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賭場經營執照掀動劇烈競爭的澳門立法會選舉

譚志強/學者、時事評論者 (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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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市議會選舉的歷史
中國領土上最早出現西方式的民主選舉，亦即通過市民「一人一票」選出自己的「代表」去管治自己的地區，是在澳門首先開始的，不過，這是一種葡萄牙當局移殖到中國土地上的、歐洲中世紀城邦（自治市）模式的管理安排，與現在流行的「全面普選」（universal suffrage）模式是有不少差別的。
1560年，居住在澳門的葡萄牙人開始組織包括地方長官（capitao da terra）、大法官（ouvidor）與天主教主教（bispo）的自治機構「市政廳」（市議會，Camara de Leal Senado）。這幢白色的歐式建築物，目前仍然屹立在澳門市中心噴水池的對面，只不過名字已經改成「民政總署大樓」。
「市政廳」是每一個在澳門出生的，具備法律資格的葡萄牙王陛下的自由臣民，都有投票選舉的權利。來自葡國屬地領地的自由臣民，只要在澳門結婚或定居，也具有投票權，除非法律規定他們喪失資格。選舉的結果必須獲得葡屬印度（果亞）總督的批准。
除地方長官、大法官與主教外，「市政廰」還有兩名法官(juizes)、三名市政委員(vereadores)、一名監察官(almotaces)、和一名財政官(tesoureiro)。市政委員負責各類市政事務；法官負責審查市議會通過的各項命令有無達反既定的規則和法律，也對某些民刑事案件作出判決，但對他們的判決如有不服，可以向澳門的大法官上訴，或且向由六名部長組成的（包括大法官及由總督任庭長的）果亞最高法院上訴；在大多數情況下，果亞最高法院的判決是決定性的。
監察官負責稽核澳門的公共建築物，對應該進行的維修提出建議，並執行市議會的命令，還須代表澳門葡萄牙人與香山縣令打交道。財政官則負責徵收「市政廳」的歲入，其中大部分來自向葡萄牙商船徵收佔貨物百分之五的商業稅，然後將徵得的貨物出售所得作為經費。
早期的澳門政府是很民主的，財政官不是市議會的成員，但每年要出席兩次市議會的會議，報告財政收支情況。如果入不敷出，就要由議員設法解決。一般而言，籌措方式包括向商人貸款，發動捐獻，或徵收人頭稅和財產稅；如果財政出現盈餘，這筆錢便撥歸下年度預算或用於慈善福利事業。另外，市議會還聘用若干葡籍士兵，以維持澳門城的治安。
1624年，葡屬印度（果亞）政府委派首任澳督（兵頭）馬斯加路也（Francisco Mascarenhas）長期駐守澳門，民選的市政廳與官派的澳督，便開始長達225年的權力鬥爭，直至1849年代表里斯本當局的澳督亞馬拉（João Maria Ferreira do Amaral）獲得全面勝利，才敲響了澳門民主政治的喪鐘，澳門城的權被收歸到以澳門總督為核心的「政務會」和「立法會」（成員均由澳督委任產生），大部分職權被收歸澳督和立法會，只能管理一些與「市政」（屠房、衛生、街市、圖書館等等）有關的，與政治無關的一般事務。
1999年12月20日澳門特區成立後不久，市政廳還被特區政府「違法」癈除，其職能完全被澳門特區政府轄下的「民政總署」接管。
澳門立法會選舉的歷史背景
