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中旬,我在從台北返回澳門的客機上,偶然讀到了蘋果日報上一篇題為<公民社運不是唯一正確>的社評。這篇社評的作者先是強調自己支持以公民抗命來彌補「民主代議政治的缺憾」,之後卻兩面開弓,一方面力陳社運不應被視為「唯一的正確」,像社會發展、建設等的社會需求理應獲得兼顧,「那些年,推平廣大的農田,建好了高速公路。如果放在今日,社運環保的緊箍咒何等嚴厲...甚麼大事都別想做」;另一方面又憂慮若任何「小爭議」也要搞社運,「則社會必將彈性疲乏...遇到大事也召喚不起麻木的公民了」。就作者看來,像洪仲丘事件這種「大是大非」,才值得我們出來抗爭。 兩種抗爭 這段評論適時地提醒了我廿五萬白衫軍在近幾年的社會抗爭中,實屬殊例。隨著經濟環境惡化,粗暴橫蠻的發展主義直捲全台。從環境保育、出版自由、都市更新到農民權益,小島烽煙四起,「發展」與「公義」兩大陣營之間的尖銳對立,成為了社會抗爭的主軸。洪仲丘事年的抗爭,卻似乎並不在這主軸-也就是作者所說的「小爭議」之中,而成為自成一格的社會事件。 不過,我所接觸到的左翼學生、知識份子和社會運動者在談起寫起白衫軍時,言語之間所飽含的不滿卻幾乎與蘋果社論如出一轍:不滿1985聯盟未有全面批判洪案背後的結構性問題;不滿它的反抗姿態太低,使運動看起來更像是上京申冤,而不是社會抗爭;不滿那些平常根本不關心社會議題的人們,這次突然跳出來湊熱鬧,擺出一副早就洞悉天下大勢,但不到最後關頭不露面的臭架子。社運界朋友聽了,自然火大。 蘋果社論和社運界對白衫軍的大加撻伐,酸味一樣重,卻代表了對公民社會兩種截然不同的看法。對前者而言,值得以生死相搏的抗爭在90年代就已經結束。在當今的民主時代裡,公民抗命僅是用來彌補「民主代議政治的缺憾」,而且只適用於「大是大非」之上。洪案屬於「大是大非」,原因在於案件中的各種醜陋與悲情,與民主制度背道而馳,使人聯想起威權時代的暴政,正如社論作者所描述的,「洪仲丘案涉及多年來國軍的黑暗與濫權,眾多受害人有冤難雪」。至於其他不威脅民主與憲政的「小爭議」,則應循民主制度內的程序,以社會成本更低的方法去解決。 然而,那些政治立場左傾的朋友們,看法卻大徑庭。對他們而言,生死相搏的抗爭並未有因為民主時代的來臨而結束。如拆遷戶、農民等弱勢者在多數暴力和發展主義的夾擊下,並未有享受到民主所帶來的任何好處。官員、企業家與校長實際上都是黑道,他們自己在會議廳裡行禮如儀,其手下卻在全國各地暴力地拆屋毀田。社運者於是衝擊警察防線,不顧尊卑倫理高聲嗆官員師長,希望透過擾亂現存的社會秩序,來突顯這樣的秩序是建立在多麼暴力與偏頗的基礎上。而當下的民主制度,他們高聲喊到,是假的。 被排擠的公民 就我本人而言,我很慶幸主導從野草莓到大埔抗爭等一連串社會運動的,是那群人數較少卻更瞭解社會壓迫本質的左翼學生,可是我同樣擔憂那些較保守、溫和的公民會因此被排斥到社會運動之外。我還記得2008年野草莓學運是如此努力地想擺脫民進黨的陰影,但我懷疑從那時起的一連串社運,從訴求、策略、形象到行動劇碼-那些粗言穢語、那些衝擊、那些印著「陪我去遊行」洋溢著青春氣息的海報,所切割掉的並不只是民進黨而已,它們還排擠了大量政治取向溫和公民:那些白手興家、相信資本主義公平性的中小企老闆;那些每日辛勤地把長幼倫理和社會禮儀反覆地灌輸給孩子和自己的家庭主婦;那些把經濟發展當成是救世主的窮苦都市人和鄉村農民;那些習慣在政黨的動員下以像在河堤散步一般的優閒步伐走上街頭的公民、喜歡聽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卻又不喜歡街頭暴力的公民,這些人都被激進社運排擠了。 公民社會於是被撕裂了,對雙方都構成了不好的影響。我記得曾有位左翼社運份子憶述自己在坐計程車參加社運時,被司機批評破壞社會、影響經濟。這名社運份子在臉書上用最難聽的言語痛罵那些計程車司機,我卻實在忍不住覺得,那些左派同仁們總太容易把自己從書裡唸到的左翼哲學當成是任何有良知的人都應該會看到、會同意的道理,於是打從心底看不起那些苦口婆心地勸告他們別浪費時間擾亂社會的前輩-看不起那些沒機會唸到複雜的社會理論的人。不過,比起鄙視,更多時候他們直接忽略所有的局外人。我記得當反媒體壟斷的抗爭逐漸被定性為學運時,我身邊一位朋友忍不住挖苦道:「我也看報紙,但我畢業了,我還有資格參加這場抗爭嗎?」另一邊廂,公民的反撲是凌厲的,抗爭者擺脫了被染綠的社運宿命,卻開始被描繪成不知民間疾苦、不為大局著想、整天只想搞亂社會博取媒體注意的屁孩子。 洪仲丘事件:抗爭新典範 長久以來,我總為那些被排斥在社運之外的公民感到擔憂,害怕他們會徹底倒向威權的一邊。可是,這次洪仲丘事件而引發的連串的抗爭,卻讓我深深訝異於台灣公民社會的韌性:那些溫和、保守的公民幾乎是急不及待地把握住洪仲丘事件的契機,重新回到凱道、再次以社會運動來確認自己的公民身份和認同,甚至-就像蘋果日報的那篇評論那樣-嘗試重新介定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社會抗爭,以與左翼社運互別苗頭。 我的建議是,學生領袖、左翼知識份子和社運份子不應敵視白衫軍這場溫和而保守的社會運動,因為這場運動以其極為強大的儀式性力量重新凝聚和團結了公民社會,而這是覆蓋面小得多的左翼社運所無法達成的。一個支持民主憲政的公民社會的永續存在是重要的,你也許可說它是既得利益者的煙幕,說它面對社會的不公不義時冷血麻木。然而這個在台灣已如空氣般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公民社會,卻確保了抗爭者表達訴求的自由,確保他們不會因為在街頭與警察衝撞就被送到綠島去、確保拆遷戶不會死在挖土機的怪手之下。這就我一個澳門人看來,尤其難能可貴。洪仲丘事件及其抗爭是台灣公民力量的回歸,我期望以這次事件為基礎,日後會有更多這類透過溫和與保守的姿態來擴大參與的社會運動,以滿足人民重新介定自己公民身份的儀式性需求,並與左翼社運產生著相輔相成的功能。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