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時間以來，兩岸領導人會面問題再度成為各界熱議的話題，尤其在今年2月“張王會”前後，這一話題“強強滾”，可以說是十分“炙熱”，兩岸三地各類型媒體紛紛以各種形式，熱炒這一議題，不少專家學者、名嘴媒體人也對這一議題進行各種分析與評析，而在兩岸官方層面，對兩岸領導人會面則抱持“樂觀其成”的態度。臺灣方面，馬英九曾數次主動拋出“習馬會”話題，展現主動積極的姿態，而對於兩岸領導人會面，大陸也“一直是持積極開放的態度”，可見，兩岸領導人會面有了主觀上的意願。可以說，兩岸雙方都“願意會”。
那麼，兩岸領導人要“如何會”呢？這是個技術層面的問題，不過，要相對圓滿的解決這一問題，並非如同想像中的那般簡單。由於受歷史和現實等各種特定因素的制約與影響，兩岸領導人要進行會面，在實際操作層面會遇到諸多棘手的問題，比如：身份、頭銜、稱謂、場合、地點、時間點等等。這些問題如何解決，在某種程度上，將影響兩岸領導人能否順利實現會面。
事實上，細察兩岸雙方對這一議題的回應可以發現，臺灣方面更多地是將兩岸領導人會面當做一個“議題”，相對更側重這一“議題”帶來某種“形式上”的“指標性意義”。為此，馬英九頻頻拋出以“經濟體領袖”身份參加今年在北京舉辦的APEC會議的話題，而否定以政黨黨魁身份參加其他形式的會面。因為，通過參加APEC會議，馬英九可向臺灣民眾以及島內反對陣營展現其對臺灣帶來的突破性的“貢獻”，並且能在所謂“對等與尊嚴”的情況下，實現了“兩岸領導人”之間的會面。在筆者看來，馬英九似乎在意與會帶來的“指標意義”，更甚於“兩岸領導人會面”本身。而與臺灣方面相較而言，大陸似乎更注重兩岸領導人會面的實質性影響，因此對於APEC會議乃至坊間熱議的博鼇論壇，大陸似乎意願不高，畢竟這兩者都是“國際場合”，而兩岸領導人會面“不須要借助國際會議或場合”。
對大陸而言，在國際場合或國際會議會面，不可控因素相對較多，並且容易造成“兩岸兩國”的假像，此外，臺灣存在政黨輪替的可能，創造先例容易成為將來“台獨”政黨進行操作的空間。
那麼，兩岸領導人到底“會不會”？要會的話，“何時會”“怎麼會”？國台辦主任張志軍在與臺灣方面大陸委員會負責人王鬱琦會面時曾表示，“要破解難題需要想像力，對兩岸關係未來的發展，也應該有更大的想像力。”兩岸領導人會面，其實正需要如同張志軍所說的“更大的想像力”。在筆者看來，要發揮更大的“想像力”不妨從以下幾方面著眼：
其一，為兩岸領導人會面提供雙方可以接納的身份。
不少學者認為馬英九以黨魁身份實現兩岸領導人會面是一個可行的方案，這其實是個不錯的建議，然而，臺灣方面大陸委員會曾表示過，馬英九不會以黨魁身份進行“習馬會”，而一定會是以“臺灣最高領導人”的身份進行。以“臺灣最高領導人”身份進行會面明顯是個假議題，顯然根本行不通，大陸也無法接受。後來，馬英九在接受《亞洲週刊》專訪時，提出“經濟體領袖”身份，大陸對這一提法並沒有正面否定，但是強調了上述提到的“不需借助國際場合”的問題，實際上，也可以說間接回絕了這一提法。那麼，雙方應該以何種身份會面呢？事實上，諸如“兩岸領導人”之類的稱謂，也是可行的方案。只要類似稱謂不會出現違背“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情況，我想大陸是可以接受的。而在上述情況下，又應顧及臺灣方面擔心“被矮化”情形，從而提供兩岸雙方都可以接受的方案。
其二，尋找兩岸領導人會面的合適場合及地點。
大陸已經明確說明，兩岸領導人會面不需借助國際場合，那麼在什麼樣的非國際場合相對合適呢？坊間曾提出以國共平臺來實現“習馬會”，這雖然可行，但馬英九能否展現魄力還有待觀察。而在國共平臺之外，還有沒有合適的場合呢？這其實需要發揮更大的想像力乃至創造力，有學者提出可以設立“兩岸領導人峰會”來實現“習馬會”，這是個不錯的創意。其實，類似兩岸領導人會面的平臺是可以加以建構的。比如，一度熱議的“兩岸和平發展委員會”也是個不錯的平臺，兩岸領導人可借助類似這樣的平臺，以適當的身份進行會面。而至於會面的地點，學界相對推崇的地點是香港，筆者認為，不管是香港還是澳門，其實都是可行的。
其三，兩岸領導人會面不妨先易後難，循序漸進。
在筆者看來，兩岸領導人會面不一定需要立刻進行面對面的會面，其實也可以先從電話或視訊通聯的形式開始。兩岸領導人曾以發電報的形式祝賀對方當選黨魁，而接下來如果兩岸領導人再進一步，用合適的身份，以電話熱線的形式乃至視訊會談的方式來與對方互動，無疑對推動兩岸關係發展也將產生正面效益。
其四，兩岸領導人會面不應局限於“習馬會”。
筆者認為，兩岸領導人會面也可從廣義上來理解，不應等同於“習馬會”，畢竟，正如上述所陳述的，兩岸領導人會面需要處理諸多棘手的問題，這些棘手的問題可能需要較長時間不斷摸索和探究，在馬英九剩下的任期內，或許一時尚無法尋找到解決路徑。因此，兩岸領導人會面可以從宏觀視角來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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