1974年至1976年，葡萄牙和澳門葡當局，特別是曾經熱烈參與過1974年「4.25石竹花革命」的澳督李安道（Jose Eduardo Matinho Garcia Leondro），本來是主張立法會議員應該全數以「直接普選」的方式產生。不過，此建議受到當時澳門代表北京當局（阿爺）意見所有華人領袖（包括何賢、馬萬祺、崔德祺）群起反對。
在諮詢本地華人領袖的意見之後，葡萄牙和澳葡當局遂沒有把歐洲本土「直接普選」（立法機構全部議員均由普選產生）制度完封不動地搬到澳門。
具體而言，葡萄牙和澳葡當局將「全數議員」都由「直接普選」產生的方式，修改成類似1937年至1945年，對日抗戰期間在「陝甘寧邊區政府」所施行的那一套「延安模式三三制」，亦即「1/3直選產生、1/3間選產生、1/3委任產生」的「澳門模式三三制」。
葡萄牙當局後來將這些「憲政安排」，寫進1976年通過的《澳門組織章程》（Estatuto Organico de Macau）之中。這些有意削弱「立法權」，壯大「行政權的條文，後來再被1993年「全國人大全體會議」通過的《澳門基本法》完全繼承。
於是，澳葡當局和其後的特區政府，便永遠擁有通過任何政府法案的過半數議席（1/3委任、1/3間選），即使直選議員如何反對，都跳不出葡國北京中央政府的如來佛掌，最重要的一切事務，特別是1999年12月之後，最後都要北京當局（主管港澳事務的高層領導人）「拍板」，才能算數。
葡治澳門時期共辦了6屆（次）立法會選舉（1976, 1980, 1984, 1988, 1992, 1998），由於第6屆葡治立法會議員全部直接過渡到澳門特區政府第一屆立法會，故此，迄今澳門特區舉行的立法會選舉即使號稱「第五屆」，其實只是主辦了4次選舉（2001, 2005, 2009, 2013）而已。從1976年2013年，前後相加，澳門在37年之內共舉行過10次澳門立法會選舉。
第五屆澳門立法會的選舉經過和結果
第五屆澳門立法會選舉的「直選選區」方面，共有破歷史紀錄的20張「參選名單」被認可合格參選。比較明白澳門政治情勢的人士都可以預測到，在「漢狄比例代表制」的保障之下，14直選議席之中，其中比較財雄勢大的8席早已「名花有主」因為，只要這幾位候選人維持到第4屆的「當選基本盤」（亦即8000票），便可以順利連任；至於後面剩下的6席，則由大概8至10位具有70%-80%「當選基本盤」（亦即5600-6400票）的候選人去競逐。簡而言之，就是「人人有希望」，但不是「個個有把握」。
「間選選區」方面，根本就沒有任何懸念，和過去幾屆一樣，都是澳門各個傳統政治勢力（社團）經過詳細協調之後，才推出候選人去參選的「等額選舉」，亦即「12個人競選12個議席」。簡言之，「人人有位坐，個個有肉食」。

委任議員方面，根據澳門過去的傳統做法，都是要等待「間選選區」和「直選選區」兩組議員的選舉結果正式揭曉之後，由行政長官（1999之前是澳門總督）根據最新的政3形勢和各方政治勢力的對比，自行判斷應該委任那些人馬，去為澳門特區政府日後提出的各項法案「保駕護航」。所以，迄今這一方面也是「人人有希望」，但不是「個個有把握」。
賭牌重新檢討，掀起劇烈競爭
為甚麼要當澳門立法會議員呢？一是可以向政府「勾地」（以低價向政府購買土地，高價轉售或賺取發展房地產項目之後售出的高額差價），二是可以向政府申請「改變地目」（變更已經霸占的土用途，地價便可以如火箭般颷升），三是可以向政府「承包工程」（賺取工程費用或將工程轉包出去的差價），四是可以向政府成功申請各類「補貼」（即數以百萬計或億萬計的政府撥款）。
今屆選舉還多了一項「超級大樂透」：「賭牌」（賭場或幸運博彩場所經營執照），亦即新當選的立法會議員及其背後代表的利益集團在2015年的「賭牌批給檢討」中，擁有較高的批給「新賭牌」機會。由於擁有「賭牌」與否，涉及數以百億港元計算的經濟利益，故此，今屆立法會選舉才會競爭得如此難解難分。
