明妥帖的國際政治背後的利益與糾葛。這些都不斷向我們坐實，或堅硬、或鬆動、或高不可攀、或綽綽影影的權力高牆，嚴密地將我們圍起。
生活於不同時代、不同空間中的我們，面對不同的高牆，坐困愁城、無法逃避。孤立地看，情形令人絕望。洪下士不會想像以一己之力撼動軍審法修訂；孫志剛也不會料到，自己的死亡，避免了更多同胞被以法律的名義拘捕、毆打、殺害。然而後續發生的事件，似乎改變了前事發展的趨勢與方向。因為眾人的參與，轉瞬間有了變局。這眾人的參與的形式與表像不同：在臺灣，是紅衫軍、白衫軍輪番走上街頭，是許景淳說的：“我們全體公民睜眼盯著管定了”；在不能上街的大陸，則是挺、是圍觀、是轉發、是評論，其力量上下懸殊，自然可以想見。
人人都記得高牆倒塌瞬間的極致喜悅，卻鮮有人瞭解第一個沖向高牆者內心的極度恐懼：老大哥攝人心魄的聲音、呼嘯而來的坦克車隊、以及快遞上門的死亡威脅。村上說：若要在高聳的堅牆與以卵擊石的雞蛋之間作選擇，我永遠會選擇站在雞蛋那一邊。——這是理性的高貴，然而我們還需要作為第一個朝牆飛去的雞蛋的勇敢跟決心。
翻看洪案的記錄可見，數日之內，軍方和政界在與民眾的互動中，其立場與態度，發生戲劇化的逆轉，從漠視傲慢到檢討與配合司法調查似乎轉瞬間便發生。正如崔文華先生所述：權力看似強大，卻會在眾人不服從的時刻，瞬間消失。以此看來，看似堅固無比的高牆，也會在某個時刻如脆弱的蛋殼般突然破裂。
追究其中緣由，走上街頭的民眾當然是最重要的推動因素。不過我們也不難推定，一個言論自由、抗議自由的法律框架是這一切發生的前提。反觀大陸的法律與制度框架，缺少了對集會結社自由的保護，堅牆更高也更難以攀爬。
死亡與記憶
洪仲丘之死，令人唏噓的，不僅是他的花季年華，不僅是只有幾天便會完成兵役的功敗垂成，不僅是等他回去繼續讀的研究所和可能的遠大前程，還有可以想見的，此事對洪家人帶來的衝擊。
一個人的死亡，有時候會黯然隱匿於無知，有時候會出現在聚光燈下換來關注與關懷。總之，他者的死亡，鴻毛還是泰山、正寢抑或沙場，意義不同，我們可以評斷。可是，死亡會烙刻在親人的心裡，成為持久的記憶，而這種記憶甚至不必被時時表達，有時則是不被允許表達。
中國人說：人命關天。對父母兄弟姊妹的死亡的記憶更會經歷時光的磨礪，日久彌新。然而，私人化的記憶雖然持久，卻單薄而脆弱。記憶的力量，只有在心懷天下，四海之內皆兄弟的人群中，才會轉化為公共的記憶，成為斷牆的力量。這種記憶成了四十年之後，二二八受害者得到平反的動力；成了過去七十年裡，全球追剿納粹遺蹤的堅持；這種記憶，仍然活在未獲昭雪者親人的心裡，成為對一種可能的未來的美好期許。每年夏季，香港維多利亞公園裡的燭光晚會，便是一個將對青年亡靈的私人記憶過渡到公共記憶的莊嚴儀式。
筆者不得不在此處再次表達惋惜之情，因為上述種種，都不曾發生在自己立身的這片土地之上。
尊重生命，從尊重死亡開始
回望近七十年歷史，說中國是一個充滿冤死亡靈的國度，並不為過。大部分的冤屈死亡，都沒有機會得到公正的對待。甚至可以說，這些死亡的目的、程式、手段都是一筆糊塗賬。在“文化革命”結束前，一次次的政治運動，剔除人群中最有思想、最有特色的人，如同拔去花園中最絢麗的花朵；改革開放後，官商勾結的圈地運動、混亂執法的城管執勤、殺死的，是這個時代最脆弱的同胞和替他們奔走呼號者。
被毆打致死的孫志剛、被碾在工程車下的錢雲會、被秤砣擊殺的鄧正加，每一次死亡，都令人震驚。可是對待這些逝者，沒有公開的紀念、沒有節日、沒有儀式、沒有反思。因此，我們也未能真正阻止下一個類似的死亡。不能正視逝者，正是今日生命不被尊重的癥結所在。
過去這個七月發生在海峽對岸的事件，足以令生活在中國大陸的每一個人感到汗顏。公平、正義、真理是人類的明燈。可是不能嚴肅地對待一個同胞的死亡，何談對真理的追尋。
此時再次回顧開篇的兩個死亡案件，案情本身與其帶來的影響雖然相似，可是兩個案件的意義卻大相徑庭。洪案最大的意義在於，它向世人展示了公民的力量，及其所能成就的對正義的孜孜以求。孫案雖然也最終促成了惡法的廢止，可是兩者的連接被故意隱去，更像是一個疑點重重的庭外和解。
孫志剛的故事借由成功偷雞發表報導的《南方都市報》進入公眾的視野，報紙負責人與報導記者此後均遭到清洗與懲戒，令人無法定義這是一次媒體的勝利，或是公民力量的失敗。
在這種五味雜陳的混亂感受裡，我們似乎再次看到那個冤死亡靈的隊伍，而懵懵懂懂走在最前端的，是一名被稱作阿Q的無業遊民，他不知為何被五花大綁，被遊街示眾、趕往殺場，在這赴死的路上，他無暇多想，正琢磨著喊出怎樣一句令人印象深刻的口號，最終卻也只能想到：“過了二十年，又是一個……”
魯迅先生將阿Q比作典型的中國人，他也給了阿Q一個典型的死亡。這個死亡不僅是筆糊塗賬，更重要的，是沒人關心、無人問津，沒有哀悼、沒有紀念。如今，魯迅先生逝世七十七年之後，我們仍然沒有將阿Q從遊街的隊伍中解救出來，而只能目送其代表著即將被送上法場的我們自己，漸行漸遠……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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