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邁入百年孫中山評價仍分歧 - 陳國祥/中央通訊社常務監事 (台灣) - 自由論壇

中華民國邁入百年孫中山評價仍分歧

陳國祥/中央通訊社常務監事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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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新軍的一次倉促起義，意外地推翻了滿清政府，誕生了一個早產、發育不良且體弱多病的中華民國。她的「國父」孫中山雖同享海峽兩岸政府給予的高度尊榮，但人們對他的評價人莫衷一是，極度分歧。孫中山究竟時怎麼樣的人？我們該如何超越黨派立場給他客觀的評價？

邊緣人地位世界人眼光

孫中山一八六六年出生於中國邊陲地帶的廣東省香山縣翠亨村。他的出生背景與求學歷程注定他在中國的邊緣人位置，但也開啟他世界性的眼光。他出生的年代正值中國的「衰世」，清朝中葉文化聞人龔自珍比喻當時為「將萎之華，慘於槁木」，而且「日之將夕，悲風驟至」。對於一個庸祿無為的人來說，處此年代，真是生不逢時；但對一個不甘隨波逐流亟思有一番作為的人來說，正是施展抱負、創造新時代的大好時機。孫中山的邊緣人地位與世界人眼光，正好讓他得以從腐朽、僵化、滯後的主流社會脫逸而出，而在當時先進於中國的外國與香港所吸取的新知，開闊了眼界，砥礪新志向，讓他成為從中國外部發動革命，衝撞舊體制、開展新機運的一個劃時代先鋒。

孫中山自小就不同凡響，特別是在反抗傳統禮教、民間信仰和不良習俗上，他表現得非常叛逆，破壞性十足。少年孫中山對傳統迷信反叛破壞，卻對太平天國造反抗清的故事神往不已。童年時，他在翠亨村見到太平天國老兵馮爽觀，常聽他講述太平天國領導人洪秀全、楊秀清的事蹟以及他的作戰經歷，感到非常佩服，並且心嚮往之，還感嘆地說：「要是洪秀全滅了清朝就好了！」馮爽觀就鼓勵他：「你長大後也當洪秀全吧！」孫中山也以「洪秀全第二」自詡。十八歲從檀香山返國後，他常在鄉里宣講太平天國和美國華盛頓革命的事蹟還和孩童大玩「捉滿州仔」的遊戲，弄得家鄉父老非常驚慌。

身為一個革命者，他卻一貫崇尚仁義與和平。美國史學家史扶鄰（Harold Z. Schiffrin）寫了一本孫中山評傳，稱他為「勉為其難的革命家」，他指出他性格上的一大特質：「他反對鼓勵階級鬥爭，也不願用暴力手段去消除本國的不公正根源。他雖具有大無畏的精神，但缺乏真正革命家所特有的冷酷。」

即使面對列強各國，孫中山也常溫婉以待，寄予共同為善的厚望。他雖然一心一意要革命強國，讓中國擺脫被帝國主義欺凌的悲慘命運，但他在革命的過程中，為了取得奧援，籌措經費，不得不與列強諸國及其有力人士打交道，承諾如能得到金援，將讓渡種種特權。為此，他常被當時的人以及後世譏評「與虎謀皮」、「出賣國家」、「為達目的不擇手段」。

一九一一年武昌起義之後，革命初步有成，孫中山仍然擺脫不了貧困的厄境。他在美國中西部知悉革命軍佔領武昌，沒有馬上趕回國，繼續在美國與歐洲進行外交上的努力，主要還是為了尋求外國政府貸款或資助，以支撐新政府運作之財務需求。他到華盛頓寫信給美國國務卿求見，石沈大海。到英國後簽署一項文件，希望取得英國政府基於「友誼和支持」的一百萬英鎊貸款，允諾革命勝利後「給予再華若干優先權利」，結果毫無所得。到了法國，提出優厚的貸款條件，包括讓渡關稅、礦稅、部分土地稅的徵收權，得到的回應是「絕對不可能」。孫中山兩手空空回國迎接中華民國這個嬰兒的誕生。