澳門的賭牌管理制度，自1931年到2013年，至少經歷過「獨占模式」（1931年至2002年）的「一牌多場」時期（一個執照，多個賭場，最後是1個賭牌，11個賭場），和現在的「寡占模式」（2002年到2013年）的「六牌多場」（六個賭牌，多個賭場，現狀是6個賭牌，44個賭場）。
澳門特區政府不久之前宣布會在2015年考慮是否改變「現狀」，由於不太可能將已經批出的舊有「幸運博彩場所（賭場）經營執照」收回，因此，未來只可能是「寡佔模式」不變，但會多發出幾個執照出來，給新加入或原來向「澳博」或「銀河」掛靠（借牌）經營「衛星賭場」和「賭廳」的人士去獨立經營，二是變成「完全競爭模式」，亦即「無限發牌，一場一牌，多牌多場」。
向擁有賭牌的公司借牌經營「衛星賭場」和「賭廳」的業者，如果本身持有牌照，以後便不必每月上繳約5%的收益予擁有「賭牌」的公司，於是，大家便看到今屆澳門立法會議選舉出現不少與「衛星賭場」和「賭廳」有關的候選人出來競逐，己經公開「博彩業」身份的候選人，至少包括第十三組候選人名單的陳明金（金龍酒店賭場、駿景酒店賭場）、第八組候選人名單的鄭安庭（賭廳經營者）、第一組候選人名單的梁安琪（凱旋門賭場）、陳美儀（置地廣場法老王賭場、漁人碼頭巴比倫賭場）、第二十組候選人名單的關偉霖（海景皇庭酒店賭場）。
經過一番激烈競逐後，即使輸了16票的第一組第二名候選人黃昇雄一再上訴，重新點算廢票，澳門第5屆立法會選舉總核算委員會仍於9月24日公布總核算最終結果。14名當選人依得票順序分別為陳明金（26390）、麥瑞權（16251）、何潤生（15815）、施家倫（13195）、高天賜（13119）、梁安琪（13089）、關翠杏（11960）、吳國昌（10987）、區錦新（8827）、陳美儀（8756）、鄭安庭（8125.5）、黃潔貞（7907.5）、宋碧琪（6597.5）、梁榮仔（6559.5）。
從此當選名單來看，陳明金、麥瑞權、梁安琪、陳美儀這4組人馬，日後獲得「新賭牌」的機會應該是不低的。
總結
第五屆澳門立法會選舉結果大出眾人意外，不是選舉制度出了甚麼問題，而是不少人士期望過高，誤解了民主是可以解決一切問題的「萬應靈丹」，不曉得民主只是一種只能減少罪惡的制度安排，其政治效果是「防惡」而非「興善」。
澳門立法會選舉存在的種種問題由來已久，它們不但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還有不少問題是由於過去幾年以來由於「博彩旅遊業」帶來的「忽然暴富」及「貧富懸殊」所造成的。澳門居民「保守封閉、不重專業、只講關係，不看能力，要和諧，不要公義」，「眾地勿企，閒事莫理，有錢撈錢，只為自己」的「政治文化」其實從來沒有改變，希望澳門立法會的各類議員比例、立法素質、監督政府能力等等方面有所改善，在「政商勾結、特權橫行」的既得利益集團反對下，短期之內是無可能做到的。
總而言之，在澳門目前實行的「雙層三三制」（「三」權分立但行政主導、立濁會只有「三」分之一直選議員）憲政結構下，任令澳門居民直選出來的議員們如何亂蹦亂跳，其實都跳不出北京當局的「五指山」。「沒有驚喜，和諧至極」，「特首在前面，北京在幕後」的澳門政治基本性質，將一如以往地繼續下去就是，最多只是那一派勢力多得了一些議席，那一派勢力少得了議席；那一派獲得賭牌，那一派得不到賭牌，如此而已。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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