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地點與時機，非問題核心
國共鬥爭雖然最後勝負分明，然浪費龐大的民族資源、犧牲數以千萬的無辜生命，也讓中國與台灣的社會及經濟發展延宕30年，兩岸實不應再重蹈時代的悲劇、歷史的錯誤。
因而2月中旬台灣陸委會主委王郁琦與大陸國台辦主任張志軍在上海舉行的「王張會」，雖無實質的突破性，卻開啟兩岸65年來首度正式官方接觸，具有歷史意義。
然自江丙坤等重要技術官僚相繼撤換後，海陸兩會的定位、角色、分工，日漸混淆及缺乏細膩規畫，主事者經驗、能力不足，聲望亦不夠，兩岸談判台灣漸處劣勢；以致王郁望兩岸領導人能於今年北京APEC年會晤面遭拒，不令人意外。
文革後中共的改革開放與兩岸的和平交往，加速中國的崛起，證明和平發展路線的正確，中共應珍惜現有的成果，堅持既有的方向，繼續共創兩岸美好的未來。
國共鬥爭的正式結束，定點於2005年總統敗選後連戰以國民黨黨主席身份4月29日前往北京會晤中共總書記胡錦濤的那一刻，但這象徵的僅是國共和解，不代表兩岸和解；是故兩岸領導人的碰頭，乃成為進一步的歷史課題。
外界對於兩岸領導人的會晤，幾乎着眼於身份、地點與時機，其實這並非問題的主要核心。
習近平目前擁有中共總書記、中央軍委會主席、國家主席、中央全深改領導小組長及國安會主席等五大職銜；馬英九則身兼總統、國民黨主席及國安會主席三大頭銜；若真是有心要見，在甚麼時間、地點及用甚麼名稱，基本上台灣不會刻意堅持，而是著重在實質的互惠。
倒是中國方面很在意身份、地點與時機，步步為營；如果中共認為馬、習雙方現有職稱皆不適合，那何妨新創箇「兩岸和平促進小組」，馬英九為台灣代表，習近平為中國代表，既中性又對等，或許可為解套。
身份名稱若定調，會晤地點如不於國際場合，則可選在同一天之早上於廈門，下午於金門之「兩岸兩門」對開進行；頭銜、地點若搞定，雙方領導人哪天會面，都是黃道吉日。
重點在於，雙方會面後呢？
任何跨國性的談判，領導人首先考慮的是自身利益，其次是國家利益，最後才是雙方利益，當然最成功的是三方利益兼顧；問題是兩岸政治主張上是一中，實質上是兩國，而且又牽動週邊國家利益，這種講不清楚的關係，比國與國談判更錯綜複雜。
藏疆港內部和解，有助兩岸和平
馬英九上任總統5年多，民怨深厚，眾叛親離，今年11月29日台灣又將進行11,000多位公職七合一大選，就國民黨參選人而言，一動不如一靜；對在野黨來說，敏感的兩岸話題則最能於經濟不振時，換取選舉效益。
七合一選後，緊接著則是立委與總統選舉啟動，馬習會若有實質的談判結果，有利於台灣的，在野黨不領情，不利於台灣的，無異為2016年大選埋下變數；那麼，馬習會的意義不啻大打折扣，甚至形同任期還漫長的習近平在為即將卸任的馬英九舉行「送別會」。
而對於走馬上任不到二年的習近平而言，當前國內矛盾充斥，反動勢力隨時俟機反撲，面對誠信待考驗的馬英九，以及台灣內部情勢的日益緊繃，馬習會稍略擦槍走火，習近平「有功無賞，打破要賠」。
就算趕鴨子上架，馬習鵲橋相會，那麼剛辦完「送舊會」的習近平，未來是否還要跟台灣新總統再來一次「迎新會」，否則雙方怎麼磨合？
東西德談判，西德地大錢多民主，東德國小民窮專制，兩國都談了20年，台海兩岸方方面面完全南轅北轍，和平談判可非一年多就可一勞永逸，操之過急或將「吃緊弄破碗」！
尤其在談判技巧，中共一向慣於「欲擒故縱」，對手愈是急驚風，中共越是慢郎中，台灣在這方面既無經驗，也無危機意識，這也是台灣朝野反對馬英九貿然與中共進行政治談判的主因。
顯然，2016年之前，還找不出馬習會的黃道吉日。
倒是台灣新總統產生後，雙方領導人還有4~7年的磨合、交往與達成共識的時間，屆時兩岸頭頭相會才具實質意義。
當然，也非不能馬習會，但若要會，則應定調作兩岸和平談判的「破冰會」，以及習近平未來與台灣新領導人的「會前會」，方具意義。
時不我予的馬英九基於虛無的歷史地位急著與習近平握手，對習近平來說，不管跟馬英九或未來台灣新領導人見面，歷史地位同樣皆可獲得，差別在於能否兼具《歷史地位+1》、《歷史地位+2》，甚或《歷史地位 +∞》的多元效益。
然而，除了對馬英九高度不信任，兩岸領導人會晤的最大挑戰，一是台灣經濟矛盾，一是中國政治矛盾。
台灣經濟矛盾方面，在於國民所得倒退，年輕人就業困難，另方面則物價飛漲，貧富日益懸殊，罪魁禍首被歸咎於兩岸的密切交流，讓台灣經濟遭到強烈磁吸，導致經濟惡化。
此外，貪腐嚴重、新聞管制，以及中共與西藏、新疆及香港衝突的中國政治矛盾，更讓台灣人民對於兩岸的「政治和解」，高度疑懼；因而不管馬習會或未來的甚麼會，最好的橋樑與保證，就是中共先與西藏、新疆及香港進行內部大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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