回到上海，他透過宮崎滔天與日本三井物產會社上海分社洽談貸款，幾經交涉，一無所得，臨去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還是口袋空空,，急得如熱鍋螞蟻。孫中山當上大總統，還來不及幹出福國利民的好事，就幹下「解衣療饑」的壞事，引來一片斥責之聲。他和黃興為解南京臨時政府財務燃眉之急，耗盡心力，一無所獲，還弄得聲譽蕩然。黃興急得胃出血，吐個不停。孫中山接見回國慶賀的同盟會老同志，被問到革命成功當上總統應該很痛快吧？他大嘆;：「何來痛快？只有苦惱！」

積弱不振的磚牆終被推倒

他在革命過程中何以一直未經費不足所困？這當然不應歸咎於他個人募款能力不足，也不是因為他缺乏愛國心或者不尚手段的節制力。一切問題的源頭應該是國民革命的基本性質、革命方略以及政治號召在在缺乏堅實的社會基礎支撐所造成的。興中會和同盟會孤懸海外。其能創立，源自孫中山的排滿建立共和國理念；其能獲得響應，在於積弱不振的中國正受滿人統治，漢人在共同的排滿意識下，合力推擠已然搖搖欲墜的清朝磚牆；其能推倒清廷，固然要歸功於孫中山等革命黨人率先在海外高舉反清大旗，再滲透國內，鼓動風潮，但武昌起義建立灘頭堡後，能在短時間內獲十八省響應宣佈獨立，則要歸因於中央與地方矛盾結合滿漢矛盾，致使漢人掌控的地方勢力坐大，和新軍同樣在「民族革命」的激情下，搭上革命列車。無論是海外的革命中堅力量，或者是國內呼應國民革命的政治勢力，都不代表當時的中國革命有一批具有資財實力的新興社會利益集團業已出現，並且聚集在孫中山的主義旗幟下推動革命。

恰恰相反。孫中山在海外聚集的革命中堅力量主要是留學生、革命流亡者、會黨人士和華僑。他們大多數是從原本的社會網絡逸出，飄零海外，像是失跟的蘭花。另外，被孫中山頌讚為「革命之母」的華僑，固然不乏移民數代家業鞏固或者事業有成者，但多數還是地一帶的打工仔。他們對革命的奉獻大多還是「熱心有餘，資力不足」。

說到國內呼應革命的勢力，一方面是新軍他們接受比較現代的軍事訓練，思想觀念傾向改革現狀，他們身在「滿營」心在漢，但也算不上新興的社會利益階層。另一股勢力是士紳階層。這個階層的人多半新舊文化內涵兼而有之，寄身於各種新興事業或機構，多數省市的諮議局長掌握在這個階層手中。他們多數傾向維新或立憲主張，對革命原先多心存畏懼，後來因為清廷連立憲都不接受，因而逐漸同情革命主張。他們是武昌起義後紛紛宣佈獨立，成為扳倒滿清政府的重要推手。不過，辛亥革命之後，他們少有人追隨孫中山繼續革命。除了這兩個新階層，當時的中國因為民間實業剛萌芽，還不成氣候，所以並無成熟的、壯大的企業家階層出現。

孫中山發動的排滿革命，起之於海外，成之於國內，但在國內，它是漂浮無根的，既未寄託在新起的經濟階層或社會勢力之上，也未能寄身於下層的廣大民眾之間，因此力量是孤立的，牽動的層面是狹隘的。這樣的革命注定只能短暫成功，而不能持久；只能掃除漢人掌權障礙的表層帝制，而不能帶動傳統社會結構的大幅轉型。

出身貧農家庭思想面向全體國民

同時，孫中山或許是因為貧農家庭出身，又親身瞭解歐美國家下層階級生活的痛楚，致使他的思想主義是面向全體國民的，經濟方面的主張傾向下層階級，具有社會主義的色彩，難免遭致社會上既得利益階層和富有資產者的疑懼，因此始終得不到他們的奧援。即使他的革命主張傾向於經濟下層群眾，但他和革命黨人又未發展出對群眾宣傳、組織、動員的戰略指導原則和戰術實戰技能，因此民國之前的革命活動一直侷限於華僑、知識份子、會黨、新軍、列強政府與外國友人之內，因此力量顯得單薄。進入民國之後，一直到「聯俄容共」之前，他領導的政治力量與組織，雖然很重視主義的建構、民智的啟迪，但也一直未發展出群眾路線，因此未能開創新局面。

儘管如此，孫中山革命的意志非常堅定，百折不撓，愈挫愈勇。有人認為這是因為他的天生性格非常倔強有以致之。他的二姐孫妙茜描述他小時候呈現的性格：「幼時即喜為人打仗，見群兒被人欺凌，則大抱不平，必奮勇以打，即打不贏，亦不稍退。」到檀香山讀了中學再讀教會學校，因信仰基督教，他哥哥制止無效，憤而要他棄學歸國，他也堅持篤信上帝而返鄉。這種執拗的個性的或許正是他在革命過程中百折不撓的驅動力。他處逆境而能披荊斬棘，堅持不懈，光是武裝起義就失敗了十一次。辛亥革命後，同樣一再挫敗，但仍不改其志，奮戰到底。一九一三年二次革命失敗後，他寫信給南洋同志說：「吾輩既以擔當中國改革發展為己任，雖石爛海枯，而此身尚存，此心不死。」他的堅毅性格如同鑽撰寫《追尋現代中國》一書的英國史學家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所說：「孫逸仙的頑強不屈以及樂觀豁達使他從不輕言放棄，而他堅韌的人格特質亦使他贏得眾多支持者，俾以壯大夢想。」

他發動的十次武裝起義，在旁人看來，簡直是在大草原上點燃星星之火，根本發生不了燎原之效。主張維新變法的康有為就批評他：「孫文躁妄無謀，最易僨事。」但是，他認為武裝起義如果順利攻下戰略要點，可以佔領城市，建立革命根據地，再由點擴張為面，形成割據局面，引發各地響應，即可覆滅清廷。他認為：「如置一星之火於枯木之山矣，不必慮其不焚也。」因此，他將武裝起義視為革命首要工作，敗而不餒，屢敗屢戰。這種堅定不移的作法，鮮活地表現他意志堅決的頑強性格。

儘管滿清政府崩解跟孫中山預期的也是追求的方式很接近，但是，他推動的武裝起義實際上並不成功，十次起義從來沒有一次能按原先的計畫進行，更不曾佔領過任何城市。道理很簡單，他從一八九四年創立興中會到一九二四年創立黃埔軍校的三十年間，他從未建立自己個革命軍隊，每次舉兵作戰都是臨時湊合。反滿革命期間，沒錢、沒地盤，無從建軍，多半是動員會黨、雇傭兵或者策反清朝的雇傭，再來就是未經訓練的革命黨人上陣衝鋒。民國以後，同樣缺錢，也沒有自行我建軍的正當性，兩次到廣東組建政府，都是依靠當地軍閥、雇傭兵或拼湊一些雜牌軍，最後還被轟走。直到一九二四年「聯俄容共」之後，獲蘇聯奧援，才開始建立自己的軍隊。他最終走上「聯俄容共」、「以俄為師」之路，與其說對俄共的列寧主義有信奉之心，不如說他飽經挫敗之後，滿懷著建立一支軍隊去統一中國的急切之念。

所以，他在革命過程中真正起作用之處，不在武裝攻堅得逞，而在政治號召得力。他洞燭機先，深切理解他所處時代的渴望，一八九四年率先呼喚「驅逐韃虜，恢復中華」，抓住時代的脈搏，首開革命風潮之風。既能喚起排滿革命意識，又能統合主張歧異的各路人馬，大家齊一步調，鎖定目標，終於眾志成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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